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亚 王群韬

（灌阳县文化局，广西灌阳541600；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广西地方志》重视方志理论研究的三个维度

王晓亚 王群韬

（灌阳县文化局，广西灌阳541600；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广西地方志》在反映和引导基层修志工作实践的同时，对方志理论的研究也极为重视，尤其是在研究方志学科的基础理论、汲取旧志传统的内在价值、探索志鉴编纂的创新方法三个维度给予充分的关注。通过设立专题板块、构建起集中探讨和专门研究方志理论的学术平台，《广西地方志》刊登一批涉及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旧志传统价值分析和志鉴编纂科学方法探索的重要成果，不断为新时期、新阶段的续志编修工作提供内在的思想指导与宝贵的理论支持。

广西地方志；方志理论；方志学

近年来，《广西地方志》以“探讨方志理论、指导志鉴编纂、反映古今地情、服务文明建设”为宗旨，积极引导区内的基层修志工作实践，同时对方志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也给予充分重视；尤其是2007年以来，通过规划设立“方志学理论研究”“方家志论”“志鉴研究”等专题板块，加强集中探讨方志理论的学术平台建设，产生一批涉及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旧志传统价值分析和新志编纂科学方法探讨的重要成果，为新时期、新阶段的修志工作提供了内在的思想指导，夯实“承续传统、创新思路、与时俱进、科学修志”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广西地方志》对方志理论研究的重视，主要体现在重视研究方志学科的基础理论、重视汲取旧志传统的内在价值、重视探索创新志鉴编纂的科学方法三个维度。

一、重视研究方志学科的基础理论

地方志作为记载某一区域内各种情况的文献体裁，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方志编纂者、学者对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功能特征、体例分类、书写规范等基础理论进行过具体的反思与探讨。这类反思与探讨随着志书编修实践的历史发展而不断积淀，实质上形成了方志学最初的基础理论体系。旧志编纂者多在志书的“序”“跋”“凡例”“叙例”中，表达自己关于方志这一文献体例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功能特征等论断或描述，形成了最初的方志学基础理论。晚近学者则采用专门著述的形式探讨方志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对方志之属性、功能、传统进行了更为系统化的研究与更为深入的探讨。新方志编纂工作则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推动方志学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广西地方志》历来非常重视方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结合区域内基层地方志工作者的修志实践，积极引导和广泛组织关于方志学基础理论的学术研究活动，集中在“方志学理论研究”“方家志论”等专栏刊登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史五一《试论李绂方志学思想》（2010年第1期）、桂始馨《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2012年第1期）、梁滨久《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2013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从志书的体裁起源、本质属性、体例传统及与史学的学科关系等不同视角对方志学基本理论进行具体的研究，提出不少富有创见的观点。例如，史五一在《试论李绂方志学思想》一文中，通过考察清代学者李绂（1675～1750）主持编纂《八旗通志》《广西通志》等经典志书之实践，分析他对我国传统方志学理论形成的重要贡献，指出其“以史为宗”的方志学理念呈现了典型的传统志书编纂原则与人文价值。①史五一：《试论李绂方志学思想》，《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1期。桂始馨的《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一文，不同于以往学界多将方志学的形成与清代学者章学诚联系起来的传统论调，提出“南宋方志理论已趋于成熟”的观点，并结合时人就方志之起源、性质、功能的相关论述，强调“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存史而备记”之价值导向形成等新观点，明确了方志载体的“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②桂始馨：《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广西地方志》2012年第1期。再如，梁滨久在《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一文中，从我国社会主义新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现实视角，围绕方志学学科体系的现代功能，具体探讨方志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需要以旧方志学为思想理论资源、与基层修志工作实践互动结合等层面的内容，进而提出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强化我国社会主义方志学体系建设的几点构想。③梁滨久：《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2期。

二、重视汲取旧志传统的人文价值

《广西地方志》重视方志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即重视汲取旧志传统内在的人文价值。建国以前的志书（旧志）在本质上都属于“官斯土者”即封建制度下的中央政权派驻地方之官员为尽快掌握地方风土民情、辅助其治民施政而组织专人进行搜集编纂的文献资料，其主体内容大致由该行政区域的建置沿革、山川地理、风土物产、人口户税、兵防要塞、祠祀寺观、艺文典籍及与此地相关的人物传记构成，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套全面反映我国古代社会文化、较为成熟的编纂方法和体例传统。可以说，对传统志书的人文价值进行持续研究，不断总结前人编修志书的成功经验，概括其中厚重的史志观念和体例模式，对于我们当前的修志工作不无启发与借鉴作用。

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广西地方志》刊登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主要包括史五一《简析清代方志中的舆图》（2009年第1期）、李发红《戴震的方志理论及启示》（2010年第2期）、郑纬宽《论明代广西方志修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2011年第6期）、陈凯《明代“永乐凡例”的比较研究与特点述评》（2012年第5期）等。例如，史五一在《简析清代方志中的舆图》一文中，具体考察了清代方志中的舆图种类、绘制质量、分布特点、主要功用与资料价值，并指出清代志书舆图在我国古代“图经—志书”的发展过程即从“经为图设”到“图为志设”的演变进路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李发红《戴震的方志理论及启示》一文重点研究了清代著名方志学家戴震纂修的《汾州府志》这部经典佳志所体现的“重沿革”“务求切于民用、有资治道”（修志为用）等传统理念，并指出这些传统理念和人文关怀对于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④李发红：《戴震的方志理论及启示》，《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2期。再如，陈凯的《明代“永乐凡例”的比较研究与特点述评》一文对明代永乐十年《修志凡例》和永乐十六年《纂修志书凡例》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尤其对“永乐凡例”关于传统志书的门类篇目、记载要素、资料选取标准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研究，强调此二种方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是明代地方志编修定型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指出了此类编纂传统的利弊得失。①陈凯：《明代“永乐凡例”的比较研究与特点述评》，《广西地方志》2012年第5期。

卷帙浩繁的旧志是我国古代地方社会资料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广西地方志》对旧志文献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尤其是对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志书体例模式和人文传统进行系统阐述与批判继承，体现了其着力促进方志理论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面向。

三、重视探索新时期志鉴编纂的科学方法

在注重汲取与借鉴旧志传统价值研究的同时，《广西地方志》还积极引导新时期志鉴编纂的科学方法探索，尤其是在充分总结首轮、二轮修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思索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续志编修方法、如何在现阶段编写出更多集精当性、便览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佳志。

在这类研究文章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罗本武《入志资料的可信性与志书质量》（2007年第1期）、蓝磊斌《编修城区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2007年第3期）、尤岩《论第二轮修志民俗入志的思路与方法》（2008年第1期）、詹跃华《如何提高地方年鉴框架设计的质量》（2010年第2期）、刘善泳《地方综合年鉴入史论》（2012年第6期）、吕鲜林《年鉴文化的批判、借鉴与创新》（2014年第2期）等。其中，罗本武在《入志资料的可信性与志书质量》一文中，针对志鉴编纂工作过程中必然面对的资料可信性问题，结合部分首轮新编志书存在的“入志资料不具可信性、影响志书质量”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凸显了严格把关、审视入志资料信息对称性的重要意义，指出一部优秀的志书必须选材得当，即在入志资料的选取标准上坚持“存史”“务实”和“面向将来”三个层面的考量，而将这种选材标准付诸实践还需要着力培养方志工作者的史实意识和专业能力。②罗本武：《入志资料的可信性与志书质量》，《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1期。蓝磊斌的《编修城区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围绕城区志编纂方法和框架模式这一修志工作中具有特殊性的新课题进行专门探讨，并结合《南宁市新城区志》《北海市海城区志》《南宁市郊区志》等几部新志的模式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敏锐地将城区志的首要理念特质概括为“城市性”，进而提出了“处理好区属和驻区搜集内容”“突出地方特色构成”等着眼于提升新时期城区志编纂水平的具体设想。③蓝磊斌：《编修城区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3期。刘善泳在《地方综合年鉴入史论》一文中则针对新时期地方综合年鉴具有的“史裁性”特征与“资料性”诉求的内在契合进行深入讨论，指出偏重社会文化保存与精神文明建设、“记当时、当地事”的地方综合年鉴呈现着很强的“入史取向”，并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遵循这一理论规律与发展路径。④刘善泳：《地方综合年鉴入史论》，《广西地方志》2012年第6期。

由此可见，《广西地方志》在探索与推广新时期志鉴编纂科学方法的层面精心规划，尤其是对续志编纂的篇目框架设计、资料选取、体裁功能拓展等方面的反思与创新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力求为新阶段志鉴编纂工作朝着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和强化资料内容精当性、便览性和可读性提供实际的指导和借鉴，成为探索与推广基层志鉴编纂科学合理方法的重要理论平台。

总的来看，《广西地方志》为方志理论研究而精心构建学术平台，尤其是在研究方志学科的基础理论、汲取旧志传统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创新志鉴编纂的科学方法等维度进行了充分关注和积极规划。《广西地方志》在修志实践和理论研究结合、保存传统与创新方法并重的层面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硕果；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现阶段的方志理论研究与编修实践的结合程度，为编纂出更多体裁新颖、内容精当、功能突出的佳志而充分发挥理论平台与科学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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