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泉

超越规则的边界？
——比较视角下中国集体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

● 孟泉

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谈判在出现罢工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具有化解与预防罢工功能的工具性博弈机制。本文通过对比D区与G省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集体谈判结构变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人罢工与地方政府政治空间开放双重因素的推动，但同时又受到地方政府管控与工人经济性诉求双重因素的局限。因此，其效果既实现工人工资的增长，也同时将罢工工人自发形成的集体力量嵌入并约束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而工会作为中间的调节组织推动了这种约束的形成。本文认为，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暗示出在地方政府与工会对集体谈判间接或直接的介入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很难发展成为劳资自主形式的集体谈判。然而，工会作为调节组织其有效性将决定这类集体谈判机制再生产出工人的“同意”抑或“反抗”。

集体谈判 谈判结构 权力关系变化

一、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谈判的变化

随着中国劳工问题逐步受到学界重视，近些年以劳工为重心的一系列研究逐渐涉及劳工运动与其制度化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如工人抗争模式、抗争过程中工人与政府的互动、集体谈判、工会在劳工运动中的角色与功能等（汪建华，2011,汪建华、孟泉，2013；Chen, 2010；吴清军，2012； Meng & Lu，2013；Chan & Hui，2012,2013）。在这些研究中，集体谈判机制也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议题①。这一议题开始备受重视的原因首先源于学者对现实劳动关系变化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