李晓明　陈争尧



“并合主义”刑罚观对我国刑法立法的推动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李晓明陈争尧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内容摘要】与西方先“报应”后“防卫”的刑罚观进程不同，我国从1979年刑法(以“防卫”为主)到1997年刑法走过的是在“罪刑法定原则”规制下，循序渐进地走上刑罚“并合主义”之路。可以说，《刑法修正案(一至八)》，尤其《刑法修正案(九)》的大量条文都体现的是 “并合主义”刑罚观，这在我国的刑法立法史上当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然而，“并合主义”也并非十全十美，包括《刑法修正案(九)》中对其的运用也非全部到位，尤其在把握“报应”与“防卫”的融合机制上尚未达到精准的地步或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甚至没能从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上来有效把握“并合主义”理念在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灵活运用，从而实现在“并合主义”刑罚观的指引下使得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的高度统一。

【关 键 词】刑罚并合主义报应论预防论

刑罚理论是在人类历史的动态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与逐步完善的，如今依次出现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报应刑论、以菲利、李斯特为代表的预防刑论和“并合主义”的刑罚观，三者均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为人类保驾护航的作用，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理论价值。尤其是 “并合主义”的刑罚观经过长久的理论争论和社会实践的洗礼，其合理性也愈加被法学学者和司法实际工作者所认可，在今天看来，其似乎是刑罚功能与作用的最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