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人必失国：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今破难攻坚的改革时期，问题种种，唯有人才驱动，方可迎刃而解。

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大学角色之惑

曾几何时，近代中国大学的著名校长们，办学理念与治校方略虽然不尽相同，有的观点甚至还截然相反，却都呈现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劲势头。育人、研究、服务、文化——四大“道”并行不悖，俨然成为了中国未来希望的孵化器。从过去看向未来，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大学园曾被哪些理念精心构筑着？

育人之道：重专、重通、重平衡

大学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抑或是追求专才与通才的平衡？

近代各大学校长自有其育人之道，只是奥妙各不相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等皆主张大学要培养“专才”。陈垣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而研究高深学问也应该表现在本科生培养上，要把本科生培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

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则主张大学要培养“专精”型的“通才”。蔡元培称其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认为大学所培养人才的基调是“专精”，同时又要沟通文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则是主张实施“通才教育”的领军人物。

梅贻琦堪称是我国通才教育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观点旗帜鲜明——“偏重专科”弊端丛生，“通专并重”难以实现，两相权衡“通才为大”。此外，曹云祥、任鸿隽等人也都秉持通识教育理念，明确主张大学要培养“高尚完全之人格”、“国士”般的通才。

舍弃通才与专才孰轻孰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命题的艰难抉择，在通才与专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则是另一种思维与智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又被誉为“国立东南大学之父”的郭秉文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是在张、竺、梅等人之前便做到了这点。郭秉文认为，“大学生都应该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应该是具备“钟山的崇高、大江的雄毅、玄武湖的深静”那般素养的“国士”。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不能把“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截然划分”开来，而是要做到“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研究之道：重学、重术、重事功

育人之道，重在“学科”；研究之道，重在“科学”。

关于科学研究或曰学术研究，一些大学校长都有自己鲜明的科研观，是研究“学”科，研究“术”科，研究“事功”，还是全面研究学科、术科、事功？

蔡元培主张“学”“术”分治。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学”与“术”分类规划组建学科。在他看来，学重于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的发展重点应当是“治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发展重点是“治术”。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场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这一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将北京大学导入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

马君武主张“学”“术”并治，各有侧重。他认为，“大学应兼顾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即兼顾学科与术科，但广西大学“侧重于应用科学”。马君武根据中国和地方实际，对德国工科大学模式加以必要的剪刈之后移植到所执掌的广西大学，很快便使得广西大学声誉鹊起。熊庆来则认为“‘学’是为‘术’服务的，‘术’的重要性比‘学’更甚”，前者“是可以促进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学术”。

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十二分”地重视术科：提倡“实科教育”，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生产教育”。有鉴于我国“产业落后”之“畸形发展之象”，考察了29个国家之后的邹鲁振臂高呼“救国之道当注意实科教育”，“对于学校所有的实用科学，要加以十二分的努力研究”；主张“多设职业教育，以适应社会生活上之需要”，“欲使亡国的教育变为兴国的教育，制造流氓的教育变为实用的教育，殖民地的教育变为增加生产物质的教育，必然要于升学的基本教育之外，再加上一种职业教育”；认为教育应当培养人的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提倡学生多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学习，一面实验”，并希望“使向来消费之教育，化为生产之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隐隐然，已有了“创业型大学”的思想萌芽。

服务之道：重用、重教、重推广

重用，犹如授人以“鱼”；重教，犹如授人以“渔”；而重推广，则是教人以“养鱼”之法。

首先是重用。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大学应以面向实际、服务社会为办学宗旨，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院系专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郭秉文尖锐地批评中国教育的弊端，明确指出我国教育“成绩甚少、进步甚迟”的原因就在于“教育不切于实用也”。有鉴于此，郭秉文1915年就开始“提倡职业教育”，20年代又提出了农科要为农民服务、为农村服务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宗旨。此外，不少大学校长十分看重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及能力的培养。

再者是重教。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大学应该把实用的知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等及时地、尽可能地向社会传播。在指导平民方面，许多大学开办有平民学校、夜校等。如郭秉文兼任校长、马寅初掌校（时任教务长，类似于今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就开办了“商大平民夜校”。“在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成为了那批校长们的共识。

最终是重推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合办农场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当时金陵大学农科从康奈尔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度，简称“三一制”，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落实到推广应用之中。

文化之道：重传、重改、重引领

这里的文化，是以文化人、化民成俗之意。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治国安民，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大学承载着巨大的文化责任，最要者有三：传承文化、改造文化、引领文化。

重传，就是注重传承文化、传播文化。

重改，就是注重改良文化、改造文化。改造与改良，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显得尤有必要。例如，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时，把金陵女大办学的重心“由扩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转向了为国家培养有学问、有道德、有服务社会本领的人才上”。

重引领，就是注重引领文化、引领风俗。蔡元培认为大学要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就前者而言，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蔡元培发起成立了名震京师的“进德会”，立志与社会浊流作斗争，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中国人的“移民情结”

尽管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很多人才，但在许多国人的印象中，大批社会精英正在漂洋过海，远赴他乡。中国的人才流失有多么严重，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人才不会无节制流失

据官方统计，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90万人，其中仅有63万人学成归国。

就绝对规模而言，中国人才的外流数量的确称冠全球，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法国学者多克尔等人计算了各国人口流入发达国家的比率。他们发现，2000年以前，仅有3.1％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在22岁后迁移到了发达国家。中国的人才外流率在193个国家中位居第158位，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还略高于中国（3.4％）。

此外，很多报道强调，新世纪以后第三波移民潮的主力由精英阶层构成，但至少从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并非如此。在15岁以上生于中国大陆的美国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学历，2008年则升至45.4％。可是，如果我们比较1990年代和新世纪前八年这两个时间段到达美国的中国移民，就会发现高学历人口的比例几乎相同，都是46％多一点。也就是说，1990年代以后，赴美中国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很高，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识精英的比例并没有提高。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高失业率，于是纷纷收紧移民政策，中国的精英外流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人才外流也有好处

想到发展中国家花费巨资培养的人才移居国外，人们自然想当然地将技术移民称为“人才流失”。然而，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先验的价值判断，即认为外流一定会对移出国带来损失，而国际经验表明，人才外流的发展效应有弊也有利。比如，尽管移出国丧失了海外移民的税赋收入，侨民们却以汇款方式提高一国国民的收入水平。据2009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仅在2007年，中国的海外侨汇就高达320亿美元。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流失了什么样的“人才”？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人才概念。一是具备某种特殊秉赋的人，如天才少年；二是已经取得某种成就的人，如杰出学者。从中国前往发达国家的精英分子，大多在留学之后转为移民。他们在出国前只能称为第一种人才，或者说是“人才毛坯”。例如，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需要在美国经过多年研究训练，才能成为成就卓越的科技工作者。美国的大学为他们投入了巨额奖学金、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便利的研发环境，这些都不是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

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留学生大多是自费生，其中不少人还获得了国外的奖学金资助。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其实是在帮助中国学子提高技能，而回流人才则为中国补充了稀缺的人力资源。

当然，在中国和发达国家尚存在巨大发展落差的情况下，海外华人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在短期内不可能大批回归中国。尽管如此，海外华人依然对中国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金碧辉等人发现，在2001- 2005年间，中国科学家同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七成都有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

移民情结的解决之道

既然向国外迁移对移民而言属于发展机遇，对国家而言并非严重问题，国人为何强烈关注这一话题？其实，国内舆论的焦点并非移民潮本身，而在于这一现象反映出的众多社会问题，这一心态可称为“移民情结”。

与其说人才外流是经济发展的病源，不如说它是社会问题的症状。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如食品安全、教育落后、环境污染、权力寻租和贫富分化，精英阶层不仅比中下层更了解腐败内幕，而且不少人亲身参与了腐败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为避免社会风险，转而瞒天过海，一走了之。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人才外流问题，不应当限制国际迁移，而应积极利用海外人才储备，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实现赶超战略。移民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同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差距。今天，留学潮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截至2010年底，在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达到127万人，其中约95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某个阶段的学习，进行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面对“中国人的移民情结”，重要的是掌握西方先进知识的留学生们能够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变革，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真正消除国人的移民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