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丽华

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

邰丽华

《资本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反思

莱博维奇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两个方面。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为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详尽探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以雇佣劳动为主体，从具体层面而非抽象的角度界定雇佣劳动的内涵，突出人的需要与资本主义替代之间的关系，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既有坚持与发展的内容，也有背离或庸俗化的成分。

一、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缘起

迈克尔·A·莱博维奇是当今世界范围内非常活跃、影响较广的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著述主要涉及“超越”《资本论》、构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和21世纪社会主义等议题。他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行规律的分析，认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否认和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消亡论等错误观点。莱博维奇一方面肯定《资本论》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影响力，另一方面坚持认为，《资本论》只把资本当做唯一考察主体，而把雇佣工人作为资本附属物，“没有完成关于雇佣劳动”[1](p320)的研究，没有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内在总体性”，[1](p320)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完整，存在片面性的缺陷。

莱博维奇用很多篇幅描述了《资本论》存在的所谓片面性问题，并列举了一些能够反映这种片面性的流行观点：如资本家为了保证工人休养生息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措施缩短劳动时间；资本家为了实现剩余价值不得不提高雇佣工人的工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不得不剥削更多身体健康、受过良好教育、掌握高新技术的雇佣工人，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教学、医疗卫生和公共保健体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莱博维奇认为上述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缩短、劳动条件改善、实际工资提高、教育的普及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的改进等一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重要举措，并非出于资本家一厢情愿的善意，而是雇佣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之间持续斗争的结果。

莱博维奇提出，《资本论》没有以工人阶级作为研究主体，没有专门考察雇佣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与资本家进行的阶级斗争，没有考察工人阶级的社会需要如何得到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如何被创造以及他们的社会需要不能正常实现的后果等一系列问题。莱博维奇据此认为，《资本论》所反映的只能是资本的趋势而不是雇佣劳动的趋势，读者从中只能看到资本为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而发挥的积极作用，而看不到雇佣劳动为了减少资本主义剥削、降低剩余价值率而采取的各种有效手段。因此，《资本论》具有片面性，其只能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表面的、外部的解释”[2](P167)层面，不能充分揭示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深层缘由，不能为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命运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

莱博维奇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其构成要素既包括资本家，也包括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灭亡不可能是资本家或雇佣工人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而是二者“共同演绎的故事”。[2](P20)因此，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资本家群体，也要研究雇佣工人群体；既要以资本为主体研究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又要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研究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资本家利用降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等方式增加剩余价值和利润，还要研究雇佣工人通过阶级斗争与资本逻辑进行抵抗的各种努力。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不是只包含一个方面而是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2](P112)莱博维奇强调指出，“《资本论》展示的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资本方面”，[1](P320)探讨的只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因此，只有构建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才能“超越”《资本论》，实现从整体上研究资本主义的目标。

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义

莱博维奇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对整体资本主义的考察既要说明资本，又要研究雇佣劳动。但是，《资本论》“仅仅阐明了资本这一方面，却没有相应地用逻辑分析方法阐明雇佣劳动方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理论体系的片面性。”[2](p111)因此，为了弥补《资本论》在概念术语、理论原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片面性，完成对整体资本主义的研究，必须构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要点如下：

第一，将雇佣工人的概念具体化，扩大《资本论》中生产劳动的外延。

莱博维奇认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性分析，除了依靠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还需要构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理解为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物质利益的承担者，只是作为抽象的存在物，这种作法是片面的。因此，构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需要重新界定雇佣工人的内涵，“我们讨论的劳动者不是抽象的雇佣工人，而是处于各种决定因素中的人类个体。”[2](P212)按照莱博维奇的理解，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必须高度重视雇佣工人的各种具体存在形式，充分考虑不同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生活地域等因素对雇佣工人的不同影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个人需求的具体差异。莱博维奇还提出了“非雇佣工人的雇佣工人”[2](P197)的概念，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非所有的人群都处于受雇佣地位，在岗的雇佣工人也并非一天24小时都在工厂劳动，他们构成了“作为非雇佣工人的雇佣工人”，[2](P197)具体包括专门为家庭内部提供家务劳动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还包括在雇佣劳动过程之外从事家务劳动的群体，如雇佣工人在下班之后从事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养育子女等活动时，他们的身份就属于非雇佣工人的雇佣工人。

莱博维奇认为，马克思把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界定为生产性劳动，这个概念是“不正确且不充分的”。[2](P183)他提出了“资本的生产性劳动”[2](P184)和“生产者的生产性劳动”[2](P184)两个范畴，前者是指能够使资本增殖的劳动，等同于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后者是指“为工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2](P184)包括教育、医疗等明显有利于工人自身发展的活动，也包括“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其家庭范围内的活动”，[2](P185)这些内容属于工人再生产的投入成本，因而都可以列为生产性劳动。综上，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以批判马克思对雇佣劳动的抽象规定，强调雇佣劳动概念的具体化为切入点，重点在于将生儿育女的人类再生产活动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纳入生产劳动的范畴，目的是从雇佣劳动者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人类需要的具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为他的人类需要首要性理论提供支撑。

第二，强调人类需要的重要性，主张用需要的首要性替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莱博维奇坚持将雇佣劳动的概念具体化，认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既要考察处于劳动过程中的工人阶级，也要考察处于劳动过程之外，以非雇佣工人身份存在，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工人阶级，同时还不能忽略工人阶级由于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生活地域的区分而产生的需求差异。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必须突出人类需要的具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必须阐明人类需要的创造和实现与资本主义持续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必须解释人类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之间的逻辑演化。因此，以雇佣劳动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必须强调人类需要的重要性。

莱博维奇指出，马克思将劳动者的需要划分为生理需要、必需品需要和社会需要三个层次，其中生理需要是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必需品需要由劳动力价值决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满足雇佣工人的生理需要和必需品需要相对容易。但是，他们的社会需要，既包括劳动者对较高的工资、良好的工作条件、理想的工作时间等物质资料和闲暇时间的需要，也包括对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安全的农产品等自然环境的需要；既包括对物质产品的需要，也包括对精神产品的需要，是“由工人作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所决定的”，[2](P54-55)符合“社会充分发展的人”[2](P56)的要求。在资本逻辑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劳动者的社会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而劳动者未被满足的社会需要越多，他们的贫困化程度越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越激烈，资本主义被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大。[3]因此，“经济危机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一旦我们对工人予以考察，就会发现，工人自身被生产出来……的条件正是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原因”，[2](第二版序言，P6)而雇佣工人无法得到满足的社会需要，形成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否定”。[2](P57)莱博维奇在揭示人类需要的满足与资本主义替代的关系时，在强调人类需要首要性的同时，重点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

第三，反对雇佣工人之间的竞争，号召他们有组织地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

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把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坚持认为，雇佣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并非唯一服从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目的与动机，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质疑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认为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完全归属于资本家，单纯依靠劳动生产率水平解释相对剩余价值的做法有失片面。他的逻辑结论是：既然我们不能否认雇佣工人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当然也就应该允许他们享受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成果。资本主义社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既可以让资本家受益，也可以让雇佣工人获益，阶级斗争恰恰构成了这一目标的内在实现机制。根据莱博维奇的理解，在剩余价值率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而雇佣工人与资本家在阶级斗争中占据上风，他们就可能获得更多回报。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真正基础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上，“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工人阶级相对力量的减弱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必要充分条件。”[2](P157)

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大力提倡的阶级斗争，既有主动出击的内容，又有重点防御的成分。一方面，他号召雇佣工人整体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除了满足提高工资待遇、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等经济目标，更重要的是通过阶级斗争创建工人阶级国家以获得政治权力，从而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莱博维奇强调，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使用机器、加强工人的竞争、推进全球化进程等方式，有计划地分化与瓦解雇佣工人，从而消减阶级斗争对资本的不利影响。而且，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地域、年龄等都为资本分化瓦解雇佣工人提供了机会。因此，阶级斗争的前提是保持雇佣工人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反对雇佣工人的竞争与分化，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者的联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泉，而劳动者的分化是他们受剥削的条件。”[2](P120—121)

三、莱博维奇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按照莱博维奇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两个方面。前者从资本的逻辑出发，以雇佣工人作为资本的附属物，以获得剩余价值和利润为最终目标；后者从雇佣劳动的逻辑出发，以资本作为雇佣劳动的附属物，以满足雇佣工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为宗旨。莱博维奇认为，“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论述过工人阶级，也讨论过阶级斗争，但是在《资本论》中却没有对工人阶级的斗争进行研究，尤其没有研究关于工资的斗争。”[4]也就是说，《资本论》探讨的只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侧重于“向工人揭示并解释资本的本质”，[2](第二版序言，P2)没有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分析”，[2](第二版序言，P2)而他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呼唤”[2](第二版序言，P4)的前提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有益尝试。

莱博维奇在强调他的理论贡献时，将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的“六册计划”相提并论，自认为完成了马克思未竟的工作。事实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及其他一些书信中，曾多次提出他未来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但是，不能将马克思“六册计划”之一的“雇佣劳动”分册简单地等同于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确定“六册计划”的依据是他所要考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顺序，[5](P31)而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强调以雇佣工人作为研究的主体，突出人的需要的首要性以及需要的满足程度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演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其最终目的在于解释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原因。研究顺序与研究主体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相互混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不认可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与续写马克思“六册计划”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全盘否认莱博维奇的理论贡献。

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反映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新潮流。

莱博维奇一直宣称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2](P34)而所谓“正统……是对马克思方法论的强调而不是对神圣的篇章的崇拜。”[2](P35)他不仅强调方法论的整体性，同时呼吁研究《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还要保持概念术语及理论原理的整体性。如他强调雇佣工人不仅是抽象的存在，其性别、民族、种族、宗教、地域等具体特点，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雇佣工人的概念也至关重要。其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讨论的“劳动者不是抽象的雇佣工人，而是处于各种决定因素中的人类个体”；[2](P212)又如，他认为财富不仅包括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等实物形式，还包括雇佣工人的具体存在，只有从人与物两个方面进行界定，才能保证财富概念的整体性；再如，他提出资本概念的整体性，认为研究资本既要联系商品和货币范畴，同时还要考虑到资本的运动，“如果将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发现资本必须要经过一个连续的循环运动……”，[2](P85)如果“把资本的循环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2](P85)就必须既要研究生产领域的资本，也要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本。

莱博维奇不仅重视概念术语的整体性，他还强调政治经济学理论原理的整体性。如他认为整体的再生产理论应该包括资本再生产和雇佣工人再生产两个方面，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以表述为：一方面，资本的生产过程与劳动的生产过程互相对立，工人不能同时既为资本存在又为自身而存在，前者占有的时间越多、强度越大，用于后者的时间就会越少、强度也就越小。反之亦然。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过程与劳动的生产过程彼此依存，如果工人不为资本生产，他就不能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同样的道理，如果工人不为了自身生产，他也就没有办法为了资本而生产。因此，资本的再生产与雇佣劳动的再生产作为对立统一体，共同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整体。

笔者赞同莱博维奇关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主张，赞同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理论原理等方面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方法论的整体性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首先将作为分析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P8)时，要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仅仅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更重要的是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再一次说明马克思整体主义方法论优越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从研究内容的整体性考虑，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传统观点，人为地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建构，甚至可能导致割裂或歪曲马克思主义。目前，国内外学界已经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整体，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艺学、新闻学、军事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而且包括天文学、数学等部分自然科学的内容。2005年以来，我国高校统一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及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等措施，可以视为恢复和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有益尝试，值得深入探索与认真反思。

第二，重申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正视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始终标榜其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普世特点，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宣扬与推广其经济学说，试图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标准化改革方案，并谋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全球性经济、社会等问题。他们从根本上忽略或否定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特征，无视这些国家社会制度性质的差异以及发展阶段的区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国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日渐繁荣，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否认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主张建设“无阶级、无阶段、无国界”的“三无”政治经济学。与上述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莱博维奇始终承认《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他构建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前提。他的观点和主张，处处体现了其研究的阶级性特点。

莱博维奇所构建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号召雇佣工人不仅要围绕着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生活待遇等经济层面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更要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创建工人阶级的国家。他认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虽然不可或缺，但是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不能实现雇佣工人的真正解放。莱博维奇强调经济领域阶级斗争与政治领域阶级斗争同等重要。他还呼吁雇佣工人团结一致与资本家展开阶级斗争，因为雇佣工人内部的竞争与分化有利于资本的逻辑而不利于雇佣工人自身的发展与解放，只有雇佣工人的团结才有利于劳动的逻辑。笔者认为，莱博维奇关于阶级斗争的主张，没有超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事实上，马克思在《工资、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一些早期著述中，已经对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笔者无意夸大莱博维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希望强调的是，在国内理论界淡化阶级与阶级斗争，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未见消散的背景下，正视西方学者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大有裨益。“重温莱博维奇关于阶级斗争的分析，有助于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政治上的自觉。”[3](P179)

四、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背离

有国外学者对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建立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他过分夸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针对莱博维奇指责马克思忽视雇佣工人主体地位的观点，本法因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对劳动力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的研究，而且承认劳动以及劳动与资本斗争的主体性。[7]笔者认为，本法因的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不仅如此，莱博维奇的《资本论》研究和他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重于建构的特点突出。他提出了很多例证，说明《资本论》的概念范畴、理论原理、研究方法等存在片面性缺陷，但却没有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从理性分析的角度，对一些事物发表不满情绪、提出批判和否定性意见并非难事，问题的关键是，结论的得出既需要有相关理论的支撑，又需要经得住逻辑的检验，同时还应该提出更加圆满和可行的替代方案。莱博维奇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遗憾。尤其不能否认的是，莱博维奇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若干概念原理和理论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背弃或庸俗化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值得警醒与反思。

第一，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特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形成对立。

莱博维奇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高度强调雇佣劳动的主体性以及对雇佣劳动概念的具体化重塑，主要动机在于突出雇佣工人个体对维系与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突出雇佣工人社会需要的具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突出雇佣工人的社会需要与资本主义持续存在之间的逻辑关联。但是，莱博维奇采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

如莱博维奇提出，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人类需要，是决定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工人社会需要的变化以及满足需要程度的提高，导致资本主义不断向前推进，而资本主义灭亡也是雇佣工人的社会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的结果。莱博维奇一再强调用人类需要的首要性理论替代生产力决定论，并认为这是发展《资本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之举。值得商榷的是，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客观范畴，而莱博维奇主要从雇佣劳动个体角度论及的人类需要则属于主观概念。在探讨社会制度更替深层原因的问题上，以主观判断代替客观标准，不失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倒退。

又如，莱博维奇对《资本论》商品理论的评价，也体现了他对主观主义或个人主义研究方法的青睐。针对马克思用物的有用性定义使用价值，将这种有用性与商品本身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特性相联系，并将使用价值归结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并作为客观范畴的做法，莱博维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使用价值的“本质是由人规定的而不是由事物本身所决定的”，[2](P45)发挥这种决定作用的人则是“处在一定的社会中的人本身”，[2](P45)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分析，“没有考察完全主观的和来自于永恒的人类本性的判断”，[2](P45)因而可能是纯粹的想象。莱博维奇对马克思商品理论的指责，以及他从主观层面对使用价值范畴的界定，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特点。莱博维奇的价值理论与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的内在渊源，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缺乏必要的论证分析，若干概念或结论迥异于马克思的研究路径。

莱博维奇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具有浓重的批判性色彩，相比较来说，建构性的工作明显薄弱。他提出《资本论》存在诸多的片面性缺陷，但却缺乏深入的和有说服力的分析与论证，个别结论经不住理论推敲或实践检验。他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在很多方面庸俗化或背离了马克思的研究传统。

如莱博维奇关于剥削概念的双重理解便是一例。莱博维奇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首先将剥削与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一做法符合《资本论》的研究路径；其次，将剥削引申到家庭生活中，认为包括妇女和儿童等家务劳动的提供者以牺牲自由、休息与闲暇为代价，受到了家务劳动成果的享受者如男性主人的剥削。他强调指出，虽然资本无需为家务劳动支付报酬，但是，资本始终处于获取家庭无偿劳动的地位。[8]而且，家务劳动数量的多少与剥削程度的高低呈双向驱动。一方面，家务劳动的数量越多，实际工资越低，剥削程度就越高；另一方面，剥削程度越高，家务劳动的负担越重，实际工资就会越低。如果遵照莱博维奇对剥削概念的上述理解，认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养育子女等家务劳动也存在剥削，将剥削纳入到家庭生活领域，有可能得出“未来社会必须要以消灭家庭为代价才能实现”[3](P180)的荒谬结论，从而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置于无意义和庸俗化的地步。

再以莱博维奇对劳动力价值理论的批判为例。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定义，既没有超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也没有摆脱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他指责《资本论》关于劳动力价值的论述模糊，认为马克思利用生活必需品价值定义劳动力价值是同义反复，但他却仍然沿袭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莱博维奇一方面未经充分研究就匆忙得出结论，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当劳动生产率突然提高，受益者恰恰是雇佣工人而不会是资本家；另一方面又提出“实际工资增长与剥削程度增加的共存状态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在资本主义越发达的国家中，工人的实际工资就越高，而剥削程度也越强”。[2](P159)上述两种说法不仅彼此冲突，而且他关于实际工资和利润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同时增长的论断，颠覆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的传统看法，也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9]

又以莱博维奇关于建立工人阶级国家的主张为例。他在近些年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多次强调，从整体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既要探讨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也要探讨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前者以资本作为研究的主体，从资本的逻辑出发，剩余价值或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唯一的目的和动机，与满足人类需要的目标渐行渐远。因此，只有战胜资本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莱博维奇明确提出了创建工人阶级国家以战胜资本的结论，认为工人阶级国家有助于掀开“工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崭新一面。”[2](P266)但是，有关工人阶级国家的性质、建立的途径以及运作方式等关键问题，莱博维奇的分析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个别观点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如莱博维奇认为工人只要取得政治权力，就能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超越资本的目的。但是，什么样的权力属于政治权力？他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再如，莱博维奇探讨了工人阶级国家的具体形式，一一列举了无产阶级专政、工人自治、政府分权、废除等级制度、实行普选等，但是，他主张建立的工人阶级国家究竟要采取哪一种形式？读者无法从中得到明确的判断。

第二，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改良主义倾向。如莱博维奇建议，工人阶级应该“尝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把国家变成‘自己的代理机构’”，[2](P230)希望雇佣工人通过阶级斗争使国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成为他们的代表，他甚至直接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为工人阶级的利益立法。”[2](P133-134)

笔者认为，上述种种观点和主张，都是在维护现有社会制度框架下的改良手段，与马克思的社会改革方案不能相容。

[1] M.A.Lebowitz.Following Marx：Method, Critique and Crisis[M]. Chicago:Haymarket Books， 2009.

[2] 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3] 邰丽华.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思想探析[A]. 载《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4] M.A.Lebowitz.The Unifying Element in All Struggles Against Capital Is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Full Human Development[J].Monthly Review，4 November，201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 .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Ben Fine. Intervention Debating Lebowitz: Is Class Conflict the Moral and Historical Element in the Value of Labour-Power?[J].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008,(16).

[8] M.A.Lebowitz.The Path to Human Development: Capitalism or Socialism?[J].Monthly Review，13 April，2009.

[9] 彭必源.莱博维奇责难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0, (2).

[责任编辑 陈翔云]

Lebowitz’s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king Class

Tai Lihua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Das Kapital”;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apital;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he working clas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Lebowitz believes that political economy includs the two area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 and the working class political econom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 takes the capital as its main body, which Marx had a detailed discussion in “Das K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takes labor as the main body, highligh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ed of people and the replacement of capitalism, as well a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struggle. Lebowitz’s working class political economy, contains not only the content of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economics, but also the ingredients of departure and vulgar of Marx’s economics.

*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之“当代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新特点与新趋势”(项目号：14JD710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获得2013年度中国政法大学人文社科项目“西方学者重建《资本论》研究的批判与反思”的资助，同时也是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的工作成果。

邰丽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