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习根 宋丁博男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第二章第二部分“完善立法体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1]。毋庸置疑，对于党领导立法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其中诸多学者对党领导立法的意义、内容与方式的分析对指导立法实践产生了积极效果①首先，有学者对共产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参见徐学庆：《论依法治国关键在党》，载《中州学刊》2015年第2期；邹庆国：《党领导依法治国的推进路向与制度构建》，载《新视野》2015年第2期；安群：《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载《新视野》2012年第2期；王建华：《坚持依法执政，重在领导立法》，载《理论探讨》2011年第5期）。其次，有学者对党领导立法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分析（参见姜青富：《论“党领导立法”原则及其实现路径》，载《宁夏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王仰文：《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国家立法的影响》，载《资料通讯》2007年第10期）。对于《决定》指明的共产党领导立法的三项具体权利，即“重大立法事项决定权”“修宪建议权”和“听取立法报告权”，也有学者分别从不同层面进行过一些论述（参见李适时：《完善立法体制（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