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帽”现象背后：庸俗称呼的污染

人情不仅仅体现在办事上面，连见面怎么称呼都成了一种学问。早在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沧浪之水》这本小说。尽管如此，这位北大毕业之后拒绝机关身份而选择乐守象牙塔的文学教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屈服于无处不在的官场“称呼学”。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阎真说，“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是我要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还要小，可在县里也已经好大了，也是一个长嘛，也要叫出来。”

“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深媒体人介绍，“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长的，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部长。”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说。

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表示：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哎——你好’。”

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县里也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首长”，不分级别。“之前，只有中央来视察的领导，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的，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时称‘首长’。当面这样称呼时，级别差距至少要有3级。但现在，称‘首长’已经没有这么严格了。”

“同志”不够亲切？

“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1965 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时间进入21世纪，“同志”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个人的自主意识提升。当今社会是称谓语最丰富的时代。”胡范铸说道。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但种种迹象表明，重视并未使互称同志重回流行。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以“营造民主平等、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工作作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说，在现实官场中，在对称呼进行“推敲”后，官员私下里往往不会互称同志。在一位官员看来，现在如果见面还称“同志”，不仅显得怪异，还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无法进行了”。

现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称呼如某局、某厅等，很流行。在一位观察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官员群体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经济、社会地位、个人成就感、荣誉感都不可同日而语。张局、李局这种称谓，一方面保有官场认同，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过于强调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

庸俗习气助长错误导向

怎么称呼领导，不仅在官场，在一些士兵眼里也是个难题。

列兵秦晓明见到每名老兵都喊“班长”，自认为是有礼貌。一次小秦到隔壁班找一名老兵办事，张口就是“班长”，搞得那名老兵非常尴尬。原来，真正的班长正趴在桌子上写日记。

“这种溜须拍马的方式，助长了不良风气。”某摩步旅干事张照星说，部属不摆正与领导交往的心态，不但助长了庸俗习气，淡化了平等意识，而且必定会在风气建设方面带来错误的导向。

条令条例对军人内部礼节有明确规定，为何下级习惯性地“抬高”领导？

在基层调查中发现，看似小事的背后，却隐藏着微妙的心理因素。

“这是一种典型的‘语言贿赂’。”某防空旅政治部主任冯安平认为，一些下级之所以对副职领导在称呼上“升级”“扶正”，其实是一种献媚心理，目的是为拉近距离、赢得信任奠定基础，看似与金钱物质毫不相干，但投机取巧的心态暴露无遗。

谁都喜欢听好话，喊高了总比喊低了强。一些官兵受庸俗风气影响，在领导面前嘴巴特别甜，格外会来事，在他们心里，往往藏着这样的“小九九”——把领导职务喊高半格，显得自己有礼貌，明事理。

当然，也有一些官兵认为，在我国社会传统文化中，历来有这种“高看一眼，高捧一级”的现象，把领导职务往高喊，体现的是对上级的尊重。再说礼多人不怪，伸手不打笑脸人，何乐而不为？

明知下级称呼有问题，被“戴高帽”者为何不及时制止？其中也有不容忽视的心理“玄机”。

某特种作战团政委张立元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对下级凭空给自己“官加一级”见怪不怪，源于内心深处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本位思想，秉持“有官不敬早晚是病”的狭隘心理，因此刻意突出自己的领导身份，对称呼格外重视。

“这是典型的虚荣心理在作怪！”某机步旅政委高大光认为，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对下级的“戴高帽”心安理得的接受，甚至对下级在称呼自己时，把“副”字加上感到不舒服，是因为享受这种受人抬举的优越感。

由此看来，“戴高帽”这种语言腐败带来的灾难是产生腐败的语言和语言污染，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是助长腐败风气，坑害众生。因此，制止语言腐败，清除语言污染，净化语言环境，并不只是语言学工作者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关系到祖国语言的美丽和健康的大事，是全社会都应该引起重视和关注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