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荣

佩里·安德森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启示*

李高荣

批判；自我批判；理论；实践；民族主义；国际主义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里·安德森用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具体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本特征——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尽管在此过程中因受到欧陆结构主义的影响而带有功能主义的缺陷，而且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国外马克思主义“重理论，轻实践”的玄学气息，但他与E.P.汤普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关系的争论，他对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警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主题和理论突破点的探讨，因其独特的理论立场而在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独树一帜，对当今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构建中国话语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基本特征之一：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统一

自20 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因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整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进行探讨的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其在政治上唯一关心的即是“促进向没有剥削的社会发展”。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定义为一种批判理论，除了政治上追求无阶级的社会目标，学术上发扬能动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外，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它是一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统一的理论，即它是一门关于历史发展理论的批判学说，同时自身的发展也体现出这种学说的自我批判历史。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包含自满的实证成分——就象真理今后需要由时间来保证，存在需由生成来保证那样，他们的学说只有在变化中才可免除错误。”[1](P5)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统一被安德森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特征。

在众多的批判理论中(如由马克斯·韦伯开启的古典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有能力、有抱负对自身的起源和形态进行自我批判。这一典型特征自马克思本人开始便一直承袭至今，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2](P474)

在安德森看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是双向的，即内在的理论发展史和外在的社会实践史、内在的理论逻辑演进史和外在的群众实践史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一方，否则我们根本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和其续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中，安德森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大致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赫鲁晓夫主义、毛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几个形式，他认为对这些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考察都应该从上述内外两个因素去考察。他重点考察了前三个，并得出了其各自产生及消亡的理论上的内在逻辑困难和外在群众运动兴衰的原因。通过对这些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考察，他得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典型特征，正是这三个特征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左派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区别了开来。

首先，它是一种总体性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理论体系之所以还能在后来持续不断的发展，是因为来自他们对德国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所作的综合。这种综合产生了一套有着其内在联系的概念和命题，他们涉及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实践的范围比其他任何理论学说都要广泛。其次，它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发展理论。尽管存在其他杰出的如托尼、列斐伏尔、泰勒等创立的社会主义历史学理论和韦伯创造的非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解释了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社会几千年来的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一套普遍的、能够把前后相继的历史发展时期和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的分析工具。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用以反对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革命激进主义左派的政治战斗号角，迄今所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下取得的，仅此一点就比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更有成效。

但正如安德森所说，马克思主义近些年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遇到了棘手的问题，甚至出现了拉丁文化地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集体背叛(首当其冲的是法国、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危机”日益严重。也许正如安德森描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智体系太过杰出、太有权威了，以致损害了其赖以发展的基本特征——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统一。一方面，它过分忽视左派内部的挑战(如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另一方面，它对右派(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又来得太过容易，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和外部都从未碰到过任何真正重大的理论挑战，这种缺少对立面的状态，“往往已成为它自身优点的牺牲者：因缺少适当的抗衡力量和修正的机会而发展了某种特有的惰性和缺陷。”[1](P123)当然，如今马克思主义遇到了新的压力和挑战，这既是对恢复其批判和自我批判本性的挑战，同样也是发扬这一本性难得的机遇。我们刚才列举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传统优势如今全都面临着重大挑战，为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首先，由于社会结构多元分化的转型而造成的一些新的社会运动，如妇女解放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兴起，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面的、完整的社会理论体系受到了质疑。这一质疑总体上是从属于安德森所说的在当今思想理论领域中自然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文化挑战这一总的趋势的，如何与当今自然主义的各种形式相结合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新的理论增长点。在安德森看来，所有这些与自然主义相关的人性论伦理学、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平主义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其实关涉的是对社会主义道德问题的探讨，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及其结合向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提出了较之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更大的难题。尽管安德森认为这些挑战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违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不消灭阶级就不可能实现性平等，正如不粉碎资本就不可能消除核战争一样。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就其实际命运而言不能长期与工人运动的力量相脱离。”[1](P136)但这些新的课题毕竟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缺乏的，是其薄弱环节，这些运动确实对工人运动施加了新的任务，不仅在实践上要探讨争取民族间和平共处、男女间性平等的具体策略，而且在理论上也要丰富和发展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说。

其次，尽管马克思主义在其专长的领域——历史学方面，其杰出地位还很少受到直接的威胁，但人口统计学的兴起将无疑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引起动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引起的后果值得重视，社会主义内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优势受到了来自其他思潮的挑战已是不容置疑，也不可忽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主义那独特的引导工人运动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已变得黯淡无光，信仰层面的危机更值得人警醒。由于东方社会主义的专制和西方共产党的妥协退让，使得人们现在一提起马克思主义想到的就是家长制的统治和官僚主义，这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信誉。在安德森看来，这一困境从理论根源上来讲，没有处理好自经典马克思主义以来就遗留的重大难题——结构和主体的结合问题。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方面，他把历史变革的原动力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另一方面，他又将历史变革的原动力归因于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如何结合这种内在结构的实体和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或解释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面临的重大难题。

二、基本特征之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安德森作为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的一员，其最大的特点是试图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因陷入理论与实践日益分离而带有的浓厚的玄学气质和悲观气息，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和欧陆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面临的那种条件来。尽管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以理论见长，但他不同于其他哲学思潮的最大优势是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相比其他理论，它不仅在解释世界上具有极大的优势，更关键的是它在实践中能改造世界。

虽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色，但这一优势在西方正日益衰退，这是怀有悲天悯人之心的安德森极为痛心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策略问题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薄弱环节，并最终因此丧失了战斗力，作为曾经兴盛一时的一种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消沉了下去。即使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从讲德语和拉丁语的欧洲大陆转向讲英语的国家并重新得以兴盛，这一缺陷也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改良主义、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盛行，连安德森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直接承袭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更多地强调战略的托洛茨基主义，在促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方面也并未显示出更多的成效，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毕竟脱胎于反封建君主制的十月革命和从未遭遇资本主义民主形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结构和主体理论上统一的难题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实践在结合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缺乏现实的战略思想，他们既不关心此问题(安德森感叹道，近年来已经很难找出一篇主动出击探讨政治策略的文章了)，实则也提不出什么可行的方案促成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过渡，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马克思主义共有的是“策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

但是，从另一方面，这种“策略的贫困”实际上仍旧与“理论的贫困”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理论上是极度欠缺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研究是空白的，这一缺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那里即已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持不可知论，这种空缺常常被未经改造的空想社会主义所占据，如“对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统治”(圣西门)、“劳动分工的废除”(傅立叶)。这些论断完全没有考虑到在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之后，政治、经济管理是多么的复杂，《国家和革命》的部分章节对管理和生产、经济和政治持有的简单化看法，仿佛任何厨师都可以管理国家机器，这种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简单化处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著作和其后继者的著作中从未得到彻底的批判和改造。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对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探讨的缺失给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制度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和唯意志主义、无政府主义各执一端，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信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革命失败、策略受阻而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哲学层面研究的做法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当然，他们从哲学美学层面提出了各种空想社会的改良计划，也算弥补了社会主义制度道德层面的缺失，为后来应对自然主义的挑战在理论上作出了可以应对的前瞻性准备，也许通过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变体，在未来可以为制度的建设作出有实质性的贡献。庆幸的是，安德森认为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接续起了这个长久的空缺，他们开始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探讨，在安德森所极力倡导的四个重大领域全面出击，努力发出各自的声音：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自由意志论的平等”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不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问题，例如亚力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1983)即是一例。探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理论，必定要涉及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方位的剖析，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本人致力于从事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著作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都是显学。尽管安德森很悲观地发现，即使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的探讨开始复兴，但策略问题依旧甚少有人问津，这也使得他不得不在新千年的《新左派评论》改版后的第一期喊出了令人误解、备受责难的现实主义口号，那实则是一种长久的失望后的另一种坚持，一种要贯彻葛兰西的“阵地战”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更加注重实际的坚持，比起乌托邦式的信仰和口号，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更有利于使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能维持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现如今，马克思主义在方方面面都已陷入了多元主义之争，有些争论无疑是有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的，但安德森仍对此持乐观的态度，也许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和主体、自然和历史两大难题就在重新塑造价值的争论(哲学美学领域的道德形而上学建设，如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尝试)和重新设计制度的争论(如我们国家当下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讨)中衍生出更为生动的辩证法，从而在21世纪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其中，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已经为这种“制度”和“价值”的双重变革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历史唯物主义摆脱既不“科学”(在民主和平等的政治制度设计方面的空缺)又不“道德”(有些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指责注重经济结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道德构想层面有所缺失)的责难提供了契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上述两大未解之难题，但安德森仍然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处于过去与未来、经济与政治、历史与策略的交叉点上，即处于今天一切社会主义讨论的中心点上……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仍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化范型：它包容面很广，能够把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展望与当前的种种现实矛盾和运动、及其从过去的结构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独特动态的理论。”[1](P149-150)除了在信仰上的这种坚持，他也异常清晰地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21世纪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说结构和主体的关系和结合难题是关于社会主义策略的典型研究领域，那么自然和历史的关系则属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这个重大问题域，除非马克思主义能够充分解决这两个问题，否则它便丧失了其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生命本真力量。无论是在当今日益多元的左派中间还是在日益顽固的右派中间必将丧失其竞争力，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终将不可避免。要想重新挽回马克思主义昔日的信誉，赢得现如今持有怀疑和冷漠态度的人民群众的信任，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借鉴左派内部、右派、中间派等思想家的优秀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紧跟新的时代课题，将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体到我们国家而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道路中也要不断借鉴各方理论和实践成果，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争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上述两大理论和实践难题上贡献本民族的力量。诚然，这必将是一场异常艰辛的漫长道路，安德森的务实态度应该是我们的常态心理，既不过于悲观也不盲目得意忘形，始终坚定自己的信仰和价值、探究科学的社会制度是我们当下及今后几代人的努力方向。

三、安德森马克思主义观的方法论启示

安德森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中奠定了自己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位置，他对马克思主义两个本质特征的当代理解完全基于他独特的立场和方法，其立场和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

在将近30年的英国新左派运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左派思想家之间存在着很多争论，其中，安德森与汤普森的争论影响最为持久、深远。其争论的主要焦点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发展和重构的方法论上，即究竟是经验分析优先，还是理论分析优先，这一方法论上的差别体现出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在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过程中，是坚持英国本土具有经验论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还是学习欧陆具有理性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争论的初期，从《新左派评论》的理论转向来看，安德森一方占据上风，大力译介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欧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争论的后期汤普森则表现出强劲的态势，安德森则采取了融合两者的柔和立场，并且从现在来看，汤普森对待具体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和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方法更为理性和可取。

两代新左派关于如何对待民族理论传统和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关系的争论告诫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不可偏废一方。汤普森对民族理论传统的强调可以说为每个具体民族国家的民族性提供了一套基本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第一，正确理解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把是否有利于民族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作为衡量、取舍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标准；第二，历史主义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把是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传播与发展作为衡量、取舍传统激进思想的标准；第三，务实地对待理论建构，把是否有利于经验研究的开展作为衡量理论建构是否必须的标准。这些思想在其 《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的序言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国际主义不应当始终匍匐在我们选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前，或者始终在寻找模仿其话语模式的途径。……即便我能化腐朽为神奇，我也不相信，葛兰西是因为将他的思想建立在对意大利历史和文化进行拷问基础之外这个事实，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不仅应当去认真倾听国际话语，而且还应当用本土资源去丰富和发展它。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沉默的听众，那么，在对话中我们就不会真正在场。所以，我认为，我不是什么英国的‘民粹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说英语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几十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接连不断的‘危险时刻’ 之中，因此，我们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化就把自身展现为一种对危险保持警醒的、以寻找民主持久性的证据和文化力量与文化成长的源泉为目标的精神。文化遗传的某些部分的特征只能是‘民族的’，它有自己独特的要求、适应性和语言特性，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所思所感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我们据以思和感的一部分。在这片国土上，这些资源博大精深，其中有不少糟粕。不过，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曾敏锐地研究过它们的英国历史学家发现，它们并不……完全是封闭的和倒退的。如果未来将被创造出来，那么，它一定更多的是从这些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决不会是从某些理论家的脑子里蹦出来的。”[3]( P. iv)汤普森的这段话非常适合当下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情形，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化都首先必须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况出发，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的经验，也不应受到他国以所谓的正统、非正统的借口而进行的任何干涉，谨防民族虚无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我们国家自己的话语体系。

但另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流派从安德森主张的国际主义中受益匪浅，当下活跃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伊格尔顿、吉登斯、拉克劳等，几乎都经历了两代新左派的交锋，经受了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双重洗礼，为他们思想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持续的源泉和动力。因为经过这场漫长的争论，今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只是站在一方来著书立说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不再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应该说，安德森对欧陆传统的引入和汤普森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发扬相得益彰，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既具有普遍性而走出了英国本土、走向了国际，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大放异彩的流派。现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和争论都不可能仅仅限制在一国范围之内了，而是在整个国际性的领域展开讨论。可以说，理论和历史之间的重新交流和跨国界的讨论是这场争论最富成效的后果。我们可以从安德森对这场争论所做的总体评价中获得一种中肯的态度：“左派作为一个整体，是从中受益了，而不是损失了。没有一个作家或者作家团体，能指望包含现实社会主义文化的所有必要方面。一面性是知识产品内在的。重要的是要有许多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分歧是任何重要左派思想内不可避免的东西，应当受到欢迎而不是悲痛。事实上，新左派作品中强调的‘新’‘旧’层面应当是相互补充而非冲突的，没有道德的战略是权谋，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益无用，没有战略的道德，人道社会主义只从伦理上反对敌对世界，注定是无用的悲剧，没有力量的高贵导致灾祸。”[4](P206)事实上，无论是安德森对系统理论建构的强调，还是汤普森对具体历史经验的重视，都可以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找到其表述，这涉及历史与理论之争，应辩证地对待，而不应偏废一方。

其次，应该避免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两个极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安德森认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很难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搞不好就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要贡献在于批判了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使英语世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并获得了一种独具英国本土特色的重构形态。他们依据坚实的学术研究，在社会形态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文化理论等领域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但是如果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中，一味地追求个性和新奇，不断地适应现实进行调整则很容易忽视理论的根基而走向虚无主义，正如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拉克劳所做的努力——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的多元主义重建在左派阵营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已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问题，2008年伦敦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的主题“多种马克思主义”就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种趋势。[5]这对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挑战，即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又做到中国特色，这是任何民族国家都将面临的考验，而英国在理论方面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地方：一方面挖掘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吸收国外的总体性社会理论和方法，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从现有的发展来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一支独特的理论流派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本民族的贡献。

最后，在理论和策略层面上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在方法论上做到历史与理论相结合。

在对安德森的思想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不断地变化着探讨的主题和方法，从保守主义、改良主义到激进主义再到务实主义，从经验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因而很难用哪一种流派来界定其思想。“人们普遍感觉他的思想不属于任何国家传统，而是各种西欧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个漂浮着的躯体”。[6](P18)他在理论旨趣上的多变性正好是其一直所希冀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写照，不断地学习借鉴各种新的理论，从他笔耕不辍地对当下的左中右等政治哲学的批判可见其在理论上的敏锐性。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之所以对詹姆逊不惜溢美之词，主要是因为詹姆逊在结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令其满意的尝试，对后现代文化在当代历史时空中的整体面貌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肯解释。他一直企盼能够结合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分析传统，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上的那种玄学气息，不再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的经验研究之间相互分离，而是“试图探究两者之间的一个中介基础”。[7](P1)尽管安德森因1968年以来的各种蓬勃发展的新社会运动而一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当今的再次结合持有的乐观预见，而后又落空，但从另一方面，他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持续关注以及不断地在尝试给出马克思主义学理上的解释，作为一名学者，这也许是最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观我们当下的理论现状，对各种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现象视而不见，在理论上创新不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使得马克思主义对当下的社会现状解释无力，甚至集体失声，这是很致命的。所谓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理论相结合，既要做到理论的与时俱进，不断挖掘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和国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力。以安德森为代表的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做得比我们严肃认真，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无比坚定，是一名坚定的左派，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

同时，安德森梳理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及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挑战，如“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民族国家的职能和未来是什么？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真正的性质是什么？没有工人民主的工人国家的历史含义是什么？怎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国际主义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虔诚的理想？在前殖民地国家中，怎样才能在相似条件下避免以前历次革命的命运？怎样才能进攻和打倒官僚特权和现有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是什么？”[8](P150)并且他从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中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接下来的三个理论突破点：平等价值观、所有制形式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这些主题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应该努力给出尝试性回答的问题。按照安德森的观点，未来研究的重点必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和策略进行考察修正后，直面现实，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做到理论与实践、结构与主体、制度与价值、知识论与生存论的历史性统一，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政治、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世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社会阶级的群集、民族的意义和作用所提出的基本问题的解决上来。探寻一条在策略上能够打破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种种障碍、建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结构道路，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能运用到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分析中去。他的这一方法论上的主张恰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统一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当下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中构建中国话语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1] 安德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 余文烈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Edward Thompson. Foreword[A].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C].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4]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 in English Marxism [M]. London: Verso, 1980.

[5] 汪行福.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左翼思潮[J]. 学术月刊，2011，(12).

[6] 斯齐德勒斯基. 佩里·安德森[N]. 新政治家，1998-03-19.

[7] 安德森.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 刘北成，龚晓庄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 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高铦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孔 伟]

Marxism’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s in the Vision of Perry Anderson

Li Gaoro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ritique; self-critique; theory; practice;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Perry Anderson, the British Marxist theoretician, uses his theory of though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fulfill the two kinds of basic features of Marxism, that is, unifying critique and self-critique and unifying theory and practice. Because he is influenced by continental structuralism deeply, his thought is inevitably equipped with the fault of functionalism and the Metaphysical atmosphere subject to foreign Marxism thinking highly of theory but down of practice. But his disputes about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side Marxism with E.P.Thompson, his alert against dogmatism and nihilism, and his research on the themes of times and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points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ke him unique among many foreign Marxists and British Marxists by his distinct theoretical standpoints, which provides us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s and mirrors in our efforts to build Chinese discourses during the cours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nowadays.

* 本文系2016年度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项目号：118-413000009)和2016年武汉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中西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与融通研究”(项目号：118-413100003)的阶段性成果。

李高荣，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