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湘 林 春

(1.中南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2.兰州理工大学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前言

民俗体育是古代人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文化，民俗体育产生于群体生活、身心和生存的需要，并为这种需要服务。*[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宋践等译《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因此，对乐府诗进行全面深入的民俗体育研究，既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重要性和研究现状的薄弱性所要求和决定的，也是乐府诗研究向更宽广的方向拓展的必然结果。

汉唐乐府中的民俗体育之所以值得去研究，是因为乐府诗很早便与体育结下了密切关系。不少乐府诗以体育为曲名，如《乐府诗集》收录的有《古歌》《西门行》《东门行》《游猎篇》《抛球乐》《鞠歌行》《斗鸡篇》《藏钩乐》《斗百草》《竞渡曲》《泛龙舟》《投壶赋》，以及没有收录的有《名都赋》《寻橦歌》《秋千词》《风筝》《美人宫棋》《打球篇》《温汤御球赋》《打球乐》《内人蹋球赋》《水殿抛球曲二首》《创四行》《西河狮子》，等等。在与乐府诗相关的民俗体育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水嬉。其包括泛舟、垂钓、船上射猎、竞渡、采莲、龙舟、水上杂技等。由于乐府诗是千余年来满足社会各阶层游戏、竞技、娱乐与养生需要的主要途径，它本身已形成了汉唐以来民众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然会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民俗体育产生广泛的影响，民俗体育的盛行促进了乐府诗的兴盛，而乐府诗也推动了民俗体育的发展。

二、汉唐乐府探源

“乐府”是朝廷的礼乐机构，又是一种存在极早而命名较晚的艺术创作样式专名。乐府诗的题材、风格等受上层社会习俗的影响甚深。作为艺术创作，它包含着音乐、文学、舞蹈和游艺。因此，“乐府”最早的涵义应是一种综合艺术创作活动。《礼记·乐记》记有诗歌、音乐、舞蹈产生的问题。其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历史发展到了周代，乐舞艺术得到了规范的管理，表现在周王朝的乐舞机构初步形成，设立管理外族乐舞的乐官和“大司乐”机构，并用之宗庙、祭祀和宴饮、游戏、娱乐之中。与此同时，周王朝还建立了“采诗”“陈诗”“献诗”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首。”而孔子将其汇编成三百篇，称《诗三百》。它是诗歌、曲的融合，并形成了“雅乐”体系，这对秦汉乐府的设置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其实，“乐府”这一称谓始于秦代，这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记载。[注]《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1页。1977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镌有秦篆“乐府”字样。这一秦代“乐府”错金甬钟的发现，为秦代有乐府机构的存在提供了物证。

乐府由音乐机构的名称转变为一种诗体的名称，这是在东晋以后的事。乐府里合过乐的曲词，在汉代只称“歌诗”。至六朝时方才称之为乐府。这样，乐府也就成了一种诗体的名称。可以说，歌诗与音乐基本完成了由先秦到两汉的转变。表现在先秦的雅乐到了汉代逐渐变为俗乐；先秦的《诗经》体与楚辞体到了汉代变为杂言诗与五七言诗；先秦追求教化为主的雅正审美观到了汉代变成以追求娱乐为主的世俗审美观。魏晋时期，歌诗与音乐、舞蹈、游艺、说唱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之间的深层联系，歌诗艺术朝着表演性和消费性方向发展，致使歌诗艺术得到了更为宽广空间的实践，从而使歌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乐府机构出现了太常寺、梨园、教坊三个部分，其中梨园和教坊所演唱的歌词部分来源于诗人的作品，尤其是教坊曲与诗歌相互影响，确立了词体的形成。

太常寺是唐代重要的礼乐机构，下辖八署，其中太乐署和鼓吹署主管音乐。负责管理太常寺全面工作的称太常卿和太常少卿。而从事音乐工作的官员有协律郎、太乐令、太乐丞、鼓吹令、鼓吹丞和太乐署、鼓吹署之乐正。他们在太常寺从事乐曲的创制、歌词的创作、选词入乐、调合钟律、乐队指挥等工作。其它还拥有大量的乐工，他们用音乐技能服务于宫廷和民间。

梨园由唐玄宗设立，它与十部伎，立坐二部伎、教坊、太常皿部乐等制度均系唐朝音乐之精华。其功能主要是为了训练宫廷乐器演奏人员和演唱者，供朝廷娱乐之用。据说梨园弟子除了善音乐歌舞之外，还从事马球，蹴鞠、抛球、拔河等活动。[注]李尤白《唐代梨园马球、足球、抛球及拔河等技艺规则》，《运城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第62-67页。

教坊在盛唐时期深受宫廷重视，到了中晚唐后，教坊逐步走向社会化。据《教坊记》载：“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习。”[注][唐]崔令钦著，任半塘笺订《教坊记笺订》，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页。则歌舞表演是教坊表演的主要形式。《教坊记》中所记乐工，许多是俳优和竿榢，说明俳优、百戏也是教坊的艺术或体育形式。教坊一度还包含了击球、角抵等活动，但歌舞在各种艺术或体育形式中最为重要。

民俗文化对乐府诗的形成、传承、变异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乐府机构所采集用来入乐的歌诗是乐府诗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作品大都是反映民风习俗。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于民情风俗的体察、了解、掌握和改造。许多统治者的理想之一，便是“化民成俗”和所谓“人文化成”，其核心就是通过对已有民俗的选择和改造达到对民众百姓的教化。这说明，乐府诗很早就与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民俗是乐府诗的重要题材之一，尤其是民间的游戏、竞技、娱乐与养生等习俗，始终是乐府诗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乐府诗既是文学作品，又是民俗的载体之一。

三、汉唐乐府与民俗体育

传统体育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学者虽然认识到乐府诗与体育颇有关联，却不曾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只是有个别学者把乐府诗与游艺相关的内容放在文艺研究之中，但对民俗教育鲜有问津者，深度亦颇不足，多为平面化的探讨或史料的搜集堆砌，筚路蓝缕之功虽不可没，但乐府诗中的民俗体育研究确实极有开拓的必要。

乐府诗并非纯粹的文学作品，它不但融合了音乐、舞蹈、杂技、幻术等诸多艺术样式，还与游戏、竞技、娱乐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两汉时期，出现了国家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精神生活多姿多彩。汉乐府《孔雀东南飞》载：“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古歌》载：“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东门行》载：“拔剑东门去”“请说剑，骏扇标旨，玉琢中央，六一所善，王者所杖。带以上车，如燕飞扬。”“交钱百万两走马。”还有古诗《生年不满百》《西门行》都描绘了人们对休闲娱乐生活的追求。反映了“七夕”投壶、习剑、赛马等习俗在汉代已十分风行。《西京杂记》载：“三月上已，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良时十月十五日，共人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即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可见“重阳登高”“连臂踏歌”之舞，早在汉代已盛行于民间的民俗之中。李尤《鞠室铭》载：“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曹植《名都篇》载：“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揽弓捷鸣镐，长驱上南山。……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里反映了汉代人把踢足球、打马球、骑马射猎、斗鸡等已是汉代人民非常喜爱的游戏和竞技体育运动。

除汉乐府所提到的体育之外，两汉人民还创造了杠鼎、跳丸、走索、戏车、寻橦、倒立、钓鱼、摔跤等等形式多样的游戏、竞技、娱乐和杂技等内容，充分展现了两汉人民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同时，两汉人民的爱好和风习，反映了他们的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乐府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水嬉，也有称谓水戏的。[注]《类说》“湖州髫髫女”条：牧曰：“愿张水戏。”如泛舟、垂钓、船上射猎、采莲、采菱等水上游戏，还包括以游泳、竞渡等水上竞技和惊险刺激的水上杂技，这可以从张衡《西京赋》中得以证实。[注]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8-419页。从乐府诗的描写中不难发现，水戏时往往听歌观舞为乐。这一时期，私家园林活动普及于民间，在私家园林里，池塘几乎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面积都较大，一般都占园林总面积的一半。如《宋书·阮佃夫传》：“阮佃夫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注]《宋书》卷94，中华书局，1972年，第2314页。《北齐书·河南康舒王教瑜传》：“初，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教瑜遂于弟作水堂、龙舟，植幡矟于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武成幸其弟，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于是贵贱慕斆，处处营造。”[注]《北齐书》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44页。这些拥有绝佳园池的人家，大多以歌舞声乐与水上游戏相结合，以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在这一社会风尚的背景下，诸如《泛龙舟》《櫂歌行》《棹歌行》《钓竿》《采莲曲》《采菱曲》等一系列与水戏有关的乐府诗广泛流传。

泛舟游玩是水戏最普遍的方式，水戏的其它方式还有垂钓、船上射猎、采莲、采菱、竞渡、水上杂技等。自春秋战国时水戏就已成为边泛舟边欣赏音乐的风俗，《诗经》里就有对当时泛舟游乐的描述。曹植《妾薄命二首》其一亦云“钓台蹇产清虚，池塘灵沼可娱。仰泛龙舟绿波，俯擢神草枝柯。”[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03页。泛舟时，还有善歌者扮作划桨之人，演唱各种乐曲，而棹歌是泛舟时所唱的主要乐曲。由于泛舟伴有歌舞演唱等表演，所以一直是一种引人兴味的娱乐活动。

除了棹歌，采撷菱荷是极其盛行的一种风俗游戏，在撷菱荷时，伴唱《采莲》《采菱》之曲以佐欢，其情景在王勃《采莲赋》中有精彩的描绘。

竞渡的起源众说纷纭。竞渡是端午节一项重要民俗体育活动。它主要是通过纪念历史先贤人物事迹来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扬。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竞渡与“禳灾”有关，如《太平寰宇记》载：“怀蛟水在县南二百步，江中流右际有潭，往往有蜉浮出，时伤人马。每至五月五日，乡下于此江水以船竞渡，俗云为屈原禳灾。”《岳阳风土记》载：“濒江诸庙皆有船，四月中，择日下水，击画鼓集人，歌以櫂之，至端午罢。其实竞渡也，而以为禳灾。”[注]吴玉贵、华飞主编《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第27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竞渡到了唐代已风行于天下，它已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唐代诗人元稹在《竞舟》里描写岳阳四五月竞渡之俗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此外在刘禹锡《竞渡曲》张建封《竞渡歌》中均有生动的描述。

除泛舟、竞渡之外，还有不少以体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李白《宫中行乐辞八首》其七“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其八“夫人弄彩球”[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80，第1157页。、卢纶《天长地久词五首》其五“楼船罢泛归犹早，行道才人斗射飞”[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80，第1135页。、张祜《千秋乐》“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趙解愁”[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80，第1157页。、张祜《大酺乐》“小儿一伎竿头绝”[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7,第1058页。、王建《宫中三台二首》其一“鱼藻池边射鸭”[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77，第1088。、张仲素《春游曲三首》其一“烟柳飞轻絮，风榆落小钱。蒙蒙百花里，罗绮竞秋千”、其二“骋望登香阁，争高下砌台。林间踏青去，席上意钱来”、其三“行乐三春节，林花百和香。当年重意气，先占斗鸡场”[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18，第263页。、刘孝绰《钓竿篇》“敛桡随水脉，急桨渡江湍”[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33，第494页。、陆机《鞠歌行》“按汉宫阁有含章鞠室、灵芝鞠室，后汉马防第宅卜临道，连阁通池，鞠城弥于街路，鞠歌将谓此也。”[注][宋]郭茂倩编《全唐诗》卷298，第3387页。王建《寻橦歌》“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余乐”、皇甫松《抛球乐》“红拨一声飘，轻球坠越绡”[注][宋]郭茂倩编《全唐诗》卷302，第3444页。、唐玄宗《观拔河俗戏》“壮徒怄贾勇，拔拒抵长河”[注][宋]郭茂倩编《全唐诗》卷4369，第4154页。、王建《宫词》“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注][宋]郭茂倩编《全唐诗》卷3，第32页。。其它活动，在《隋书·乐志》中载有《藏钩乐》《投壶乐》《斗鸡子》《斗百草》，等等。

结 语

汉唐乐府诗是珍遗的文化遗产，一则因为它本身是反映广大人民生活，从民间产生的或直接受民俗的影响而产生的游戏、竞技与娱乐果实；二则乐府诗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曹植的《名都篇》揭示了当时贵族子弟进行击鞠竞赛等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

由于汉唐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昌盛，人民生活富裕，给社会风俗的创造和传承开创了历史条件，尤其乐府的设立，不仅为文化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宽泛的空间，而且也大大推动了民俗体育的发展。

从乐府诗中可以证实民俗体育已是汉唐人民广泛流传的习俗。人们通过民俗体育营造一种祥和、热闹的气氛，以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推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

乐府诗的不断丰富，也为民俗体育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数千年来，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民俗体育这一视角去关注乐府诗与民俗文化之密切关系，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文化渊源，有助于论证汉唐时期传统民俗体育的全民性、辨别某些难以确定的民俗体育形态，这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的研究将提供更为真实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