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露露

论新媒体条件下党管理媒体功能的重构与能力提升

夏露露

党组织对媒体的执掌能力事关党的政治权威的维护，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更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随着党所处政治环境、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的变迁，党组织也积极转变自身角色与定位，对自己的功能进行了调适，通过政府网站、微博咨政、移动政务等形式，加强与社会的互动和交流。但是由于党组织对媒体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媒体的监管能力不强，以及党组织的传统的工作模式与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使得党管理媒体的能力出现弱化趋势。新时期，需要在尊重媒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党组织对网络的监控以及提升网络文化宣传能力。

新媒体；党管理媒体；党的建设

伴随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媒体迎来革命性的更新换代，一个新媒体时代正向世界走来。所谓“新媒体”是指以互联网为基础，依赖移动通信、数字技术、信息传输等科技手段为支撑，凭借数字信息、无线网络、媒体卫星等为重要载体，开展信息服务和信息传递的一种复合式的、新兴的媒体形态，例如数字广播、电子报纸、电子杂志、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等。［1］新媒体的日渐崛起，不仅改变世人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而且也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参与民主政治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多和多样化的新媒体平台的产生，民众更愿意通过网络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依靠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系统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受到挑战。在新形势下，科学面对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人执政智慧，提升全党执政水平的关键。

一、党管理媒体概念界定与辨析

党管理媒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媒体工作的根本性规定，事关党的政治权威的维护，也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更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长期以来，关于“党管理媒体”的内涵，学者们主要持三种观点：其一是原则论，这种观点将党管理媒体视为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引导，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新闻媒介从业人员的基本规范。［2］这一观点认为，一方面新闻媒体要牢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自觉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执政党要不断强化自身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提升执政党管理媒体的水平，积极主动的开展舆论引导工作，通过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拉近与群众的联系。第二种是体制论，这种观点认为，党管理媒体制度是中国革命史发展的产物，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办报传统，是“党办媒体”和“全党办报”制度的有力补充。“党管理媒体”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1年8月20日的《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依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新闻出版广电影视行业既是大众传媒，同时又是兼具意识形态宣传，是党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阵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形势发生何种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媒体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新闻媒体作为党组织政治思想建设的前沿阵地的性质不能改变，党管理媒体的制度机制不能弱化，党对干部的管理不能松懈，新闻的宣传导向不能出现误差。［3］第三种观点是主体结构论。在现阶段，我国管理媒体的方式呈现“党政二元”的结构状态，但是由于党在媒体事务决策、审查以及人事任免等方面具有核心领导地位，因此当下对媒体的管理呈现出党一元化领导的结构。与政府部门对媒体的管理相比，党管理媒体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党管理媒体原则”实质是党领导新闻广电影视工作的根本原则。这种观点可以从200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得到印证，该文件特别指出要“必须紧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党管理媒体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4］新闻媒体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时刻保持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是新闻媒体工作者保持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于传统的党报党刊等新闻媒体。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媒体的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执政党建设，引导社会舆论健康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不管是“原则论”、“体制论”还是“主体结构论”，其实都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从不同的角度与面向对党管理媒体的方式方法进行的诠释。而且这些方式和方法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执政党管理媒体的方式和工作重点的不同而表现出新的特点。党总是能够积极发挥自身的先进性，针对社会形势的变迁而做出相应的调适。反过来，党组织因应形势积极调适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党管理媒体的方式与内涵，更好的将手段与目的相结合。

结合官方文件的表述以及学术界的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党管理媒体”的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第一，牢固坚持党对新闻广电影视等媒体工作的领导地位，积极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第二，党组织要积极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优化媒体事务的决策和审查，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发展，使之随时与正确的舆论导向相一致；第三，对于新闻媒体工作者而言，新闻工作要时刻谨记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而肩负起相应的责任。这三点分别阐述了新闻广电网络等媒体究竟要由谁来管理，从什么方面去管理以及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关系。

二、党管理媒体社会环境的变迁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利益结构更加复杂，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明显，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公民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由此，现实环境的新变化给党管理媒体提出更新、更艰巨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政治环境的变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党的历史方位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党的执政理念是党管理媒体的理念指引。当前，坚持党的执政理念，就是将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和党的领导有机结合，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从党的执政理念出发，党对媒体工作的管理指导，也必须坚持贴近社会、服务群众、媒体为民的原则；反映到实践中，例如开展“走转改”、“三贴近”、“三善于”等活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欲实现对上述公民权利的保障，就必须优化党管理媒体的方式。在此过程中，需要拓展公民参与媒体的渠道，需要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制度，需要给予媒体更大的报道自由。伴随着日益迅猛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媒体的国际化和产业化的持续推进，如何应对国际媒体的挑战？如何借鉴国际媒体的优势？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等等问题，都对我国媒体管理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提出新要求。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与西方国家存在重大差异。基于中西差异，中国愈发展，西方国家对中国设置的障碍便愈多，双方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概率也将不断增多。国际环境的新变化，要求我国媒体必须努力争抢国际舆论“制高点”，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一方面必须不断优化对外宣传方式，扩大我国的国际声誉，以中国自信和中国气派消除敌对势力的诋毁，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积极形象，打造负责任大国、可信赖大国的正面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必须努力提高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媒体在国际正义问题上的舆论影响力，以文化软实力引领世界文化潮流，推动和谐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之构建。

（三）社会环境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社会关系的利益化和市场化，社会结构由“高度同质”迈向“相对异质”。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多变、多样，自由空间不断增大，公共场域和私人场域逐渐分离，公民意识萌芽发展。在当前的思想状况下，公众参与公共领域构建的热情不断高涨，对国家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关注不断增强，社会舆论场呈现活跃化、复杂化的情状。新型媒体的广泛运用使得社会大众可以更加自由、方便和快捷地发表观点意见，一时间“人人都是摄像机、人人都是麦克风”。当前，中国的舆论场正演变为世界罕见的超强磁场。面对社会环境的大变迁，党必须掌控住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提升管理媒体的水平，由此提出“善治媒体”命题。为此，习近平同志曾专门指出：“要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5］

（四）媒体环境的变化

20世纪末，新一轮的传播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各类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对我国传统媒体的宣传方式产生严重冲击，更对我国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媒体的每次进步都对政府强权形成挑战。与纸媒、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更加即时地反映事实，更加开放地包容意见，更加生动地展现事件过程，促使公众、媒体和政府更加积极互动。过去几年中，很多实例证明，新媒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舆论的形成方式和传播规律。新媒体凭借其自身新特点、新优势和新功能，打造出自己的新天地，彰显出自己的新势力。随之，新媒体逐渐占据现代舆论场域的主流地位，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生成地、传播地和交锋地，未来战争将会以网络战为主体。无疑，新媒体赋予普罗大众更多的话语权，一定意义上构成对政府垄断话语的威胁。与此同时，由于新媒体大多数由外资、合资和民营资本控制，媒体的非公性是对党管理媒体的严峻考验。为此，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6］

三、新媒体时代党管理媒体的功能重构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促使媒体舆论的传播速度和内容储备与以往相比都大为增长。在自媒体时代，公众的信息沟通能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通过网络表达利益诉求，逐渐摆脱过去仅仅依靠组织系统进行表达的惯例。一定意义上，网络为公众积极参与民主政治提供更加有效渠道和更加广阔平台。随着党所处政治环境、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的变迁，党组织也积极转变自身角色与定位，对自己的功能进行了调适，通过政府网站、微博咨政、移动政务等形式，加强与社会的互动和交流。面对新形势，党管理媒体的方式也渐次进行调整，采用多种方式以满足新媒体时代的治理需求。

（一）政府网站

在传统政务中，部门式和窗口式等政务信息公开方式占主导地位，而当下这种方式正逐渐被政府网站形式所取代。当前，大部分政府网站的业务范围包括：公开相关信息、提供文件下载或指明事项流程等。随着积极行政的兴起，政府将承担更多职责，公众对政府网站内容的需求增多，纷纷要求提高政府网站的数量、质量和品质等，希望便捷地获取政务信息，以最快速的方式满足自己的办事需求。由此，政府网站必须实现从单向的信息发布转型为双向的信息交互，必须实现从政府主导转型为政府—民众合作共管，必须实现从工具性网站转型为复合型网站，必须实现从沟通信息转型为决策平台，最终实现以网为“桥”，民众与行政机关实时交流、在线沟通。［7］在此意义上，通过建设服务公众的政府网站，也将有力推动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的建成。

（二）微博咨政

微博是指微型的博客，它基于固定的客户端，为注册者提供传播、分享和获取信息的公共平台。微博的特征包括：字数少、内容精、形式活；表现为它的字数一般以100多个字符为限，除了文字之外，视频、声音、图片等也可以被用作表达内容。由此，使得微博实现了传播信息的即时性、实效性和真实性。实践表明，在国际和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微博的身影，发挥重要作用。在当下，更为开放的社交体系方兴未艾，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一个“自媒体时代”正在崛起。社会公众选择通过微博平台报道事实、评论时事，形成社会影响力，起到道德指引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其中，“微博问政”的现象格外突出。通过微博，公权力机关可以掌握公众需求；通过微博，民众也可以将现实困境反映到各级政府。在此过程中，微博实际上成为政府和民众的桥梁，发挥倾听民众呼声、传播党的政策、树立政府公信的重要作用。微博对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政务创新的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移动政务

移动政务指的是，政府通过移动通讯服务民众、指挥行政，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及时提供公权福利。与电子政务相比，两者既存在差异，又存在共通。首先，移动政务和电子政务一样，它也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前者继承和延续后者的某些功能，但是，更重要的意义是，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扩展。因为移动政务可以更好地突破时空限制，更有效地增强政府和民众的互动。通过移动政务，无论遭遇怎样的情况，政府部门都及时向民众传递相关信息，例如，当自然灾害来临时，有线网受到损害，就可借助移动政务系统发布指令，指挥救援抢险、挽回人身财产损失。由此，移动政务具有高效性，随时随地开展行政、服务百姓，办事效率自然提速。可以说，移动政务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重要助力，也为沟通民众搭建重要桥梁，以推动党的执政创新。

四、党管理媒体能力建设的瓶颈

网络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管理媒体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党管理媒体的能力建设并非坦途。

（一）对新媒体缺乏足够认识，低估新媒体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社会矛盾日益显著，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社会发生许多突发事件。“在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总可以观察到我国6亿网民的言论表达，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形成一个大社会舆论场，对事件的舆论扩散起到重要作用。”［8］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和网民们的思想情绪，在网络上得到充分体现和表达，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网络热点。与此同时，一些信息被新媒体扭曲传播，甚至恶意炒作，加剧社会不良情绪的扩散。一段时期以来，某些公权力机关未重视新媒体的作用，淡漠新媒体的特点，没有预备应对方案，遇到网络舆论危机时应对失当，最终使得社会“负能量”危及党的权威和政府公信。

（二）应对和运用新媒体的能力有待提高

当今社会，新媒体已取代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逐渐成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时时处处离不可网络，已然成为“网络社会”。然而，在行政现实中，一些行政人员缺乏网络思维和新媒体思维，缺乏对新媒体知识的学习，网络技术被束之高阁，出现“本领恐慌”。正是由于这种缺陷，也导致一些社会事件发生时，公权力机关表现迟钝，未有有效的应对之策，最终使得简单问题复杂化，损害党的执政力和政府公信，也给民众生活和社会状态造成消极影响。

（三）对新媒体的监管制度不够完善

由于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空间广等特点，为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提供自由的、必要的空间。一定意义上，民众能以虚拟身份通过新媒体表达观点。但是，言论自由必须受到规制，即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网络谣言、犯罪分子煽动闹事的言论等都应当予以禁止，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必须受到刑法追究。当前，新兴媒体方兴未艾，其衍生出的优点和挑战并存，党对新媒体的监管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迫切需要不断健全监管规章制度，运用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提高监管能力，加大监管力度，从而不断健全监管规章制度，不断加强行业自律，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四）党组织的传统工作模式与新媒体时代不适应

伴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变得更加透明，社会资源被更多社会公众分享，也迫使党员干部的工作形象和生活形象，更加透明地暴露于媒体监督之下。在此过程中，倘若党员干部形象不强、作风不实、态度不佳，便会直接给社会公众造成消极观感，阻碍新媒体教育引导群众。通过实践调查，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三个不适应”的问题。第一，工作方式的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漠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的具体运用，导致党群工作方式滞后于时代发展，具体表现为：工作内容陈旧，工作手段单一，干群交流渠道不畅，由此与新媒体的开放性、民主性、交互性形成较大反差。在现实中，出现一些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与群众实际需求脱节、与社会思潮发展脱节的现象，损害党的形象和公信。第二，职责意识的不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舆论的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内容广泛性和传播速度高速化，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渠道监督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衡量党和政府的形象。然而，目前少数党员干部职责意识不强，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与民争利，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党和政府公信力减弱。第三，领导作风的不适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各种深层次矛盾也在不断积蓄、增长。例如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等社会现象深深触动社会公众的神经，导致仇官、仇富的情绪滋长；公众越来越倾向利用新媒体平台宣泄不满情绪，寻求思想共鸣和心理支持。为此，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克服浮躁作风，改变“高高在上”、“我说你听”的说教方式，加强与群众的平等交流、真诚沟通，做好群众教育疏导工作，增强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重塑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

五、新媒体时代党管理媒体能力提升的路径

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改变着我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诉求。因此，有必要通过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宣传方式创新等方面加强党组织对媒体的执掌能力。

（一）认识媒体，尊重媒体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促使宣传工作呈现重要转向，对党应对各种舆论危机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公权力机关必须学会如何直面媒体、如何引导舆论和如何处理危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都必须善于同媒体打交道，做到提高对媒体工作的全方位认识，做到转变传统的媒体宣传方式，做到积极姿态和主动应对；从而，保障媒体正常采访的权利，让媒体的采访报道为民众提供“观察窗”，展现政府形象，实现与民众的互动、合作与共赢。二是提高对新媒体特征的认识，把握新媒体的自由性、开放性、参与性和互动性的特征，运用新媒体与社会公众真诚沟通。一定意义上，赢得媒体的理解和支持，也就能够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二）抓牢网络传播监控权，切实保障我国的信息安全

当前，我国的网络传媒发展速度十分迅猛，与以往任何形态的媒体相比，其涉及面之广、普及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截至目前，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超过8亿，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卷入到互联网的时代大潮。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各方面技术尚不成熟、各方面规范尚不健全，只是网络大国而非网络强国，对网络媒体的监管也十分薄弱。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层历来坚决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当今世界，与地域领土对应的是“网上领土”。作为领土主权的重要延伸，它不以地域范围为限，而以信息扩展空间划定，没有明确的疆界。因此，只要能为全球公众自由进入的网络空间，都是“网络领土”的范畴。当前，“网络领土”上的冲突与对抗正悄然无声地发生，构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隐蔽攻击和危害。社会思想的和谐稳定是国家团结稳定的重要保障和重要表征，居于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位置；换句话说，只有重视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才能保证社会制度的安全和巩固。当前，面对无疆界的网络传播，加强和改进党对网络媒体的监管显得更加重要。首先，必须充分掌握舆论的正确导向，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必须强化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优化信息技术管理举措，研发能自动屏蔽和过滤敌对信息的技术手段；再次，通过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共同打击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例如设立“网络防卫联盟”，抵御黑客攻击；最后，针对各种网络不良信息，必须主动迎敌，开展有针对性和战斗力的正面进攻，打垮西方敌对势力对党和国家的恶意攻击。

（三）建设党的网络传播主阵地，促进网络“正能量”宣传攻势的形成

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史上，传统媒体发挥过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使社会舆论环境、党的宣传对象和党的宣传手段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的主阵地，先进思想不去占领，腐朽思想必将乘虚而入。面对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面对西方思想的肆意侵犯，党别无选择，只有针锋相对地还击，才能赢得这场舆论争夺战的主动和胜利。为此，党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的宣传理念，对网络媒体进行严格管理，打稳网宣的中国地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媒体观占领阵地，坚决遏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同时，必须坚决打击网络上的“歪风邪气”，坚决维护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民众创造积极健康网络环境，让和谐向上的社会旋律高扬；再次，党可以利用网络存储空间和影响范围，推动建立党的文宣工作，例如开设网络电子版的党报、党刊，建立党宣网站，将党的理论、党的路线、党的政策等传播出去。有理由相信，网络传播的生动活泼，必将强化政府文宣工作，必将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价值，最终推动“正能量”的思想文化占据网络舆论的主流地位，抵抗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和“西化”图谋。

（四）利用网络媒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源远流长，赋予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气质。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肩负带领中国人民发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必须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和优势，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化。当今世界，网络空间十分开放，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想要保持文化定力，必须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坚守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吸引先进外来文化的初衷在于，推动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繁荣，因此要剔除外来文化的消极和腐朽部分，坚定初衷、把握方向，抵制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在世界史上，中华文化历来占据重要位置，通过网络时代的新媒体技术将促进文化信息的存储和管理，变得更加便捷、更加高效和更加生动，最终推动中华文化的大发展。从现实出发，党必须优化国际宣传的方式，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优雅的方式（即新媒体的方式）将一个现代性的中国推向世界，将优秀的传统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在此过程中，党管理媒体理念和方式的现代化，应当内化为党执政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1］戴伟.论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提升［J］.学习论坛，2012（6）.

［2］刘伯高.新媒体条件下党管媒体的环境适应性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3］王晓芸.网络传媒对基层党组织的行为能力影响［J］.求实，2012（2）.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EB/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 txt/2004-09/27/content_5668376.htm.

［5］［6］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C］.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 孙景峰，刘佳宝.自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新论［J］.探索，2015（4）.

［8］江冰雪.新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探讨［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责任编辑 胡爱敏）

夏露露，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师，研究生导师（邮政编码 3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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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359（2016）04-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