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喜平，巩瑞波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现代化探索*

韩喜平，巩瑞波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代化；转型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承继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与经验，把握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和世界视野，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战略关口，瞄准中国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深化了对现代化的历程、阶段、道路、规律和模式的认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现代化的民生短板，以改革和法治的方式构建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领导现代化的能力，解决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要求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的统一。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战略关口，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伟大复兴进行顶层设计，深化了对中国现代化历程、阶段、道路、模式的认识，阐明了要引领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就必须主动把握、积极适应和正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承继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普遍承认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变迁过程，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各层面的有序、和谐和良性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生产力质量不断提升、物质财富数量不断增加，社会规则和秩序不断完善和精神价值不断进步的过程，而且物质积累、秩序演进和价值引领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程度的协同持续提高，达到一种现代性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现代化的理解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P8)而马克思丰富的现代化思想具体体现在其社会阶段划分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关系理论等思想中，西方学者也认为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工业化问题的重要指示。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2](P30)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复杂的，它涉及一套系统的制度和发展模式，需要长期探索和实践。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开始较早，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有识之士为中国现代化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孙中山更是勾画了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蓝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走出了一条适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习近平总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3]但中国现代化真正建设阶段开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其中，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是现代化的阶段。1964年，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部署。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P237)提出实现小康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汲取世界工业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训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逐步走向成熟。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提出了21世纪初“两个十年”计划和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点强调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强调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逐渐形成了以“五位一体”为主要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制度经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积蓄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的高度，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战略导向，审时度势地分析了我国发展现实需要和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理清了要想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想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战略举措，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保证，为实现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承继了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演变与经验。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与世界视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方式”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和变革就是“现代化”的科学含义，他们认为，这种现代生产方式把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P194)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正处在这种“历史转变”的最前端。

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看，一些成功转型的国家在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实现了发展模式转换的平稳过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成功的现代化转型案例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尤其是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更具有借鉴意义。近代以来的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日本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政治结构平稳转换的前提下，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增长动力的成功转换，实现了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比重的大幅上升。韩国之所以能一举成为发达国家，同样首先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变。从经济结构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传统上以出口导向型为特点的韩国，其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80年代后期，当韩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韩国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群体，为民主浪潮的兴起和民主转型提供了庞大中产阶级理性群体的支撑。民主化之后的韩国政府以经济体制为切入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强化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创新增长点、调整出口政策。同时，确立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成功完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经过高速发展之后，也遇到了来自劳动成本、资源要素、生态环境、创新能力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多重困扰。台湾地区的应对之策是适时启动了经济转型战略，具体做法是，一方面以市场化和“知识导向”作为战略，加快产业发展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推出“第二次土地改革”，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以此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和产业升级。新加坡转型过程中，把“法治”作为新加坡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形式。新加坡执政党利用法律建立起威权统治和廉洁高效的政府，领导新加坡成功远离“中等收入陷阱”，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为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6](P125)

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等成功实现跨越的国家和地区形成鲜明对比，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等国家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拉美陷阱”。从发展战略角度来讲，“拉美陷阱”的主要成因是发展战略转型及经济政策调整延误与失误。就经济发展来说，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健康运行是由经济体实施的发展战略、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在于三要素的配置失当。此外，顶层制度层面的改革迟滞或缺失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就是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同时，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也未能适应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要求，错失了战略转型的重要机遇期。道格拉斯·诺斯把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他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7](P3)诺斯认为，这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激励人们从事对经济增长有正作用的工作。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对拉美经济转型的机会成本而言，失去的不仅仅是那一个十年，而至少是半个世纪。

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所身处的历史坐标和世界坐标也发生了变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机制，可以归纳为政府主导下“低产品成本—高社会成本”的增长模式，虽然近些年我们对这种增长方式进行了转型调整，但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仍然存在，这对我国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的基层，访问足迹遍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倾听群众呼声，聚焦发展问题，汲取国际经验，以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大范围的地理位移勾勒出我国发展的战略图景,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各项事业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于当前我国把握发展机遇、促进战略转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来说，是“指南针”和“强心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与具体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来说明，“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8](P315)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制度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9](P893-894)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制度的现代化为前提，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的转型和变迁过程，如艾森斯塔德所分析的：“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一是形成持续变化和发展的开放的社会结构；二是形成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10](P46-49)由此可见，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以制度变革为前提，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分析西方现代化的一般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现代化具体实际，当前中国现代化转型仍面临很多阻碍和困难，与社会主义成熟的制度构想和人民期待还有一些距离。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目标，是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标志性阶段，当然其攻坚阶段任重道远，尤其是民生领域的供给不均衡和质量不高，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尚不牢固。从宏观来讲，转型发展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国家硬实力和国家软实力之间不协调的问题突出，收入差距、地区差异、行业差别问题凸显，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连续下降，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向一部分人集中的状况仍然存在，我国面临着经济总量领先而人均落后的问题，需要应对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缓解资源环境约束下发展方式转变压力，解决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的问题。社会层面来说，目前脱贫攻坚的任务仍然很艰巨，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基本民生供给不充足，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其中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出现，没有形成收入分配合理、教育内涵式发展、就业创业优先、医疗卫生完善、社会保障优化的现代化共享格局。

其次，改革没有完成式，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强，尤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不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的新动力。没有及时形成持续推动转型发展的新动力，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优势逐渐弱化，资本和土地流转机制尚未完善，现代化的科技动力和管理体系没有形成，各要素之间的布局和配置并不顺畅有效，没有形成创新驱动的基本格局。具体来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与经济发展进步密切相关的科技贡献率仍然很低。由于我国在调整需求结构的过程中，既遇到了发达国家高端产业的“挤压”挑战，又要面对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战，这给内需调整增添了压力，使得我国面临着战略调整的外部压力。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给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结构调整向存量与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以及发展动力向新增长点转变造成了很多阻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不明显。 此外，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投资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过快，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承载力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空间的主要制约因素。目前，我国没有将环境保护的倒逼机制传导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上来，没有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格局、城市化格局、生态安全格局、绿色发展格局，这些问题严重影响转型发展的均衡性、持续性和整体性。

第三，现代化社会的最基本要求是制度化、法治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1](P99-100)而目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尤其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有待提高，法治对现代化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发挥不明显。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仍然存在一些发展的矛盾和党风政风问题，其中大量矛盾和问题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相关。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推进现代化，必须解决制约持续健康发展的各类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权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法治化的经济社会环境。

第四，中国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来完成，而党领导现代化建设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很艰巨，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和领导核心地位需要进一步巩固。尤其表现在作风方面，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着与“为民务实清廉”相背离的现象。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突出，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影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严重影响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甚至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现代化失去了可以依赖的领导核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会因此而中断。可见，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也是空前艰巨的。

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为现代化补齐短板和建构制度

认识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被问题打倒。在直面问题挑战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2](P17)党在世纪初的这一战略判断至今依然十分准确。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13](P139)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长期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的中期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阶段任务，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战略方法。世界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目前仍处在跨越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离不开世界现代化的大背景，同时又必须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总的来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动“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统筹联动，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契机推进民生保障现代化，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为战略举措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保证，补齐现代化的民生短板，建立现代化的制度依据，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引领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是要补齐现代化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深入人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强调共享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贫困人口；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日趋和谐等。为了实现这样的历史阶段，为走向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要注意扶贫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小康社会目标的时候，就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强调：要达到小康水平，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4](P374)补齐短板，最基本的就是要继续稳定增长，继续做大“蛋糕”，就是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结构转型升级、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优势，为扶贫开发和民生供给提供物质基础和产业空间。补齐短板最紧迫的就是要增强发展的均衡性和包容性，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持续同步增长，通过产业、分配、社保、搬迁教育、就业、公共服务等方式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也就是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和计划。此外，要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扶贫，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精准扶贫体系。补齐短板最关键的就是要构建民生保障制度，兜牢民生底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形成合理的公共投入和增长机制，促进民生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民生治理是指国家治理主体运用经济的、政治的、法治的、文化的手段，满足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就业、卫生医疗、教育、分配、稳定、社会保障等基本需求，并建立完善高效的制度体系和发展机制，持续保障民生供给，促进民生发展，实现民生幸福。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民生治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代化方式。

第二，以改革和法治的方式构建现代化的制度体系。现代化是一种涉及公民、社会和国家各层面的系统发展状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8](P91-92)而且必须要靠成熟定型的制度和系统完善的法律作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是现代化国家和社会运行的基础性保障，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体来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用改革和法治的方式构建现代化制度体系，既改革和完善落后的、不规范的、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又不断创新和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和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层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要求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制度完善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是指政府机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是一整套互相协调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要塑造“执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有机协作和良性互动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是指政府机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领导和管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具体来说，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领导经济发展过程中，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升运用国家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和成果共享的能力，提升运用法律法规规范执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现代化参与主体行为的能力。此外，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领导现代化的能力。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首先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次,要不断完善科学、民主、法治的执政方式。党要主动适应现代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要求，运用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探索和遵循市场规律，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体现科学执政。再次,要适应现代化对各个参与主体关系的新要求，凝聚共识、保障权利、促进共建，领导建立适应现代化的新秩序、新规则和新程序，把法律作为治国之重器，把法治作为现代化的指南。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目前,全面建成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新特点、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党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本领恐慌”问题，这些内外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处理好，决定着全面小康的质量和现代化的水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党必须苦练内功，一方面深入学习和研究党的理论，掌握好看家本领，一方面学习研究新的伟大斗争的现象和规律，做到有的放矢、因病施治，努力提高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提升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提高党治国理政的效能和领导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8](P28)现代化进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困境，是转型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战略难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突破这一难题的战略之匙，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5](P320)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构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制度体系，攻坚克难、勇于实践，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走向胜利。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6-07-02.

[4] 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著.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1-2012)[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 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 马克思.资本论[M].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2]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3] 毛泽东选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 邓小平文选[M].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李文苓]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ness”
and Explora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HAN Xiping, GONG Ruib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strategic layout of “Four comprehensivenes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ness” inherits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grasps 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general rules in a global vision. It stand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rategic gateway and aims at the constraint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o make top-level design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the stage, the road and the mod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ness” strategy will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and make up the short board of people’s livelihood. It is to deepen reform, push for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modernization and solve a series of important and urgen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It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task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项目号： 12&ZD057) 的阶段性成果。

韩喜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巩瑞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