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伟

中国共产党人民话语建构的原初语境与曲折发展*

周建伟

中国共产党；人民话语；原初语境；建构；发展

人民话语事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价值基础和正当性论证。人民话语建构的原初语境，是针对臣民话语、国民性改造话语和机械的阶级话语，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统合性、国际性等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话语既呈现出总体上的发展，但也出现过偏离。坚持和推动人民话语的创新发展，应当从人民话语建构的原初语境汲取智慧资源，认真总结人民话语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合理判断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话语，是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由一系列关于人民的陈述构成的整体，事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价值基础和正当性论证，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思想界对人民概念、对“人民社会”与“公民社会”产生了一些争议。全面正确理解人民话语，廓清在人民话语问题上的疑惑，化解各种对人民话语的误解和曲解，仍然是我们的一大任务。本文尝试从历史的维度，从中国共产党人民话语的建构和发展出发，对人民话语的建构历程进行分析。

一、人民话语的原初语境

理解人民概念，不能只从单个词汇来理解，而要从陈述和一系列陈述构成的话语体系来理解。按照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界定，所谓话语，就是“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1](P137)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从技术的意义上讲，话语是一种体现在特定语言中的专业知识体系，是一套组织见解和行为的思想形式。”[2](P108)以人民概念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的判断和陈述，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陈述整体，我们可以把这个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多个陈述构成的整体称为人民话语。

人民话语并非新词，学界早已使用。李建军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话语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由各种符号、意义、修辞等构成的巨大的网络系统，是一个由各种话语陈述、符号序列构成的整体。[3](P17)吴永对中共创设“人民”概念进行了历史考证，认为陈独秀最先使用了“人民”概念，中共二大第一次使用了中共意义上的“人民”概念。[4]

人民概念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通用的概念，但人民话语的创立者是毛泽东。中共的人民话语不是在中共成立时就有，而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理论探索得到的成果。概念的广泛使用和内涵定型，是话语建构的直接标志，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使用情况可以视为衡量中共人民话语建构的直接标准。笔者检索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发现《毛泽东选集》中第一次出现人民概念是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该文作于1927年3月。文中写道：“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5](P26)不过，查阅1948年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此两处原文都是“农民和各界”，并无“人民”二字，可见“人民”二字是新中国成立后修订的。[6](P36)该文第三处使用“人民”概念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5](P31)查阅1948年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此处原为“乃束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6](P41)使用的概念是“中国人”而非“中国人民”。

从文献资料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普遍使用人民概念是在延安时期。笔者据此认为，中共的人民话语建构于延安时期，延安时期是人民话语建构的原初语境，标志性的成果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则是人民话语的发展成果。要全面准确理解“人民”，需要将其放入话语体系中，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吴永在《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人民”话语的建构及其意义》一文中，对中共构建人民话语的宏观背景和目的进行了分析，但吴文的不足在于，缺乏话语对话和斗争的视角，没有就人民话语所针对的话语对象进行分析。下文从人民话语建构原初历史语境的视角，特别是从话语对话和斗争的角度，厘清人民概念的内涵。

第一，人民话语针对的是臣民话语，理解人民概念要从臣民概念入手。人民和臣民是两极的概念。秦晖、金雁考证，汉语中的“民”主要是身份概念，“民”，古同“氓”、“萌”，指卑贱的下人。后世无论是贱民、下民、草民、子民等称呼，还是官民、绅民、君民等对举，都显示了“民”的卑下身份。这种身份是传之子孙的。[7](P20)臣民的本质特征是依附性、被动性和命运的不可自主性，作为臣民的个体，无论是在现实的人身上还是思想上、情感上都依附于权力，对中国而言，就是依附于高高在上、恒久不变的皇权。一旦没有了皇帝，臣民就会如丧考妣，不知何去何从。君叫民死，民不得不死，臣民没有任何的独立性、自主性而言。臣民话语是一种将普通百姓视为、塑造为、固化为皇权依附物的系列陈述，这些陈述在儒家经典中非常普遍，唾手可得。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臣民话语一方面强调君臣父子之间的服从关系、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也主张仁政，强调民本，即所谓“民贵君轻”，不过前者是基础，后者为前者服务。一些向往政治复古的所谓政治儒家，对这些话语仍然留恋，时不时出现在高头讲章中。

人民概念是对臣民概念的解构和唾弃，人民话语是对臣民话语的批判和颠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仅表明中国人民从此屹立于国际民族之林，还表明中国人民作为大写的“人”站起来了，是国家的主人而不再是封建皇权下的臣民了。

人民话语对臣民话语的批判和颠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予中下层民众历史主体地位，肯定其推动历史进步的价值和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下层民众属于典型的臣民范畴，被认为是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毛泽东将农民、手工业者等底层民众纳入人民范畴，予以高度肯定：“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8](P625)二是对臣民话语进行直接批判。蒋介石是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复古主义的代表，1942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是其保守主义、复古主义思想的集中阐述。蒋介石的臣民话语集中论述，与中共人民话语的建构属同一时期，是人民话语建构的重要历史语境，这里略作展开。蒋介石对中国民众持极为消极和负面的评价，认为中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丢掉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一百年间，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与心理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9](P7)蒋介石对中国民众精神道德的“沦丧”痛心疾首，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9](P98)蒋介石引用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来论证其知难行易的哲学，将民众的“行”(实践)界定为权力精英的“知”(知识)的附属物，在哲学上将民众“附属化”，也就是臣民化了。在中共中央安排下，范文澜、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艾思奇就直截了当地批判蒋介石“公然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10](P78)实际上，针对蒋介石为代表的臣民思想，毛泽东早就作过批判，比如，毛泽东认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8](P624)与蒋介石强调的民众精神道德沦落是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针锋相对。三是开展“武器的批判”。中共依靠工人、农民为主的中下层民众进行革命实践，发挥其改天换地的力量，取得了革命胜利，建设新的社会制度，从客观的实践效果上否定了臣民话语。

第二，人民话语针对国民性改造话语，理解人民概念也要从国民性概念入手。国民性改造思想兴起于清末，是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影响深远。国民性专指中国人的劣根性。晚清时期，梁启超等思想巨擘以进化论为基础，通过中西比较，率先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批判，提出要锻造“新民”，建设“少年中国”，建构了中国特色的国民性改造话语。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以新文化的名义，鼓吹和传播国民性改造话语，提出从文化入手改造中国。国民性话语作为时代思潮，包括毛泽东等在内，一批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曾受其影响。

国民性改造话语的言说理路为：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道德、行为模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劣根性”，正是这些“劣根性”，使中国陷入自卑和贫弱的状况；中国人的国民性，也就是中国人的心理、文化、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属于先天的、整体性的落后，心理、文化、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既是落后的表现，也是落后的原因；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去除国民的“劣根性”，也就是彻底改造国民性，锻造“新民”，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政府？无新国家？”[11](P3)

中国共产党是启蒙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国民性话语自然成为中共新的政治话语不可忽视的语境。对国民性话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继承，但主要是批判和扬弃，新话语——人民话语的建构即是体现。人民话语对国民性改造话语的扬弃主要表现在：其一，基本理念的批判和扬弃。人民话语不承认抽象国民性的存在，不承认文化思想决定或等同于国民性，坚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思想)，认为人“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12](P83)这种社会性是具体的、发展的，不是抽象的、静止不变的。其二，以具体的阶级分析取代抽象的人性(文化心理)分析。人民话语的分析方法是阶级分析，毛泽东以阶级为基础界定人民，以具体的阶级分析解构抽象的国民性分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3](P855)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认为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4](P1475)其三，以对中国民众的肯定取代对中国民众的否定。中国共产党明确肯定人民的主体地位，肯定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力量，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与国民性改造话语全面否定中国民众形成鲜明对比。总的来说，人民话语与国民性话语的关系是辩证的，但人民话语的建构，是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和替代，以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民众积极肯定基础上的启蒙取代国民性话语建立在对民众消极否定基础上的启蒙。正如刘小枫所言：“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启蒙思想的转向，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启蒙，以启发阶级觉悟、民族觉悟和新道德为取向。中国的民族主义(救亡)与社会主义的亲和力推进了社会主义式的启蒙……”。[15](P388)

第三，人民话语针对机械的阶级话语，理解人民概念离不开正确看待阶级概念。人民概念和阶级概念具有亲缘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以阶级属性寻找人民，在革命时期，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得到了检验，但在和平时期，这一方法却使人民概念产生了争议。一些对人民话语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就此认为，因为人民话语的阶级基因，在我们吃尽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头后，要做的只能是否定、放弃人民概念，才能不重蹈历史覆辙。而另一些坚持阶级分析的学者则认为，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否则就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恰恰放弃了阶级概念，出现了理论上的背叛和倒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对现实问题的争论，可以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去寻找解决的智慧。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既然已经有了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建构人民概念和人民话语？从这个问题出发，结合人民话语建构的原初语境，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人民话语与阶级分析的关系。

毛泽东回忆，在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6](P379)可见，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毛泽东个人思想中具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通过“理论旅行”来到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必然遭遇挑战，这也是毛泽东要面对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本身并不完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对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构成，这两个原因，使得它运用到中国这个复杂的东方国家时，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局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阶级分析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机械运用阶级分析，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即是代表，结局都是失败；另一种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阶级分析进行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是这种取向的代表，也由此成为阶级分析的大师。毛泽东毕生重视阶级分析，也了解机械阶级分析的弊端及其在复杂的中国国情面前的局限，否则他也不会下大力气撰写《矛盾论》、《实践论》这些为认识中国国情提供方法论的著作。

机械的阶级分析局限在于：其蓝本是阶级结构相对简单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国家复杂的阶级结构面前显得力不从心，简单套用无法真正厘清中国的阶级状况，真正找到革命的依靠力量，更无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原因在于，机械的阶级分析以社会群体代表的生产方式确定其阶级属性，以此判断其革命性，按此逻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将被视为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不仅被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还会成为革命的直接对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机械的阶级分析，将会得出中国不具备革命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不具备革命资格的结论，从根本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予以否定。总的来说，机械的阶级分析具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力、解释力不足，对社会群体的排斥性突出，包容性不够等问题，无法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为之奋斗的新政权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正当性论证。

针对机械阶级分析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毛泽东和中共的解决策略是：一方面，对阶级分析进行方法上的发展，使其能够有效解释和厘清中国复杂的阶级构成，分清中国革命中敌、我、友；另一方面，针对机械人民话语的弊端，以人民话语超越阶级话语。相对于阶级话语，人民话语的优势主要是：其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统合性。人民话语能够将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在阶级评价序列中较低等次的群体和特定时期的特殊群体(如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包容进来，赋予其恰当的地位，发挥其积极作用，与中国国情更加契合。需要指出的是，阶级划分确实有分裂社会的内在指向，以人民来对历史主体统一命名，具有弥合阶级划分带来的社会分裂，促进社会整合的指向和优势。其二，更具社会基础和可接受性。对中国来说，阶级概念毕竟是舶来品，知识界对阶级概念是否适用中国也存有疑虑，普通百姓对阶级概念更是陌生。人民概念却是中国化的，也容易被知识界和普通百姓理解和接受。其三，具有国际性，更容易获得国际认同。从话语建构的角度，无论是美国崇奉的“民有、民治、民享”，还是人民革命、人民主权、人民政权，因为有人民二字，往往就具有国际性，更容易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为中国革命和新政权提供更有效的正当性支持。

二、原初语境下人民话语的主要陈述和特征

话语是由一系列陈述构成的系统整体。描述和理解人民话语，要在其原初语境的基础上，结合其流变，梳理和列出其基本的和主要的陈述，进而揭示其特征。从话语建构的角度看，理解人民概念和人民话语，需要结合臣民、国民性、阶级三个概念及其相关陈述，进行对勘。下面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话语的原初语境出发，简要列出人民话语基本的和主要的陈述。

第一，关于人民内涵、外延、性质的陈述。这是人民话语的基本陈述。毛泽东对人民的外延有明确的陈述：“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3](P855)判断人民的标准相对复杂：人民的基础是阶级，某个阶级属于人民范畴，则基于其革命性和进步性，其进步性和革命性，又源自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其在革命中可能的利益得失，表现为思想和行为。人民的性质包括政治性质、伦理性质，人民是集体的、先进的政治力量，也是伦理价值的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是中共的政策是否恰当的最终衡量标准。人民的属性既可以依据其先天的出身获得，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转变其阶级立场，但中共更看重后天的努力，如毛泽东本人认为自己是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后转变阶级立场，获得无产阶级属性的。

第二，关于人民地位和作用的陈述。人民拥有主体地位，包括历史主体、革命主体、建设主体、价值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P1031)人民中的不同群体，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如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拥有领导地位，农民阶级由于人数众多，在革命中具有主力军地位。人民不仅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物质功能，还有高度的道德价值。毛泽东曾分析为什么军阀部队的士兵到了红军部队之后，有更强的战斗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的道德感召力，“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5](P63)

第三，关于人民民主的陈述。人民民主是人民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基本陈述是：“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4](P1475)可见，对于民主的一般规定，人民话语持有和国际标准一致的看法，就是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监督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同点在于，原初语境的人民话语将民主权利限定在“人民”范畴。

第四，关于人民发展进步的陈述。人民具有政治上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但并非没有缺点，人民仍然需要教育，需要不断发展进步：“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13](P849)为了不影响人民概念的崇高性和道德性，中共还引入了“群众”这个使用更为广泛的概念。群众概念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人民概念一起使用(人民群众)，还成为中共最为重要的工作路线群众路线的核心概念。在强调缺点、落后甚至非理性的思想行为时，群众概念得到更多的使用。

第五，关于统一战线的陈述。统一战线是人民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了人民话语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吸纳和包容的社会群体更多、更广泛。毛泽东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14](P1257)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4](P1237)

可以看出，人民话语具有五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功能的基础性。人民话语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改革提供了伦理基础，为革命和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提供了正当性论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话语的这些功能具有基础性，没有人民话语，不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具备合法性，甚至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

二是理论的超越性。人民话语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和未来政权建构，结合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建构起来的，超越了传统的臣民话语、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民性改造话语以及机械的阶级话语，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上升到了新的层次，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三是外延的包容性。人民话语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臣民话语、国民性改造话语中被蔑视的阶级和群体，机械的阶级话语中被排斥的阶级和群体都能够被包容进来，得到重新认识和定义，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主体、革命的力量和新政权的基础。笔者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大历史任务是民族国家建构，即从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臣民话语和国民性改造话语由于其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的否定，难以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人民话语由于其包容性和对中下层民众的肯定，使其具备了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这也是人民话语重要的优势和价值所在。[17]

四是话语的国际性。如前所述，人民话语是与国际接轨的政治话语，具有很高的国际认受性，无论是对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还是对中共政治理念的国际传播，以及对新政权的国际形象、国际交往等，都有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五是演进的多向性。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个特点。所谓演进的多向性，是指人民话语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会出现不一样的演进路径，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和后果。在一般的意义上，任何政治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都存在若干种不同的解释，如自由主义话语对自由的解释、民族主义话语对民族认同的解释等，莫不如此，人民话语对人民、阶级的解释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从人民话语自身看，演进的不确定性也相对为高，这与人民话语中存在的张力有关。在具体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在与其他话语的互动对话中，人民话语存在较为明显的矛盾性、选择性、倾向性问题，原初语境中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可能被遮蔽，这使得它发展曲折，命运多舛，也使得一些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学者对人民话语持否定态度。

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话语的发展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话语逐步脱离其创立的原初语境，面对着全新的时空条件。人民话语在新中国成立后既有发展，也历经曲折。改革开放后，人民话语焕发了理论生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过，近年来人民话语也备受争议，成为“左右之争”的一个焦点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话语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人民话语成为国家基础性的政治话语，获得了广泛的认受。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话语的核心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进行了细致阐发，在为新中国政权建构提供理论指导和合法性论证的同时，确立了人民话语作为国家基础性政治话语的地位。人民一词成为广泛使用的政治修饰语，从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政协、人民公仆、人民代表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公社，乃至于人民币、人民邮政、人民画报，不一而足。作为修饰词的人民赋予被修饰词合法性和崇高感，人民话语也由此成功实现了“大众化”，成为中国社会难以逾越的名词概念。

其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建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人民话语的发展上最为卓越的理论贡献。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陈述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18](P205)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8](P210)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当，或者失去警觉，也可能发生对抗。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人民话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内部也存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矫正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第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针对的是新的时空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实问题，同革命时期的人民话语无论是在分析对象、理论取向、具体观点、政策指向等都有新的内容，它一提出，理论形态就已相对完善，对新的时空条件下人民话语的发展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第三，深化了对“人民概念”和“人民实体”的认识。人民话语的核心始终是“人民”概念，人民话语的演进归根结底要回到对“人民”的认识上，具体来说是对“人民概念”和“人民实体”的认识。李剑鸣教授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建国精英们为“人民”勾画了两种相互联系而又有很大差别的形象：作为一个道德整体的“人民”是政治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而现实政治世界中的“人民”则被视为愚昧而轻率的大众，并不具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素质和能力。因此，建国精英们在思考和设计国家制度时，一方面，利用抽象的“人民”名义(即人民概念)来确立政治国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国家制度设计抑制和过滤普通民众(即人民实体)过大的政治影响，由此，“美国政体就成了一种‘民主化’的精英统治”。[19]中共分析人民的方法立场和对人民属性特征的认识与美国的建国精英截然不同，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却展示了毛泽东对现实政治中的对“人民”有着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人民”复杂性的认识，这其实与美国的建国精英对“人民”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处：毛泽东视阈中的人民实际上也有抽象(概念)和具体(实体)之分，抽象(概念)的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和执政党、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具有不可置疑的崇高性;具体的人民(实体)则是复杂的、有矛盾的，还有不少消极落后的地方，面对着诸多的利益冲突，需要教育和改造*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参见《毛泽东文集》, 第223页,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其三，废除阶级身份制，融入公民内涵。这与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是人民话语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发展和进步。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公社社员，他们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得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20]阶级身份制的坚冰开始打破。1983 年 6 月 18 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给现有”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的通知》，1983年底，全国“四类分子”全部摘帽，成为正常的社会公民，出身审查的做法也被废止。随着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实施，人民成为一个泛指概念，阶级身份制彻底终结，这既具有历史纠偏、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标志着人民话语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后，随着国家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进步，人权概念被载入宪法，公民权利的平等得到宪法确认，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发展成为社会共识和优先考虑的公共政策。公民身份和公民权融入人民话语，为人民话语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其四，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和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话语的探索和发展上没有停步。以人为本被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价值基础，是人民话语的重要发展。以人为本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彰显和发展，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关于“人民”的思想总结和凝练。习近平总书记富于深情的话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1](P4)既感性又有哲理，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执政层面的最好表述。公平正义、人民福祉等在人民话语中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凸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21](P96)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思想的提出，无不与人民话语密切相关，在不同侧面充实和发展了人民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人民话语的发展演进也并非一帆风顺，对人民话语并不是没有争议。在看到人民话语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它经历的曲折和曾经的偏向、偏离。人民话语的偏向和偏离，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包容性、超越性的弱化。1957年后，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分析逐步占据人民话语。在各种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阶级分析发展到了极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这实质上已经抛弃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话语，人民概念没有了实质意义。阶级敌人的存在，成为人民存在的前提。人民和阶级身份的厘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身、血统的决定，不仅人民内部被区分为权利不同的三六九等，还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按其出身被隔离的“政治贱民阶层”，即所谓“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以有2 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22]人民概念的包容性、超越性丢失，区隔性成为主轴，使人民话语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成为摆设，丧失了积极意义。二是弥合矛盾、整合社会功能的弱化。如前所述，人民话语超越机械的阶级话语的优势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阶级划分带来的社会分裂和社会矛盾，但1957年后，人民话语的一个演进路线却是强化敌我(阶级)区分、突出敌我(阶级)矛盾，灌注斗争哲学，使人民话语原本具有的整合社会、弥合矛盾的功能逐步弱化，人民话语的优势逐步消失。三是对人民及其诉求的想象和误读。民生改善、权利保障、秩序维护永远是人民最真实和现实的需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本目标，但1957年后，人民话语的演进路线逐步偏离了这一需求。人民不再是真实的，而是话语的“想象”；人民的利益、愿望、诉求也不再是真实的，而是话语的“虚构”，真实的人民、真实的人民利益变得面目不清。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人民话语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人民话语的坚持和发展，不仅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为新生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发挥了社会整合的功能；改革开放后人民话语的充实和发展，标志着思想解放的姿态和进程，标示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发挥着思想火车头的作用。一段时期内人民话语理论建构和历史实践的教训，仍然需要我们总结和记取。总的来说，人民话语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性内容，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否定。

四、结语：推动人民话语的创新发展

全面正确认识人民话语，进一步推动人民话语创新发展，一要回到人民话语建构的原初语境汲取历史智慧，二要总结人民话语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三要合理判断中国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

原初语境能够帮助我们全面认识人民话语的内涵、目的和属性，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人民话语的特点、价值和优势。原初语境的人民话语针对的是臣民话语、国民性改造话语和机械的阶级话语，具有高度的超越性、包容性和国际性，这是人民话语的特点和价值所在，也是人民话语的生命力所在。任何脱离人民话语针对性的分析，任何将人民话语脱离超越性、包容性、国际性的主张，都是对人民话语正道的偏离，必然导致人民话语价值的丧失和生命力的衰落。那些无视人民话语的超越性、包容性、国际性，否定人民话语存在价值和理论生命力的观点，不仅缺乏理论说服力，更与客观事实相背离。回到人民话语建构的原初语境，不但能够树立人民话语的理论自信，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人民话语发展的正确方向，那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话语的超越性、包容性和国际性。

厘清人民话语的发展演进历程，理性总结人民话语理论发展演进和历史实践中的得失成败，能够帮助我们区分人民话语发展的正道和演进中的歧路，汲取经验教训，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人民话语的演进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改革开放后人民话语发展的经验，亟待我们总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歧路，我们仍然要思考和警惕：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以阶级概念取代人民概念，结果是使人民话语成为“皇帝的新衣”；二是以阶级为理由否定人民话语的邪路，试图以西方的公民社会话语取而代之；三是以王道政治、贤能政治为口号解构人民话语的老路，试图包装翻新后的臣民话语取代人民话语。历史已经证明，老路、旧路是走不通的死路，邪路是会带来混乱甚至灾难。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国人民话语的历史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智慧和经验。

对中国现实的合理判断，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性认识，能够为认识人民话语提供实践基础，排除各种理论纷扰，坚定发展人民话语的信心，保持对人民话语的理论定力，明确人民话语的发展指向。需要重申的是，中共的人民话语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中共当下的人民话语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述形态主要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上，也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方向的价值基石，经过发展创新的人民话语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对不能割舍。当然，人民话语必须坚持其开放、发展、包容的属性和特点，防止故步自封，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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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文苓]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CP’s Discourse of People

Zhou Jianwe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631)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discourse of people; the original contexts;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The discourse of people is a matter of jus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 socialism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ness l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the discourse of people was the argument among the discourse of the subjects, the nationality and the mechanical class analysis. The discourse of people has advantages of inclusiveness, openness,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discourse of people has made new progress and suffered deviating from its usual route which caused today’s theoretical controversy. In order to make new progress of the discourse of people we must focus on the wisdom of the original contexts and draw on the lessons of the experience, and we must make correct judgment of the real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 本文系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中国重大社会思潮新态势研究”(项目号:2015MZD016)的阶段性成果。

周建伟，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