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及当代价值探析

王育锋

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对外交往活动、追求世界和平的过程中，是指导新中国开展一系列对外活动，建立睦邻邦交正常化的指导思想。研究与学习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具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 和平共处； 外交思想

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及实践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使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推动了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研究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对我们当前应对复杂的国际局面，继续追求世界和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初步萌芽、逐渐成熟、基本形成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夕及刚刚成立时，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就已经开始萌芽。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在阐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时，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1］在此，周恩来初步明确了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1955年在亚非会议的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2］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针对有人提出的世界大战究竟能否打起来，周恩来做了明确的回答：“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困难的。——人民力量越强，打的可能性就越小——八万万人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3］周恩来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世界人民的团结友好，只要世界人民渴望和平，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和平的可能性取决于人民的力量与团结，这一论述标志着周恩来人民友好的外交思想逐步形成。

新中国和平外交方针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逐渐成熟。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问题上，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一次驻外使节的会议上作了《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明确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及具体执行的六条方针。“另起炉灶”就是抛弃旧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公正平等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再来建立外交关系。［4］“一边倒”就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礼尚外来”即“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5］“互通有无”，即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同外国做买卖。“团结世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基础。这六条方针明确地体现了周恩来独立自主、世界和平、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人民友好的外交思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基本形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核心，五项原则的前四项都是实现和平共处的前提、基础、路径、方法，最后都归结于和平共处这一最终目标。1953年在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中，周恩来首次系统并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6］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且认为这五项原则应该成为指导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由此，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基本形成。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基本形成后，周恩来在对外活动中不断对其进行实践和推广，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成为指导整个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时，进一步明确指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并说：“这五项原则不应该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7］1955年4月在印尼召开的第一次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大力倡导和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出：“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8］后来在亚非会议的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4月24日，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规定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的基本点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可以说这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继续，从而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大到亚非两大地区。之后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互相关系也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9］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二、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主要内涵

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在周恩来的外交活动事迹中，处处体现着其和平共处的思想。

（一）人民友好是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基础

在外交活动中，一方面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官方外交，另一方面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民间外交。“坚持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和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针。”［10］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明：“新中国的外交包括政府之间的关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向友好，即使政府间尚未建交，中国政府也支持民间的友好往来，以便为建交创造条件。”［11］因此，建国后，周恩来在其外交活动事务中，始终坚持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交放在首位，认为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同时，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能够扩大和增强世界和平的力量，抵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提供巨大的可能和空间。

（二）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基本立场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并在外交实践中积极维护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在外交部建立之初，周恩来就多次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12］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也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的外交都是跪在地上的屈辱的外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我们不能再被动地进行屈辱的外交，而要拥有独立的精神，在外交上争取独立的地位，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周恩来之所以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是因为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国与国之间才能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来往，从而建立互利合作的外交关系。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我们才能坚决地反对强权政治，防止别国干涉我国的内政与外交事务。

（三）求同存异是实现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基本途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艺术中最有魅力的范畴之一。求同存异也是周恩来实现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基本的途径和方法。国与国之间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正是这些多样性才构筑起多彩斑斓的世界。但国与国之间的不同并不影响其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关键就是能在不同的基础上找到两国之间的共同之处，求大同，存小异。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为了正确处理不同类型的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避免会议因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陷入僵局，周恩来在会议上第一次全面提出和阐述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在实现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实现了两国的邦交正常化。

（四）平等互利是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基本前提

对于就平等互利的含义，周恩来指出：“平等互利就不是独占，要有来有往。”［1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上坚持在平等互利的经济原则前提下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互助的经济关系，最终与外国在经济上真正做到平等往来、互通有无、有来有往。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周恩来始终强调我国的经济发展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个可靠的基础就是平等互利，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进行合作，而不是一方的发展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前提的不平等的发展，也不是一方的发展依赖于另一方的援助，只有互利合作的发展才是可靠的发展，也才是具有前途和希望的发展。

（五）世界和平是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最终目标

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实行的一系列的外交原则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世界和平，达到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和平共处。周恩来之所以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其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基本国情、世界的主要形势及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分析而确立的。首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状况，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中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其次，战争与和平是二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周恩来指出：“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14］第三，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民渴望和平，成为和平的坚强后盾。 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需要一步步实现，周恩来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认为人民的团结是世界和平的基石，只要世界人民都团结起来，积极主动地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世界人民。其次，周恩来认为和平不是等来的，也不能乞求，而是靠斗争争取来的。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平共处，但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国家必须独立自主，不能乞求和平。和平的方法就是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和平的友好的大业努力奋斗。第三，周恩来始终强调和平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也不是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而是世世代代都必须完成的重要事业。只有把和平的事业当做一份终身的事业，我们才能保证世界的永续和平。同时，维护和平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实现全世界的和平。为此，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首先要建立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局部范围和平地区，不断推广和平运动，从而最后真正实现世界范围的和平。

三、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当代价值

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对我们当今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承接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周边的局势依然不稳定，国内外环境仍处于紧张的状态，因此我国依然要继承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向构建和谐世界迈进。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对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最好承接。

中国坚持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考虑。首先，回应“中国威胁论”的西方论调，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其次，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仍没有变。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为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发展战略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第三，坚持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是一项互利共赢的事业。当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和谐世界，中国首要的任务是加快自身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是经济、政治、人口都在世界占很大的比重，因此中国的发展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其次，中国在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上，要不断开展多边外交，加强国际沟通与合作，实现与世界的经济接轨，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第三，中国应当把构建和谐世界当做一项终身事业，需要几代人不断延续下去。

（二）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地位，继续开展民间外交

民间外交是周恩来在发展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创造，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在官方外交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民间外交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官方外交建立之后，又为民间外交的顺利进行打开了通道，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人民外交是周恩来开展外交的重心，他始终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世界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只要世界人民渴望和平，携手合作，和平就指日可待。当前我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发展任务，这都需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继续开展民间外交，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通过开展人民外交，加强民间交流，真正为世界和平构筑坚实的民间友好金桥。

青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在实现和平的大业上，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青年人的身上，让青年人走出世界，接触世界，传递中国的和平声音。正如周恩来在1974年12月5日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见面时说的“因为你年轻，所以要重视与你交往”，［15］通过青年人之间的交往，真正构筑起世界和平的友好金桥。金桥就是生生不息的桥，就是世世代代友好的纽带，就是永久的和平和永续的和谐。人民是和平友好金桥的纽带，也是搭建生生不息友好金桥的坚固力量。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开展大规模的民间对外交流，才能真正实现世界和平。

［1］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21.

［2］［3］［5］［6］［7］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22.12.51.63.91.

［4］李宏.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周恩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0.

［8］［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66.554.

［9］［10］刘泾山等.周恩来的外交艺术［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47.65.

［11］［13］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44.560.

［12］田曾佩，王泰平.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13.

［15］孔繁丰，纪亚光.周恩来、邓颖超与池田大作［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277

（责任编辑 马树颜）

王育锋，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邮政编码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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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359（2016）04-0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