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局中人

一名已经落马的贪官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随着每年春节临近，拜年潮的到来，一些人在烟酒中夹带现金，就收下了，时间一长，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从这些悔过言语中，可以看出，正是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文化氛围里，一些人将应该坚持的操守弃之不顾，在权力和人情的怂恿下，一步步滑向深渊。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扭曲心态

我国的腐败犯罪不仅牵涉到诸多繁杂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其发生、蔓延、嬗变和泛滥的深层文化机理。如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腐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蔓延迅速已相当普遍，并嬗变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腐败犯罪文化。随着腐败的持续蔓延，腐败犯罪已成为在文化上可以接受、认可甚至鼓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纷繁复杂的转型时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成为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这既与中国漫长的封建史有关，也与中国的人文特征有关。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培养了人们自私自利的心理习性。对于腐败分子而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于其他人而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不侵犯到自己头上，即使损害国家或他人的利益也与自己无关，将反腐败完全看成是纪委和政法部门的责任。这样的心态客观上助长了贪腐分子的嚣张气焰，构成了一个纵容甚至鼓励腐败行为的情境。

举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譬如，某人在重要岗位任职，家族中或朋友圈中必有人寄望于通过他获得一些额外的利益，如若未果，不是骂其六亲不认，就是骂其无能。

如网媒曝出的贪腐案件所涉数额日渐攀升，动辄数亿，以致于民众对几百万、几千万的腐败现象已经麻木。教育行业、医疗行业、食品行业，交通行业……无一幸免。民众已经习惯于遇到问题时通过找关系、走路子来“摆平”问题。这就是腐败亚文化的社会认同。有媒体报导，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香港，贪腐现象也非常猖獗。不仅港英政府官员腐败严重，连公共机构服务人员也都索要贿赂，医生要“红包”、救护人员要“茶钱”、连医院清洁工也要病人“打赏”，最荒唐的是消防队员开水喉救火也要“开喉费”。那时香港市民只好把贿款列为生活必备的一项开支。

反腐败亚文化就是反特权现象

反腐败固然要构建完整科学的制度体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务院新闻办2012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提出了反腐败工作八个方面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是腐败亚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首先，败坏了社会风气，扩大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腐败亚文化是指腐败群体乃至社会对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的一系列畸形、扭曲、反主流的判断与认知。其奉行潜规则，对公共权力者享有特权或特殊待遇的默认、宽容甚至羡慕。对这种理念、行为的容忍和确认，不仅降低了民众的道德羞耻感，而且助长“苍蝇式”腐败滋生。从长远看，这是比制度化建设不足更为堪忧的问题，是提升中国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基础秩序生成过程中更为艰难而又更加隐形发挥作用的根本性任务。

其次，降低腐败的道德羞耻感。腐败亚文化的特征是：以自私自利为核心，以特权思想为载体，以享乐主义为表现。在腐败文化的持续熏陶下，人们腐败的心理冲动会逐渐演变为一种习惯，甚至演化为一种心理需求，从而助长腐败之风。在腐败者看来，在项目中捞点好处就是官场潜规则，不存在捞与不捞，只是捞多捞少，自己没有狮子大开口，贪得无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腐败亚文化以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为基本倾向，目前这种倾向在我国政治文化、商业文化和职业文化中处于泛滥状态。

最后，是对社会具有侵蚀性。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主要镶嵌在以家庭、家族或乡土为单位的小规模、高同质的网络结构内部，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封闭性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内部成员对公共精神关注的狭隘视野。因此，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官员之间非常容易建立起严密的腐败社会关系网络，为官者利用权力不断地编织着自己的关系网，从而形成一个一个的腐败“小圈子”。腐败亚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会一点一滴地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贪腐行为使得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社会的经济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而政府官员所代表的执政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大为下降，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最后导致社会生存基础彻底被瓦解。

创造“一个普遍谴责腐败的社会大环境”

要根除腐败亚文化的消极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增强反腐制度执行的刚性。新加坡在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的排名长年居前列，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法律的严密以及执行的刚性享誉全球。如请客送礼，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中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公众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价值超过50新元必须交公。违反上述规定，将构成贪污受贿罪。因此，首先必须从制度上构筑遏制“苍蝇式”腐败蔓延的堤防，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破除“墙上制度”、“纸上执行”等现象。

重塑国家廉洁价值观，奠定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发展的文化基础。反腐败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较量，反腐倡廉必须着力加强以崇尚廉洁、摒弃贪腐为价值取向的廉政文化建设。重塑国家廉洁价值观在个体意义上应着眼于实现理论认同、真诚信仰、行动指南的统一，在社会约束机制意义上要力求实现在其崇高价值理想、合理价值取向、日常价值选择、科学价值评价层面的统一。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发起的“廉政风暴”中，在法治和防止腐败行为的同时，还注重开展“价值革命”提高公众对腐败的认识、对政府的信任及社会整体的伦理道德标准。

在社会上形成对腐败“零容忍”的氛围和价值观。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抓大放小”。40年前，针对香港社会严重的贪腐现象，廉政公署抓了一个送邮件找收件方要10块钱小费的邮差后，自1977年至今再也没有一例举报邮差收小费的。邮差小案的查办，使得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引以为戒，不敢腐败。此外，香港廉政公署下设社区关系处实施反腐败教育战略，具体专门针对香港民众的腐败认知问题，通过全方位的反腐败教育，增加腐败分子的“心理成本”和创造“一个普遍谴责腐败的社会大环境”。让社会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日益降低，促成了支持反腐败的大众文化初步形成，同时还增加腐败者的期望成本和社会不认同感。因此，反腐败应当重在引导广大人民尤其是党员干部树立人人崇廉、自觉拒贪的理念和信仰，形成清正廉洁的品行和操守，自我监督及监督他人的价值评价。对广大公民个体来说，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利益观、交往观；对党员干部来讲，尤其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利益观。通过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有针对性地推出科学文明的制度规定、乡规民约，倡导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仪，革除陋习、移风易俗，形成社会文明新气象，这样才能逐步从文化根源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3.21、《解放军报》2016.3.2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