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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基本方略

2016-02-11张亚东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德治国依法治国现代化

张亚东

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基本方略

张亚东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独具中国特色治理之道的形成过程。在治国理政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形成了深化改革、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治理国家的实践效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指明了路径方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独具中国特色治理之道的形成过程。在治国理政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形成了深化改革、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治理国家的实践效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本文拟就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基本方略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对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深化改革的基本方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环境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因此,深化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

(一)深化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过程。改革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方式,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之源。邓小平就曾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可以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协调、不一致。随着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往潜伏的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便不断凸显。面对新情况,中国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理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所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改革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机制体制、法律规范等,而且是不断构建新的发展内容的实践过程,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实践效能,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3]具体来说,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着力改革经济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习近平指出,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4]。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这个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中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更加开放竞争的市场。另一方面,不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第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5]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首先需要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次,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6],以汲取各方意见建议形成最大公约数,实现协商民主制度化。

第三,推动文化体制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需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力。

第四,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所谓社会治理,就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7]不仅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而且要能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五,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国家发展之本,人民幸福之源。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8]因此,建设“美丽中国”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从严治党方略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带领团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略。

(一)从严治党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一方面,从严治党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执政党作为具有特定目标的政治组织,其自身建设状况和自我管理水平,往往决定着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9]这既是我们党管党、治党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世界各政党治理文化和管理经验的汲取借鉴。回顾历史,苏联解体可能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10]对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以史为鉴,彻底医治那些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刮骨疗伤”,“祛除毒瘤”,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铸造坚强的领导核心。

另一方面,从严治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示范引领。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也在党。“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关键特征是:西方走一条‘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11]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其生命力和公信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当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课题。如果党不能管好党、治好党,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很难实现。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在政党治理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使得政党治理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和现代化。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要将治理领域从自身治理拓展到国家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总之,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当代中国,要实现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必须实现对执政党自身的严格治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明党的制度,严格党的监督,严肃党的纪律,严谨党的作风。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通过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真正把党的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统一,共同推进。

第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领导干部是关键,治国理政,人才先行。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特别强调:“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12]要构建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发展成果考评体系,真正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般来说,党内法规制度不仅是政党本身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而且起着维护党内正常而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秩序,规范党内权力运行的重要作用。我们党在历史上曾有过忽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所带来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3]因此,必须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以党的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依法治国方略

在现代国家,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

(一)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坚持依法治国。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15]法治作为现代文明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和有效手段,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坚持依法治国。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主要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竞争公平、正当有序的市场经济活动秩序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规则,也就是法律法规来维系。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维护和完善,有赖于法治中国的建设。

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坚持依法治国。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和产物。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柔性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进行引导,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民科学文化水平和增强国家软实力。

第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坚持依法治国。一方面,法治将政府、市场和个人的行为都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从而减少不公正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矛盾化解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16]所以,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第五,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需要坚持依法治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与人们为了获取短期经济利益的诉求相冲突。这就需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通过构建严格的环境法律体系来惩处、预防那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使生态文明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坚持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众所周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17]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依法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8]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必然是一致的,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第二,科学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为良法之治,良法来自于科学民主的立法。所以,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同时注意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重点领域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三,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19]

第四,公正司法,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20]所以,必须守好司法防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四、以德治国方略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德治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崇德、尚德、尊德、养德的优良传统。可以说,道德在整合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是规范和调控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在当今社会,良好道德环境的形成是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之所在,也是实现建成小康社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因此,以德治国作为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一)以德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式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社会道德作为一项基础性的、体现着人民群众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规范,不仅会影响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而且能够对人们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进行自觉、自愿的调整。

第一,以德治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造重要条件。众所周知,公民既是道德建设的主体,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在实际生活中,道德往往会成为个人介入社会生活最早也是最普遍的话题,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往往源于道德意义上的评价。可以说,道德上的评价成为社会活动的起点和基础。加强道德建设,坚持以德治国,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道德力量。一方面,社会需要通过对道德作用的认识和重视,形成道德经济、理性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德治基础,以此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障力量。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刚性和柔性的规范调节,确立道德责任法制化的约束机制,达到培养良好道德行为习惯和提高国民整体道德认识水平的目标。[21]所以,坚持以德治国,发挥道德的特殊力量,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第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道德和法律两者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觉悟。所以,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之一。

(二)注重以德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以德治国,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坚持以德治国,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提出新构想,把德治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才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一,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带动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2]党员干部是人民的代表,提高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身上。“官德兴而民德昌,官德毁而民德降”,党员干部的德行会对社会德治产生广泛的示范作用,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平是衡量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指标。因此,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以德治国方略实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公民思想道德,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应该遵守和履行的思想道德规范总和”,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促使公民遵守和履行公民思想道德规范、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23]所以,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当代中国公民思想道德的总规范为指引,不断创新路径方式,构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系统工程,实现思想道德教育“入脑、入心、入行”。

第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用法律的权威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用法治手段为道德建设“保驾护航”。[24]

[1][12][13][15][1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323.333.189.267.

[2][4][6][8][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2.550.527.541.70.

[3]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02-18.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6.

[7]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

[10]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

[11]人民论坛.大国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39.

[14][16][2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4-10-29.

[17][1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21]罗国杰,夏伟东.以德治国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94.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23]陆晓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民道德建设:新路径 新举措 新载体[J].道德与文明,2015(2).

[24]雒树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N].人民日报,2014-11-24.

(责任编辑 胡爱敏)

张亚东,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邮政编码 100875)

D601

A

1672-6359(2016)04-0019-0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SKZZY2015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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