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平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广州510091）

关于专志编纂的思考
——以《广州亚运会志》《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为例

李玉平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广州510091）

本文分别介绍《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编纂情况，并进行横向比较。两志在组织模式上既存在相同之处，又呈现明显区别。《广州亚运会志》由编辑部收集资料、编写志稿和进行总纂，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采取专家修志，编辑部总纂的模式。其区别体现在拟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写初稿、志稿评议、志书总纂、审查验收等环节及体例方面。最后对专志编纂进行思考，提出要灵活选择专志编纂模式、充分发挥主编单位的职能、明确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

专志；独立专志；《广州亚运会志》；《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

专志是地方志种类之一，专记某一项或主要记述某一项内容。［1］从形态上看，专志包括史书专志、方志专志、独立专志三种。史书专志见于纪传体史书，“志”为体裁之一，其名始于《汉书》，《汉书》专志主要记述汉代的典章制度以及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此后史家多沿袭该制。方志专志又称分志，是志书在总体设计中根据客观事物性质异同分成的几个相对独立又紧密的部分，如地理志、经济志、政权志、风土志等［2］。独立专志是独立出版的专志，包括重大事件志、专题志、事业志、部门志、行业志等独立于综合志书之外的志书。［3］独立专志的起源可追溯至我国早期的史书、志书，如《禹贡》《地理书》《舆地记》等专于地理，带有一定的专业特点。［4］其后出现山志、水志、亭志、寺志、书院志、园林志等独立专志，名目繁多，汉晋以来，代不乏修。本文所指专志为独立专志。和前两类专志不同，独立专志不是史书或志书的一部分，其资料更丰富，内容更详实，记述更完整。近年来，全国上下掀起专志编纂的浪潮，独立专志成为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4月，王伟光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编修成果丰硕，累计出版2万多部”。时隔一年，2015年4月，王伟光又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指出，“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编修丰富多彩。一年来，出版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540多部，累积出版23000多部。”由此可见独立专志的编纂速度和受重视程度。

随着两轮综合志书的率先编修出版，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以下简称广州志办）也在大力探索独立专志的编修。与其他地方志工作机构推动职能部门编写部门志、行业志不同，广州志办采取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同主编专志的方式。《广州亚运会志》《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就是广州志办参与主编的两部大型专志，两志编纂周期长、质量高，且具有开创意义。其中《广州亚运会志》是亚运会史上第一部专志，《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是全国第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志。两志都由广州志办全程参与、组织协调，在编纂模式上上既有相同之处，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为专志编纂作了积极的探索。本文以这两部专志为例，介绍其编纂情况，分析其异同，并对专志编纂工作进行思考。

一、《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情况

（一）《广州亚运会志》编纂情况

1.编纂缘由

自广州申请举办亚运会成功后，广州志办便酝酿以地方志这一中华文化特有的形式记录广州亚运会。2007年10月起开展调研，后与亚组委办公室沟通，达成编纂共识，并由广州志办拟文请示市政府。2008年3月，市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由广州志办与亚组委办公室共同主编亚运会志。

2.组织架构

一是成立《广州亚运会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市长、亚组委副主席张广宁担任编委会主任。编委单位34个，其中亚组委工作部门19个、市属单位15个，共有编委会领导与委员43人。至2014年志书出版时，增至53人。

二是成立《广州亚运会志》编辑部。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设在广州志办，主要由市地方志办、市体育局和亚组委办公室抽调同志组成。

3.编纂模式

《广州亚运会志》由广州志办、亚组委办公室、广州市体育局（后增补进去）合作主编。和一般综合志书由承修单位编写初稿、地方志工作机构进行总纂不同，亚运会志编辑部承担了资料收集、初稿编写、志稿总纂、修改完善等大量工作。亚组委各部门、市直有关机构等80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其中亚组委提供原始资料，市属有关单位提供资料长篇；志稿评议和审查阶段，各有关单位还承担史实审核工作。

4.编纂过程

《广州亚运会志》编纂工作2008年初启动，至2014年11月正式出版，历时近7年，大致分为拟定篇目和启动资料收集（2008年初至2010年10月）、全面收集资料（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初稿编写和内部评议（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全稿评议和修改（2013年4月至8月）、志稿总纂（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志稿审查验收（2014年6月至10月）六个阶段。

5.编纂意义

《广州亚运会志》155万字，配图600多幅，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广州市申办、筹备和举办第十六届亚运会的全过程，以及广州借力亚运会推进城市建设与管理，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是亚运会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亚运会申办、筹办、举办全过程的专业志书和大型资料文献，是广州亚运会的重要文化遗产。［1］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地方志事业志（1984—2014）［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214-219.

（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情况

1.编纂缘由

2011年初，在即将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之际，广州志办提出编纂《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设想。同年5月，广州市政府办理黄永光等22名代表在市第十三届人大第六次会议上联名提出的《关于着力挖掘、保护和利用广州历史文化资源，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称的议案》，该提案作为市长督办提案，具体由市文广新局承办。市文广新局征求市地方志办的意见，市地方志办提出三点，其中包括编纂《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后来市政府出台《关于着力挖掘保护和利用广州市历史文化资源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实施方案》，将编纂《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作为重要工作之一，责成市地方志办牵头，市文广新局和区、县级市政府配合。

2.组织架构

一是成立《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副市长贡儿珍担任编委会主任并兼任主编，市地方志办主任与市文广新局局长任编委会副主任，各区、县级市地方志办和文广新局主要负责人任编委会委员。

二是成立《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辑部。设在广州志办，成员由市地方志办、市文广新局、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人员组成。

3.编纂模式

《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专业性较强，资料繁杂零散。编纂中引入了专家修志机制，主要是采用项目承包的方式，委托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70余名非遗专家撰写项目初稿，最后由编辑部进行总纂。

4.编纂过程

《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工作于2012年7月启动，至2015年10月正式出版，历经3年多，大致分为篇目设计和协议签订（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资料搜集和初稿编写（2013年7月至12月）、志稿评议和初稿修改（2014年1月至5月）、总纂和审定（2014年6月至2015年2月）四个阶段。

5.编纂意义

《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170万字，记述了2013年前广州地区列入联合国、国家、广东省、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77个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突出，是全国第一部记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专志。该志引入专家修志机制，加快了编修步伐，为提高志书质量、增强志书学术性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1］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地方志事业志（1984—2014）［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220-223.

二、《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比较

作为市地方志工作部门牵头主编的大型专志，《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在编

纂模式上既有相似之处，但也呈现出显著不同。

（一）相同之处

1.都由广州志办牵头编纂，是市地方志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扩大地方志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在两志的编纂中，地方志工作机构作为主编部门之一，参与了大量工作，包括启动编纂、拟定篇目、业务指导、总纂统稿、组织协调等。相较于其他主编部门，市地方志办的工作量要大很多。

2.都成立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编委会在两志编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广州亚运会志》编纂过程中，编委会主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欣然作序；编委会副主任、副市长许瑞生先后主持编纂工作动员大会和篇目审定会；编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古石阳主持编委会扩大会议，提供亚运工作日记，参加亚运志编辑部会议等。在《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过程中，编委会主任、副市长贡儿珍对编纂工作多次过问与指导。编辑部作为执行部门，具体负责两志的编纂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3.编纂程序基本相同。都包括拟定篇目、召开动员大会、组织业务培训、搜集资料、编修初稿、志稿评议、总纂审定等阶段。在编纂过程中，都实行责任编辑分工责任制，由责任编辑对口联系几个部门或单位，负责对某一篇或章的志稿进行总纂、审读和修改，直至符合要求。编辑部建立例会制度，定期研究志稿编写中遇到的问题。

4.都列入财政预算。市政府高度重视两志的编纂工作，将其列入财政预算，为修志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由于人员不足，两志编辑部均临时聘用人员负责日常的联络、会务组织和校对等工作。市地方志办对两志的经费使用进行严格管理，确保用到实处。

5.都坚持了专志编纂的基本原则。一是“专志贵专”，两志都充分记述本行业（事业、事物）的情况，做到紧扣中心、主次分明，详独略同、体现特点。二是充分体现地方特色。两志记述范围均以广州市行政区域为主，但适当辐射其他地区，《广州亚运会志》根据涉及的内容范围对亚运会协办城市佛山、东莞、汕尾进行记述；《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个别项目适当延伸至广州周边地区。三是通俗易懂。两志对专业问题的处理基本相同。《广州亚运会志》删除了“信息技术”篇中专业晦涩的内容，《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对美术工艺制造过程进行简要介绍，以符合志书阅读人群的需要。

（二）不同之处

两志最大的不同是编纂模式不同。由于亚组委是临时机构，亚运会志编纂采取有别于综合志书的模式，由编辑部收集资料、编写志稿和进行总纂。编辑部人员来自市地方志办和市体育局，没有参与具体的亚运筹办和组织工作，因而志稿编完后多次征求亚组委、市直相关单位的意见。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采取专家修志模式，利用专家编写项目初稿，其中不少专家还是该项目的传承人，资料搜集和初稿编写难度要小很多，评议和审定程序也简化很多。同时两志在体例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同。

1.拟定篇目方面。《广州亚运会志》拟定篇目初稿后，先后四次发函至亚组委各部门、市属相关单位征求意见。2009年6月专门召开专家篇目研讨会，2010年两次召开亚组委部门座谈会。亚运会结束后，2011年6月23日，副市长许瑞生主持召开亚运会志篇目审定会。是年7月1日，又召开篇目座谈会，组织市属相关单位重点研究亚运城市行动入志内容。至此，亚运会志篇目基本确定。《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篇目比较简单，层次为章、节、目，各章按照国务院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与编号次序排列，各节据项目性质归类。篇目拟定的任务主要是细化目。2012年4月，市地方志办召开部分非遗项目编写提纲评议会。10月，召开编写大纲征求意见会。2013年4月，邀请地方志与有关专家学者，对部分项目编写提纲进行评议，明确项目编写采用纲目体形式。

2.搜集资料方面。亚运会志编辑部采用多种方式推进资料收集工作：（1）要求亚组委各部门定期提供反映亚运会筹备工作的原始资料。2009年12月、2010年12月，市地方志办两次向亚组委各部门印发通知，集中抢收资料，包括函件、工作总结、会议纪要、活动方案、部门简报等，要求每季度至少报送一次。（2）要求市属有关单位提供亚运城市行动的资料性初稿。2011年8月、9月市政府办公厅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协调18个亚运城市行动专项工作组牵头单位、12个区（县）政府报送有关亚运城市行动的资料。（3）编辑部收集媒体资料并通过采访亚运亲历者获取口述资料。亚运会志编辑部派出专人在亚组委办公室设立办公点，派人轮流进驻亚组委搜集资料，重点搜集亚组委内网、官方网站资料以及媒体资料，还通过口述采访搜集资料。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至2011年10月，基本收齐资料。非遗志编写采取专家承包的形式，资料搜集和初稿编写融合在一起。由于承编的专家或传承人对自己的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加之市非遗中心有全部项目的申遗资料，资料搜集的难度较小。但市地方志办要求各位专家作口述采访和田野调查，并将获得的视频、音频和图片资料交编辑部。

3.编写初稿方面。亚运会志编辑部根据篇目大纲和前期收集的资料，结合亚组委报送的资料和市属单位报送的资料性初稿，开始编写初稿，并同步进行资料补充收集工作。编辑部内部进行了分工，市体育局主要负责申亚篇和竞赛篇的初稿撰写，市地方志办负责其他篇章的撰写。为提高编写质量，在初稿编写过程中，编辑部多次围绕试写稿召开会议进行探讨。至2012年3月，基本完成初稿编写。非遗志搜集资料和撰写项目初稿的时间为6个月，承编专家分头开展工作，至2013年12月底，77个项目初稿全部完成编写，报送至编辑部。编辑部成员分别与77个项目的初稿作者对接，根据其需要协助提供资料，加强业务指导。

4.志稿评议方面。亚运会志实行内部评议和全稿评议的形式，从体例、史实方面多重把关。（1）初稿完成后，编辑部组织内部评议，按篇章对志稿提出修改意见。共组织19次志稿初评会、5次复评会，完成对全稿的评议。部分评议会邀请曾在亚组委工作、熟悉亚运筹备举办工作的同志参加。根据评议意见，撰稿人认真修改，2013年3月形成亚运会志征求意见稿。（2）2013年4月，召开亚运会志编委会扩大会议，布置全稿评议工作。全稿评议采取书面评议的形式，向市委办公厅等35家单位，以及曾在亚组委工作的有关领导（此时亚组委已撤销）书面征求意见。相比而言，非遗志的评议就简单很多，主要在编辑部完成。收到承编专家的项目初稿后，编辑部成员按照分工进行审读。随后组织召开非遗志编写工作会议，对初稿中的共性问题进行点评，并要求承编专家按照编写规范修改。会后，编辑部成员将项目初稿审读意见反馈给作者。至2014年5月，各项目修改稿基本完成，编辑部加紧审读，对质量不达标的项目稿再次提出修改意见，并反馈给作者修改。

5.志书总纂方面。亚运会志总纂实行责任编辑、副主编、主编三级责任制。编辑部按进度共召开了7次总纂工作会议，对责任编辑修改后的志稿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责任编辑根据总纂会议精神逐字逐句修改志稿；再由副主编进行统稿，从志书观点、框架篇目、体例体裁、志书内容、记述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把关；最后由主编对全稿进行审查。亚运会志总纂历时9个月。为做好非遗志总纂工作，2014年5月市地方志办召开会议，确定志稿总纂框架与规范。6月责任编辑完成改稿。7-8月聘请专家对志稿进行合纂修改。9月副主编和执行主编完成总纂修改工作。总纂历时5个月。

6.审查验收方面。亚运会志完成总纂后两次征求亚组委和市直单位的意见。2014年6月，亚运会志总纂稿送73家单位分工审核，并请曾在亚组委工作、熟悉亚运筹备举办情况的同志参与审稿，共收到修改补充意见621处。编辑部修改志稿后，形成送审稿，送亚运会志编委副主任、各编委共62人征求审定意见。针对个别编委反馈的意见，编辑部进行修改，并于10月召开集中终校核稿会。10月底，志稿送亚运会志编委会主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完成审定。非遗志前期未召开专家评审会，2014年9月底，非遗志全稿送主编贡儿珍以及编委会主要成员审阅后，根据编委会的意见，12月召开了4次专家评审会，组织12位非遗专家分别评审相关章节。随后，承编专家、责任编辑、执行主编和副主编再次修改志稿后送出版。

7.体例方面。两志也存在一些不同：一是体裁不同。《广州亚运会志》不设人物篇，对广州亚运会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人物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设人物专章，收录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生平事迹。《广州亚运会志》设专记，对不宜归入篇章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内容进行集中记述，共设“第16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等3篇；《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不设专记。二是配图不同。《广州亚运会志》志前设彩图专辑，正文根据需要插入黑白图；《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志前不设彩图，正文插入彩图。三是索引不同。《广州亚运会志》设索引，包括主题词索引、图片索引和表格索引；《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不设索引。

总体来说，《广州亚运会志》编纂过程更加曲折。作为广州首部重大事件志，市地方志办对该志编纂高度重视，派出业务骨干亲自编写，同时由于该志搜集资料难度大、评议次数多、征求意见多、修改次数多，编纂过程历时较长。而非遗志采取购买服务的形式，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相对简单，加之该项工作被列入广州市委常委会2013年重点工作任务进行督办；同时作为市政府贯彻落实市人大代表提案实施方案中的重要工作之一，接受市人大的监督，修志工作推进较快。

三、对专志编纂的思考

在两轮修志过程中，各地加快了重大事件志、专业志、部门志等专志的编纂，如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湖北、四川等省市编纂了各具风格的专志。2016年，在第三轮市志编修启动前，广州志办启动大规模的部门志、行业志编纂工程。无疑，《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为其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灵活选择专志编纂模式

专志种类非常多，其内容涉及风景名胜、特色名俗、地方特产、重大事件等多方面。结合《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编纂经验，专志编纂要灵活选择编纂模式。

一是重大事件志的编纂需要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积极推动和参与。重大事件志是近年来日渐兴盛的一种专志，目前编纂的包括《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北京奥运会志》《上海世博会志》《广州亚运会志》等。重大事件专志与综合志书在编纂上存在着差别：第一，事件受关注程度高，参与事件的机构层次高，协调难度大；第二，不少机构为抽调人员组成的临时机构，随着事件结束机构解散、人员分流，如果此时再组织编纂，难度更大；第三，在筹办和组织活动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对地方志工作难以兼顾，不够重视，而活动结束后却非常注重修志存史工作。第四，与综合志书跨时长，记述脉络清晰不同，重大事件志记述的时间较短，涉及面广，横断面资料非常丰富。［1］罗亚夫，陶利辉.重大特殊事件专志编纂若干问题探讨［M］.黑龙江史志，2013（8）：6.这就决定了重大事件志与综合志书的编纂模式不一样。重大事件志和其他部门志、行业志也不一样，更加需要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积极推动和参与。为此，在《广州亚运会志》编纂过程中，市地方志办和市体育局的同志组成了亚运会志编辑部，承担了资料搜集、初稿攥写、志稿修改、志稿总纂等各项任务。但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积极参与并不能完全取代职能部门的参与，职能部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如亚组委信息技术部提供了“信息技术”篇初稿，市委宣传部组织编纂了16万字的“亚运宣传”篇初稿，这两篇志稿的质量就比较高；而正是运动服务保障部编写了交通、住宿、餐饮纪实，才使得“亚运保障”篇得以完成。

二是部门志或行业志宜以各职能部门为牵头单位组织编纂。仅涉及一个部门的行业志和部门志编纂，应以本单位为主体组建编委会和编辑部。在涉及多部门的行业志编纂过程中，应以主要单位为牵头单位，相关单位进行配合，组建专志编委会和编辑部。具体的资料搜集和初稿撰写有多种模式：（1）外包给专家编写。一种是全包，如在编的《广州港志》承包给广州大学和暨南大学，专家负责编写初稿、进行总纂、接受评议和反复修改，各相关单位建立一支资料员队伍，负责提供资料给专家团队。还有一种是半包，如《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专家仅负责撰写初稿，总纂由地方志办负责。（2）以编辑部力量为主编撰。编辑部根据其职责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负责从搜集资料、编写初稿到志书总纂；而各业务部门仅负责提供资料；一类是由各业务部门编写初稿，编辑部仅负责总纂和统稿。一般而言，由负责该项工作的职能部门查找资料、撰写初稿，质量更高、效率更快。

（二）充分发挥主编单位的职能

在《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中，市地方志办作为主编单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主编单位仅为配合协调。而在部门志、行业志的编纂中，各职能单位作为主编单位，应调动起积极性，充分发挥作用。

一是全程负责监控。主编单位应切实履行职责，掌握志书编修流程，从拟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写初稿到志稿评议、志书总纂各环节进行负责，并进行质量管控。同时建立制度保障，加强督促检查，健全和完善目标考核责任制、督查通报制，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志书编纂有序推进，保障志书质量。

二是明确专志与分志的不同。按照首轮志书启动之初中国地方志学会的指导意见，不少地方采取两步成志方式，即修综合志前先修专业（部门）志。因为编修两轮《广州市志》，不少单位保留了修志机构和队伍。这支机构和队伍可继续在部门志、行业志编纂中沿用。但分志和专志是不同的，分志由市地方志工作机构统一组织，各单位按部署编纂，记述内容仅为主体业务情况；而部门志、行业志是独立的志书，无论是外包还是本单位编纂，主编单位的重视程度应更高、介入程度更深，内容更加丰富全面。

（三）明确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要“加强对已开展和准备开展志鉴编纂工作的行业、部门、单位等的业务指导和管理”，明确地方志工作机构为行业志、部门志的业务指导单位。

一是举办各类培训班。完善培训制度，举办部门志、行业志编纂集中培训班，实现修志人员岗前培训全覆盖。并根据工作进展，分阶段、分行业举办培训班，推进培训工作常态化。同时编印规范的专志编纂指南、规范和质量标准，确保专志编纂有章可循。在培训中，要特别明确部门志和行业志的区别。两志编纂虽然同时部署，但还是存在区别的。专业志写的是单一专业或事物，其特点是“博而约”，内容上要求打破部门界限，把凡属于该行业而不管是哪个部门管辖的都收录进来；记述上求深不求细，求特不求全，不必面面俱到。部门志立足于本部门，以某个部门、机关、企业为记述对象，其特点是“小而全”，仅反映这个部门、机关、企业的情况，不反映社会上同类性质的事物，但该部门所辖的全部事物都要反映，其内涵又极大。［1］周霞.专业志编修若干问题刍议［J］.新疆地方志，2009（2）：在启动专志编纂时，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编纂部门志或行业志，地方志工作机构应着力加强指导。

二是建立对应的专志审查验收机制。专志的审查验收应根据志书的编纂类型有所不同。（1）重大事件志的审查验收。有观点提出应坚持三审制度，即由牵头部门组织初审、专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复审、以政府名义组织终审，三个环节均采用会议形式会审。［2］罗亚夫，陶利辉.重大特殊事件专志编纂若干问题探讨［J］.黑龙江史志，2013（8）：4.这里照搬了综合志书的审查验收模式，未必适用于每部重大事件志，如《广州亚运会志》就没有由政府组织终审，但牵头部门的初审和编委会的复审是必要的。二是部门志、专业志的审查验收。由一个单位编纂的专志，由编纂单位组织初审和复审；由多个单位共同编纂的，应先由相关编纂单位分别组织初审，牵头单位组织复审，再送市地方志办终审，最后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后方可出版。

总之，专志作为地方志种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考虑其重要性和编纂的特殊性，积极调动各方力量主动参与，并加强对专志编纂的管理，进一步提升专志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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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34X（2016）06-0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