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静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设的战略意蕴*

刘水静

文化自信；文化安全；民族认同；文化交流；道路自信；文化自强

文化自信是指一国民众对其国家主流文化的充分肯定、积极认同和倾心归依。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积极引导当代国人理性看待自身文化，坚定广大民众对中华文化生命力及其发展前景的信心信念，对于我们维护文化安全、促进民族认同、发展文化交流、坚定道路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等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当代国人文化自信心态的培育和塑造工作。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一重要判断的基础上，首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并举，明确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最新论断，深刻揭示了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国家繁荣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本文尝试从增强文化自信与维护文化安全、促进民族认同、发展文化交流、坚定道路自信、实现文化自强诸方面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出发，深入阐释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设的战略意蕴。

一、增强文化自信与维护文化安全

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和日益扩张的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十分严峻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国家，积极鼓吹西式的“普世文化”和“普世价值”，它们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向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价值信仰，以图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上实现对他国他族的领导和控制。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和阐发者约瑟夫·奈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一书中就毫无遮掩地宣布：“对于未来的美国来说，核心问题并不是它是否能够以拥有最多资源供应的超级大国身份来引领下一个世纪，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它可以控制政治环境并使得其他国家按其意愿行动。”[2](P150)在约瑟夫·奈看来，传统大国主要依靠“军事力量”[2](P153)来行使对他国的宰制和“操控”[2](P154)权力；但剧烈变化的国际态势使得以军事力量为重要内容的“硬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困难。因此，奈转而从以“文化”为重要内容的“软权力”出发探讨美国在新时期控制他国、支配他族的路径和方法。

由此可见，美国在全世界大力传播的“普世文化”和“普世价值”其实只是美国实现其世界霸权的一个“工具”。[2](P153)它常常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从事“干涉”和“压迫”的事实。对于那些“不听话”的“顽固”国家，它更是绞尽脑汁地实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西化”“分化”政策。对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应对西方国家这种文化上的“渗透”与“颠覆”行为，已经成为“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很好地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性、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课题”。[3](P92)有人受西方学者和政客们提出的美好字眼迷惑，认为所谓“西方国家在文化上渗透、颠覆中国”只是一种耸人听闻的不实说法。那么，让我们看看西方学者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剖析。2003年，美国学者海伦娜·芬恩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批评小布什政府于“9·11” 事件之后的反恐行动中重视军事打击而忽视“文化外交”的错误做法。她一开篇就指出：“在冷战初期，美国的文化外交活动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文化关系处直接拨款……当时的决策者们深知征服境外民心与战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认识到文化外交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芬恩提醒人们：“在二战后美国开始担当全球领导权的时候，文化外交被视为其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境外文化活动，组织国外会议，资助诸如《邂逅》和《证据》这样的知识出版物。”芬恩告诉读者，美国在冷战期间秘密实施的“文化外交”政策对其战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她引用拉詹·梅农的话说：“在美国，很少有人能够深刻领会，了解美国文化对战胜共产主义的贡献，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是通过参加我们的文化交流项目，参观我们的文化展出，还是仅仅通过收听美国之音。”芬恩由此要求美国政府“从冷战时期成功的文化外交之中吸取灵感”，以最终战胜当今美国“新的敌人”。[4]

芬恩的文章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在冷战初期就开始部署和实施的思想文化渗透战略对资本主义阵营战胜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赢取冷战胜利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如果说芬恩的视角是从胜利者一方出发而展开的话，国内学者戴锦华的《柯静采夫：冷战文化的内部与外部》一文，则从前苏联的视角出发刻画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的情景及其结局：“冷战格局的形成……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令全人类经历着置身火山口上的、持续的危机情势。也正因如此，冷战时代两大阵营事实上达成了一种岌岌可危的制衡状况……于是，冷战的数十年间，对峙双方的冲突空间，主要限定在意识形态较量或曰文化对抗之上。”戴锦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末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崩盘”，其实是“一次巨型的‘不战而败’”，是“内部引爆的结果”。其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世界文化价值的高度内在化，最终导致对其政治理念与经济度量的认同和皈依”。[5]对西方文化的高度内在化、对西方政治经济理念的“认同和皈依”，显示的是前苏联人对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心的丧失。由此可见，我们在面对西方国家历来推行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政策时，积极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教育、增强当代国人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对于我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增强文化自信与促进民族认同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文化，是一个民族置放灵魂、安顿信仰、确证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精神场所与心灵港湾。一个对其所属民族的文化没有自信的人，必将陷入迷茫困顿之中；一个对自身文化没有自信的民族，也必将丧失自我确证、自我认同的根基，从而流为四分五裂的散沙。因此，文化自信对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文化自信是一个人接受自己、认同自己、悦纳自己的前提和基础。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动物只是机械地适应自然，而人类则是能动地改造自然。因为，动物单纯依靠其本能而生存，它们的一切活动受自然规律的直接支配；而人有意识、有思想、有精神，他们并不直接受自然规律的摆布和支配，他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体现着人对客观规律的主观认识和能动把握。文化就是人的能动的创造物，就是人的活动本身及这种活动的对象化成果。因此，所谓文化，指的就是“人的文化”，是“人文化”，即是“人化”，是人凭借自身的能动性而构造的一个意义世界。主观的意义世界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超越，是其对客观世界的重构与解释，是人类置放、安顿自身心灵与信仰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对文化的确信，就是对人本身的确信；文化自信就是人的自信，是人对自我能力、自我价值、自我意义的积极肯定。它代表着人对自我的接受、对自我的悦纳和对自我的认同。只有具有文化上的自我确信和自我认同，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最终得以确立。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确证自我、肯定自我、认同自我的前提和基础。人不仅是文化的存在，而且也是社会性的存在。远古时期的人类聚族而居，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人类在早期氏族、宗族、部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和国家。我们前面说过，文化是人的能动创造物，但文化绝不是由人凭空创造的。人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在既定的历史文化传承体系中、在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发展文化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P470-471)因此，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所创造的文化放在一起比较时，就会形成一幅多姿多彩、变化万千的奇妙图景。因此，“文化”与“民族”密不可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是该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国学家钱穆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文化的民族特性与民族的文化特性。钱穆在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7](P1)虽然说作为主体的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与文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因为，文化一旦创造出来，其所形成的文化生态或社会环境又必然反过来影响、陶冶该文化下出生成长的民众。在民族与文化互相涵蕴、彼此影响的基础上，社会才得以生生不息，民族与文化才得以发展壮大。在此意义上，文化与民族之间就是共同进退、共同存亡的关系。从本文的立场看，文化与民族的彼此交融注定了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民族自信、民族认同之间亦密不可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统一关系。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就是对自身民族的自信；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就是对自身民族的认同；对自身文化的归依，就是对自身民族的归依。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8](P707-708)毛泽东的科学分析，精辟地阐述出了增强文化自信对提升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认同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三、增强文化自信与发展文化交流

对各民族而言，文化沟通与文化交流，既是取长补短、互采互鉴，推动各自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化解隔阂、增进互信，实现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的根本保障。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当今时代，发展文化交流(无论是通过跨文化沟通减少地区紧张和民族冲突，还是通过跨文化交流提升人类破解全球性发展难题的能力)对21世纪人类的前途命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此背景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以什么样的原则开展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就成为人们不得不审慎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他民族的文化优长、以谦和宽容的精神维护各民族的文化尊严，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两条基本原则。而无论是开放包容的姿态，还是谦和宽容的精神，都与高度的文化自信密切相关。

首先，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我们开放包容地吸纳异域文化优长的根本前提。异域文化只是“他山之石”。吸收异域文化的目的，是“为我所用”，是促进本己文化的创新发展。因此，在博采异域文化之精华时，我们必须能够在自己的文化根基上立得稳、站得牢。[9]而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是使我们在本己文化根基上站稳脚跟的基本前提。对自家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当下创造没有信心，对自家文化的能力、价值和发展前景充满怀疑，这种文化自轻、文化自卑心态在异域文化的汹涌浪潮面前必将迷失自我，陷入对他文化的轻信和盲从、对己文化的自弃和自污之泥淖。五四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跪着看西方”[10]的可叹情景，就是他们对本己文化丧失自信、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11](P12)的文化自卑心态的反映。可以说，这种“邯郸学步”式的文化交流不是“吸纳”而是“被吸纳”，不是“同化”而是“被同化”，不是自立自强而是自绝自灭，并最终沦入“寿陵失本步，笑煞天下人”的可悲下场。因此，我们认为，只有首先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真正拥有开放包容地吸纳异域文化优长的胸怀和气度。

其次，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我们谦和宽容地维护异域文化尊严的重要保证。乍看之下，相信、认同自家文化与包容、尊重异域文化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必然的逻辑关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真正充满自信的人，在其认同自我、接受自我的同时，也往往能够积极认同他人、接受他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深刻揭示了“自我实现的人”的自信、自尊与接受他人、认同他人、尊重他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自我实现者的“自尊、自爱与尊重他人、敬爱他人两方面互相支持、相得益彰”。[12](P263)中国学者梁启超在讨论民族自信心问题时亦曾强调：“人之能有自信力，必其气象阔大，……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轻薄天下人。”[13](P545)马斯洛与梁启超对自信、自尊、自我悦纳与信人、尊人、接纳他人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的分析同样可以运用在人们的“文化自信”心态中。一个对本己文化真正充满自信心和认同感的民族，也应当是能够对他族文化充满敬重感和包容度的民族。在文化上奉行自我中心主义、认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民族，在轻贱、贬低他民族和他文化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轻贱和贬低自己的文明层次和精神素养。一个民族创造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可能是最适合该民族的自然、社会环境的信仰和价值观，可能是最有利于该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可能对该民族本身而言是“唯一的”。人们对其文化价值具有此种意义上的自信心态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该民族据此将其文化视为普遍有效的真理，视为其他民族应当向其看齐、靠拢的至上标杆，这种文化心态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自信，而是夜郎自大般的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傲。这种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蔑视、贬低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和尊严，将对方视为劣等民族和劣等文化，往往会滑向文化沙文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危险境地，从而引发政治、军事上的迫害和侵略，并最终使自身文化由自我假想的“文明”堕入实实在在的“野蛮”。因此我们说，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我们谦和、包容地维护异域文化尊严的重要保证，是我们真诚、友善地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根本前提。

四、增强文化自信与坚定道路自信

对当代中国而言，所谓道路自信，指的就是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应具有的坚定信心和牢固信念。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与贵州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14]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深刻指出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内在关联。

可以说，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体现在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脉络之中，而且体现在人类各大文明体系中。我们曾在前面指出，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巨著中所剖析的那样，人还是政治的动物。[15](P7)自从私有财产在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以来，为解决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由强力集团组建的暴力工具——国家——就诞生了。国家诞生以后，所有人都开始与政治结下了难解之缘。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出生、成长；成熟以后的个体又或服从、或维系、或改变着其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6](P6)由此可以说，人所独具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彼此渗透、水乳交融。比如，中国思想史上首次运用“文化”这一组合概念的著名学者刘向在《说苑》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7](P380)显然，这里的“文化”是一个与国家治理高度关联的概念。可以说，中华先哲早在数千年前就已洞悉民众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对其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的决定作用。被赞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P81)一句，就是这一深刻洞见的经典表达。所以，中国古人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历来注重发挥“文德”“文化”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视为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为根本的原因之所在。

一国民众的文化自信状况之所以与该国民众对其社会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国家发展道路的信念密切相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一国之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具有的根本性决定作用。先秦典籍《管子》在讨论国家治理问题时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著名表述。这里的“礼”“义”“廉”“耻”，就是凝聚民心、稳固国政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华先哲反复强调 “为政先乎礼”[19](P31)、“重礼所以为国本也”，[20](P1048)这种把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作为“为国之本”“为政之先”的思想，至今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时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1]从文化之髓、兴国之魂的角度阐释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道路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从“根基”和“魂”“气”的角度，科学论述了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坚持中国道路、实现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习近平先以“德”诠释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并进而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22](P168)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明确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强调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22](P163)种种论述，无不深刻指出了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所具有的重要支撑作用。由此可见，从文化自信的角度而言，引导当代国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对于坚定人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五、增强文化自信与实现文化自强

文化是人们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极改造世界与人自身时的产物。一个族群的文化，其发展繁荣的程度直接反映着该族群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水平。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在此背景下，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实现文化自强，首先需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

高度的文化自信是实现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前提。没有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尊，就不可能实现文化自立和文化自强。只有当一个民族对自身的文化能力和文化价值充满强烈的信心和高度的认同时，该民族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才可以牢固确立。独立的文化本己，不是左右摇摆、漂浮不定的失根状态，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无主境况；独立的文化本己有自己的底气，有自己的定力。这种底气和定力，在全面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尤为必需。文化自信不同于文化自负或文化自卑。只看到自身文化的精华与优长而不能清醒地体认自身文化的缺点与瑕疵，这种盲目乐观的文化自负心态只会把自身文化引向保守和封闭的极端；一味强调自身文化的缺陷与问题，从而在文化发展上主张一种自断命脉的“全盘西化”举措，这种毫无出息的文化自卑心态，更不可能把自身文化引向光明的自强之路。“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23]在新的历史时期，立足于高度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文化自信，既可以带领我们积极捕捉文化发展的有利风向，也可以引导我们从容规避前进征程中的逆流与暗礁，从而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行。

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促进文化创新发展、实现文化自强的基本动力。文化本身就是人的实践创造物，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亦在动态变化中不断发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文化自信就是对自身文化创造力的自信；高度的文化自信，是人们积极投身文化生产实践活动、积极推动文化革新进步的动力和源泉。马斯洛在研究人的“创造性”能力问题时指出：“许多关于创造性的研究已经报告了勇气的种种的形式：顽强、独立、自信、某种自傲、性格的力量以及自我的力量等等。”[12](P133)马斯洛之所以认为人的“高峰体验”有助于强化自我的“创造性态度”，就是因为高峰体验者“在这个时刻……充满勇气和信心”。[12](P132)就文化发展而言，当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和未来前景充满信心时，这种自信本身就包含着推动自身文化实现创新创造的坚定信念。这种执著和坚守，是人们在文化发展上实现突破和创新的宝贵精神支撑：“自信心与创造力相互砥砺、相互增益。……一个没有强大自信心而时常处于自我怀疑中的民族，不可能在开拓进取中攀上创造的高峰。”[24]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22](P171)什么是我们积极倡导的文化自信？立足于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养分”和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勇气，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而戮力奋斗，这种执守和坚毅就是当代国人应当牢固树立的文化自信。

我们上面从维护文化安全、促进民族认同、发展文化交流、坚定道路自信以及实现文化自强等角度，具体阐述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设的战略意蕴。在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世以来一代代国人的不懈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意指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发展或社会的进步；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民族复兴意指中华民族在文化、文明上的重新崛起和再度辉煌。奋力谱写中华文明发展新篇章，首先需要当代国人对自身文明发展前景充满高度的信心信念，这就是加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设的根本意蕴所在。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2] 约瑟夫·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M].刘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沈壮海.文化软实力及其价值之轴[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海伦娜·芬恩.论文化外交[J].轩传树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6).

[5] 戴锦华.柯静采夫：冷战文化的内部与外部[J].读书，2014，(4).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钱穆.民族与文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8] 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沈壮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几点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9).

[10] 黎红雷.儒学回归当代中国[J].周易研究，2013，(2).

[11] 胡适.中国文化的反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2] 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M].许金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3] 梁启超选集(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14] “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N].人民日报，2014-03-13.

[1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M]. 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9] 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0]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1]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3] 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J].红旗文稿，2010，(16).

[24] 沈壮海.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创造力源泉的作用[J].求是，2016，(3).

[责任编辑 李文苓]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 Building

LIU Shuij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security;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exchange; road confidence; cultural self-reli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refers to the full affirmation of the national mainstream culture by its people. It is also the positive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onversion of the people.In the new era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we should actively guide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to look at their own culture and lead them with full confidence in the vitality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t hold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us to maintain cultural security, promote national identity, develop cultural exchanges, strengthen the road confidence and achieve cultural self-reliance and so on.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国人文化自信心态的百年流变及启示研究”(项目号：15YJC710034)、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科研项目“文化自信的理论内涵与提升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刘水静，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