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会造就腐败亚文化

所谓腐败犯罪亚文化，指的是存在于国家工作人员群体中的一种以扭曲的权力观为核心、以职务犯罪为行为模式的犯罪亚文化。为官者利用权力不断地编织着自己的关系网，从而形成一个一个的腐败“小圈子”。这不仅导致集体腐败等现象频发，更开始向整个社会蔓延。

办酒请客深调查

如今，民间办酒赶礼的纷繁乱象，让人们大呼“人情特烦恼”，到底人情往来的负担有多重？

婚丧大事，重负难担

小彭家住四川省凉山对坪乡。他觉得，和城市相比，家乡的彩礼高得不可理喻。“我有个同学结婚，许下48万的礼金，预付11万，剩下的37万就成了慢慢还的婚贷。”如此高额的彩礼，对于这个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7000元的贫困县来说，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在当地，有人想出“瞒天过海”的奇招。比如下彩礼的时候，对外宣称礼金十万，实际上只给了三万，主要是怕外面人说闲话。

除了婚嫁彩礼，按照当地彝族的习俗，老人去世必须杀牛，好与前来吊唁的亲属分食。家属为了有面子，动辄宰杀几十上百头的牛，甚至有人借钱买牛赶礼。

丧礼大操大办，既加重了客人的负担，也给主家造成巨大的浪费。“现在农民大多出去打工了，家里留下一些老人。杀那么多头牛没人吃，全村到处丢的是牛脚、牛头和内脏，办一场丧事整个村都要臭几个星期。”提起丧事大操大办的现象，放马坪村某些村民意见很大。

“我们村有个老板，他家老人去世，想杀120头牛。我就去劝了，你家有钱也不该这么浪费。你只管自己有面子，就不顾其他人的死活了吗？后来他只杀了10头牛，我们村至今没再出现杀上百头牛的情况了。”放马坪乡石而且村书记石以尔海说。

办酒请客，没完没了

去年夏天，大学生张伟强经历了一件“奇事”。“高考过后，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为了庆祝孩子‘升学’，在村里办了十几桌宴席。后来从别的亲戚那里才知道，原来他们家那一个月，办了不止一场‘升学宴’！”讲述起自己的经历，他感慨万分。原来，那个亲戚的孩子高考考了两百多分，收了近十封职业学院的通知书，于是每来一封通知书，他家里就办一场升学宴。这让张伟强感到哭笑不得。

张伟强的亲戚住在川北某市下辖县的一个村子里。在很多当地人看来，该县的大请之风在全市范围内最为普遍。“说句直白的，请是为了‘捞’，有时候是为了捞‘外快’，有时候是为了捞‘成本’——赶出去的礼，只能通过请的方式又收回来。”他表示。

而另一名当地人李斯总结了最常见的大请名目——升学、乔迁、生日。“只要考过试的，不管考没考上，都喜欢请。讽刺的是，这些‘升学’的娃娃里，屋头请完客就背起行李出去打工的大有人在，算是借着‘升学’的名头弄点路费和生活费吧。”

乔迁宴最极端的情况则是一个小区里的人轮流请。李斯回忆起一个朋友的经历。“他家本是住在村里平房的，后来新居建设，和大批人一起搬进了楼房。结果，整个小区的人你请完了我请，我请完了他请，前后折腾了两三个月都没完。”李斯表示，自己的这个朋友对此也感到疲惫不堪，“大家仿佛都陷入一个循环，赶了别家的礼，自己肯定也要办才行。”

至于生日宴，则有“年轻化”和“小生日大办”的趋势。李斯透露，从前的生日宴大请，一般只出现在中老年人满十的情况中，近十年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日也大办起来。“而且这里面甚至有很多属于‘小生’，都没满十。一年里头，爷爷办了爸爸办、爸爸办了儿子办、儿子办了孙子办的情形不在少数。”

与此同时，礼金的起点也水涨船高。“城里的‘起步价’是300元，农村里，现在送200元‘起步’的地方则很多——而这些地方，有相当部分还是贫困村。村子里普通人家一年花在礼金上的钱就有一万五左右，而在城镇做点小生意的那种可能就得两三万。”李斯说。

“总的说来就是‘又穷又想办’。”张伟强评价道。在他看来，现在民间的借宴敛财的情况有点“想刹刹不住”的意味。

不过，李斯觉得，从全市来看，近两年的情况开始慢慢有所好转。“很多公务员不再参加宴请，这就少了一部分敛财的情况，只不过这种效应还没有完全渗透到民间基层，农村的情况仍然严重。”张伟强感慨地说，尤其一些当地的年轻人花大笔钱来“走人情”，而不是用在有意义的事上，这限制了他们的自身发展。

十年里的变与不变

曾银林和符自华在四川富顺县古佛镇干“厨子”这行已经20多年。说是“厨子”，其实是在镇上承包婚丧宴席的老板。当地人把婚丧喜庆的各类事宜统称“办事”。而他们，是“办事”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也见证了各类变迁。

在曾银林两口子的眼里，以前一年到头都有“办事”的，越往后，特别是近几年，坝坝宴（流水席）越来越集中在春节的这半个月。“出去干事的人越来越多，平时都难得回趟家，‘小事’办得越来越少，遇到‘大事’，也没以前热闹了，因为人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凑齐了。”符自华回忆说。

所谓“大事”，一般指结婚、老人去世、“满十”的老人生日等人生中的“重要节点”。“尤其是屋头‘老了人’（老人去世），家里人都会非常重视，这时候身在外地的亲朋也会尽量赶回来。”符自华介绍道。

春节期间，另一类忙碌的职业，则是“吹手”。所谓吹手，就是在各类婚丧嫁娶活动中担任乐手的人。

陈光富在镇上当吹手20来年，人称“陈八”。春节期间几乎天天跑场。“一个吹手平时大概一场挣五十，春节的时候翻倍。几年前，请八铺十铺吹手的多的是，现在一般就是请一两铺就差不多了。”所谓“一铺”，一般是三个吹手。

这十年来，“办事”上的变化不少。曾银林两口子的生意也经历了一些起伏，他们深感厨子没以前好当了——“物质条件提高了以后，菜的花样也多了，人却难满足了”。

“虽然总体上办‘大席’的人少了，但是，那些家里有条件的，多半还是很看重这个事情。这不，前段时间镇上有个老人满百岁，就办了90多桌。其他周边更富裕的乡镇，‘大席’就更多了——不光是春节，平时的‘大席’也比这边更常见。”一名镇上的老人说，有些人情赶得多的，正月里就赶了4000多元。

这十年，陈光友的“生意”稳定增长。他做一天法事收费大约三四千元。在陈光友看来，尽管这些年大家在很多方面的观念有变，但对丧葬事宜的重视程度，从未变过。

“过去大多数人一般都只办个‘昼宵’（一天一夜），近些年来，三天、五天、七天的法事都慢慢多起来了。”陈光友解释说，过生日、结婚、搬迁都可以不“办事”，但是丧事总是“略不过去的”。“一年到头总会有人去世嘛，所以生意一直都不错。”

和道士不同，厨子感觉“压力不小”。虽然有竞争上的压力，但是曾银林两口子的生意做得“还算不错”，能够吸引很多回头客。这跟他们入行早有一定的关系。20年前，曾银林背着背篓到各家给人办宴。那时，还不叫“一条龙”，桌椅板凳由主家提供。而“一条龙”服务，也是随着当地人的生活水平的上升逐渐兴起的。曾银林表示，“一条龙”的生意在2011- 2013年之间达到了高峰，“那时候办大席的比现在多，动辄四五十桌。”

但是这也让符自华有些不安。“虽然大家吃得多了，但好像健康问题也跟着来了——我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很多好吃的不一定健康，村里的慢性病越来越多，八成跟吃都有关系。”平日里聊天的时候，符自华总爱向人普及她的一套饮食理论，“吃得简单点，身体才会更舒服。”但接受她的观点的人并不多。“年龄大一点的，开始慢慢接受了，年轻人的胃口，却还是填不满。”她感慨地说道。

歪曲的人情观念：“没熟人办不成事”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在部分基层地区，由错误“人情观念”或对权力的歪曲理解等所导致的社会现象，逐渐成为影响乡村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文化阴霾”。

会“跑事儿”是个了不得的评价

李青杰是河南省开封市的一名选调生。2014年夏天，他在当地一乡镇信访接待室值班时遇到一件让他至今难忘的事。

“那天，接待室来了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老伯，一进屋就热切地和我寒暄，拿着一盒中华烟拼命往我怀里塞，还对我说：‘我不是上访的，只想和你交个朋友。’当时我觉得很纳闷，一问才知道，这位农民老伯这几年通过养猪富了起来，但村里人却总说他太老实，不会‘跑事儿’，挣再多钱有啥用。他觉得整村人都看不起他，于是就想到在政府机关找个当官的朋友……”

像这样盲目推崇权力的错误认识在当地群众中并非少见。事后，李青杰慢慢了解到，在当地农村，会“跑事儿”是个了不得的评价，指能在县里、乡里“协调解决事儿”。换句话说，就是会用权力为亲朋乡邻办事。一个特有表现就是，在田间地头、屋脚墙根，人们讨论的话题由“自家吃了什么”变为“我远亲的侄女婿当了副乡长”、“他父亲大寿，来了一院子当官的”、“某家会‘跑事儿’的孩子有多少县机关的朋友”……

李青杰遇到的事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个案。事实上，其他基层党员干部也反映：“有的群众来乡政府办个事、盖个章，总在门口拐个弯，去小卖部里买盒好烟，一进办公室就忙不迭地让烟。”

在“权力至上”观念的影响下，手中有权或能借用他人权力谋得利益也成为“有能力”的表现。比如有党员干部反映，个别城镇有浓厚的考公务员氛围，因为大家误以为考上公务员就能当官，既有面子又得便利。在个别乡村，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获得低保资格被看作是“有关系有身份”的标志：“有出息哩，他能跑到低保，说明他关系能走到上面。”2015年7月，河南省开封市委巡察组调查通许县违规享受低保问题时，一名违规享受低保的村民竟表示：“我不缺钱，我跑这个低保只是证明下我有这个能力。”

“乡情绑架”是常遇到的考验

以权力崇拜为特征的错误观念滋生蔓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让“蝇贪”“蚁贪”有了繁衍的温床，减弱了社会监督，降低了违纪违法干部的道德羞耻感和自我约束力。

据了解，在个别基层地区，乡镇干部的腐败行为得到某些村民一定程度的容忍和默许，在他们看来，求乡镇干部办事吃个饭、送点东西是正常的人情往来，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也促使个别乡镇干部从心安理得接受村民的“礼品”到渐渐主动要烟要酒：“给你办了这么大的事儿，连烟也吸不上一根！”

而对于大多数的基层党员干部而言，遭遇“乡情绑架”，也是常遇到的考验。

“现在俺村里有个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来找我，其实镇里的党群服务大厅很早就开通了一站式服务，去了就能办，和他们解释了很多遍不行，非得我领着才安心，请客吃饭找你，信用贷款找你，车辆违章还找你，有些单纯跑腿的事还好些，就怕违纪的事也求你办。你要是不管，回到村里还有人说你忘本。”河南省杞县葛岗镇干部张银国苦恼地表示。

江西省上犹县党员干部肖瑞龙也表示，“前不久，家里一个叔辈想申请土坯房改造，怕申请不来，便问我在乡政府有没有认识的人。之前朋友遇到民事纠纷，也来找我，问我公安局认识人不，能否帮个忙。你要是拒绝，他们还会说：‘不就跟你们领导打声招呼、说句话的事？’”

涉及自身利益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有路子好办事”“不找关系就会吃亏”，因而千方百计“疏通”乡里、村里当干部的亲朋好友，不仅干扰到党员干部正常的工作，也成为部分干部违纪违法的借口和诱因。

2015年，开封市查处乡镇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时，一名为儿子大办婚宴的违纪党员干部说：“不是我想大操大办，而是乡亲们一早就把礼送到了，不收实在抹不开面子，你不请吃一次会被戳脊梁骨的。”

五花八门的“人情红包”

乡镇如此，城市里办事更不易。说起2月19日的就诊经历，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机关干部小赵一肚子委屈——上午8点挂上号，候诊过程中屡次遭遇“人情号”、“关系户”插队，好不容易在下午下班前进了诊疗室，却因为医生有饭局要先走，简单开了个化验单就结束了。

小赵的经历相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在“腐败亚文化”流毒的影响下，似乎求医、求学、求职都得“求人”，办企业、上项目、买房子都需要“找关系”，以至于有人慨叹：“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

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腐败亚文化”最容易滋生蔓延的领域。北京市海淀区的孙师傅坦言，为了让上中学的女儿得到老师关照，逢年过节、老师生日都会“表示表示”，除了送礼，还择机请老师吃饭甚至旅游。

尽管禁令严明，一些地方仍有个别教师利用手头的职权寻租，小到排座位、任用班干部，大到保送生选拔，等等，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公正。

“做个手术得塞个‘红包’给医生；想调个好班级得送条好烟给校长；好不容易迎来改革红利，办个农村医保、社会养老保险，申报个扶贫指标，还得把村干部伺候得吃好喝好……是腐败风气污浊了人性，还是人性本污浊？！”江西省上犹县的肖先生表示不解。

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只是一个方面，“腐败亚文化”触角延伸之长、覆盖之广，令人震惊。

在一些地方，考驾照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潜规则。媒体曾这样描述：“从报名到拿本的每个关节，都少不了要奉上一些‘孝敬’。最寻常的情节，是学员中的‘老大’组织大家凑份子钱，送给师傅‘意思意思’。倘若‘意思’不到，接下来发生什么就不难预料了。”

不送礼，难办事。据央广网披露，河南省鹿邑县某镇村民刘先生在给二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给户籍民警送了两百元钱，不到两天就办好了。在给大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他没有送钱，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春节，到派出所已经问了五六趟，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审批中”。

而在一些不为常人熟悉的领域，“腐败亚文化”也没有止步。

江西省莲花县纪委干部李小斌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他从一位刑满释放的亲戚那了解到，在监狱里，谁后台硬，谁有关系，谁给的钱多，谁就能得到好待遇。否则，就是冷眼相看。如果对狱警孝敬“不一”，就会有麻烦……

比已经发生的事例更值得警惕的是“腐败亚文化”带来的价值观的扭曲。一位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公务员称，逢年过节总想着不送点东西给领导，会有不好的结果。

类似于此的心态，甚至已出现在校园里，影响着下一代。

福建省南安市一位领导干部，由于坚持原则没有为儿子分班的事找学校开后门，被上高中的儿子指责：“亏你还是个领导，比人家一个股长、一个普通干部还不如……”

看清现象，才能认识本质，进而寻求破解之道。祛除“腐败亚文化”，当从看清现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