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翔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唐初，吐蕃王朝逐渐崛起。早在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吐蕃就与唐在松州发生了一场大的较量，史称“松州之战”，汉文史料称此战以唐军的胜利告终，但吐蕃的退军很大程度上缘于内部的矛盾，并非在军事上弱于唐军。*[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1页；[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二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39-6140页。不少学者对此战做过研究，如王学军《松州之战与贞观年间唐蕃关系变迁》，《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第22-27页；杨思奇《唐与吐蕃松州之战始末》，《民族史研究》2012年，第56-74页；魏迎春、张旭《唐蕃松州之战探微》，《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第132-138页。战后松赞干布再次请婚，得到了太宗的同意。不久之后文成公主嫁入吐蕃，双方度过了一段和平时期。但到了高宗时期，吐蕃又开始了新一轮扩张，不仅在西域，还将目标投向了东方。龙朔三年(663)吐蕃败吐谷浑，兵锋直抵唐西境，这以后与唐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失去了吐谷浑这一战略缓冲区，唐的西北边地直接受到威胁，在与吐蕃交涉无果之后，唐廷开始在陇右地区设立了一批新军、抢占了战略要地。此后唐、蕃双方虽然不时发生冲突，却基本没有超出这一范围，双方在军事上呈现了总体的均势。

一、吐蕃的扩张

自唐高宗龙朔三年(663)起，青海的局势开始发生巨变，吐蕃扩张的触角伸向吐谷浑，并于该年破吐谷浑国。吐谷浑国灭，可汗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带着数千帐逃奔凉州，徙居唐境。[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三年”条，第6336页。失去了吐谷浑这一缓冲地带，吐蕃的兵锋可直抵唐河湟地区西部。自此之后，来自青海地区的寇扰不断。

面对吐蕃吞并吐谷浑这一大事，唐政府只委派了缘边将领加强防守，“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接下来的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三年”条，第6336页。直到七年以后的大非川之战以前，唐政府对吐蕃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吐蕃刚破吐谷浑，其宰相禄东赞即屯军到青海，紧接着又遣使向唐廷陈吐谷浑之罪并请和亲，对此高宗回遣使者入吐蕃加以谴责，应对措施停留在外交层面。麟德二年(665)正月，吐蕃又请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二年”条，第6343页。。赤水乃吐谷浑国核心地区，吐蕃野心昭然，唐廷自然不会答应。虽然没有得到唐的承认，吐蕃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该地区，这一次唐政府依然没有任何军事上的行动。于是吐蕃更得寸进尺，在乾封二年(667)破生羌十二州。对此，唐政府仅罢其州，可谓进一步绥靖。

唐、蕃的和平持续到咸亨元年(670)四月，该年吐蕃又大举兴师，攻陷西域十八州和龟兹拨换城，迫使唐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对吐蕃的威胁，唐再不能坐视不管，随即“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三年”条，第6336页。至此，唐政府才开始了正式反击，欲助吐谷浑收回故土。

从吐谷浑国灭到唐朝的第一次反击战(大非川之战)，历时7年之久，唐政府这第一次军事行动因统帅的失职而大败。此后又过了七、八年唐政府才发起新的进攻，即青海之战。为何这几次军事行动的时间间隔都如此之长呢？

龙朔三年吐蕃破吐谷浑国时，唐政府主要兵力正陷于辽东战场。时隔七年之久乃发兵讨吐蕃，主要是受到了辽东战场的牵制。加上那时的吐蕃尚未构成对唐的直接威胁，所以高宗没有将西北地区放在战略上的首要地位。总章元年(668)平高丽，次年(669)又“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总章二年”条，第6359页。，辽东战事告一段落，唐政府才得以腾出空来处理西北的问题。而这时候的西北边疆，吐蕃的威胁日益凸显。唐被迫罢四镇后，西域形势急转直下，对吐蕃的反击已不可避免。这就促成了咸亨元年唐政府的第一次反击，即大非川之战，唐军统帅薛仁贵和郭待封未能协同作战，最终大败。[注]关于大非川之战的重要性与失败原因，前辈学者多有论及，此不赘述A。参见周伟洲《吐谷浑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5-106页；Christopher 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33；王吉林《从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时代与吐蕃的关系》，《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西藏研究委员会，1989年，第19-39页；林冠群《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唐代文化研讨会》，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241-275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2页；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39-52页；吕博《大非川之役与星象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第131-145页。战后，吐谷浑完全落入吐蕃之手。[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第94页。唐军在战局上陷入被动，迫使唐廷于该年九月紧急任命“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咸亨元年”条，第6365页；[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39《总录部·讥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063页。姜恪曾长期任将军，因立功塞外才被擢任左相，时人甚至有“左相宣威沙漠”之说。[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7《阎立本传》，第2680页。但此时他年事已高，仅仅过了两年(672)就死在了河西镇守任上，[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第96页。肯定不适合领兵打仗。姜恪的任命并非出于实际考量，只是权宜之策，说明唐政府此时无心对吐蕃作战，仅为防守而已。从薛仁贵的“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到姜恪的“凉州道行军大总管”，名称的改变也暗示了唐政府对吐蕃的政策再次由攻势转为守势。

此后直到上元三年(676)闰三月(该年十一月方改元仪凤，故此处记上元年号)，吐蕃再次对唐西境发动大规模进攻，寇鄯、廓、河、芳等州，唐发兴、凤等州之兵抵御入侵。[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仪凤元年”条，第6379页。唐政府需要调遣兴州、凤州等其他地区的军队前来作战，说明彼时唐在河湟边地无兵可用。越来越严峻的形势需要唐政府在河湟地区展开布防。仪凤二年(677)二月，唐散徙高丽民众于河南、陇右诸州，[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仪凤二年”条，第6383页。东北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唐廷这才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吐蕃。

二、青海之战献疑

新的防御体系主要缘于仪凤年间唐朝与吐蕃的军事冲突。其中，唐政府对吐蕃发动的大规模反击，即“青海之战”，影响最大。该役以唐军的失败告终，大将刘审礼没敌，主帅李敬玄仓惶逃归。但关于青海之战，有两处需要辨别的细节：(一)关于青海之战的时间，史书中有仪凤二年和仪凤三年两种记载；(二)在青海之战李敬玄被困于吐蕃、黑齿常之夜袭贼营后，还有永隆元年(也即调露二年，680)李敬玄再次败于吐蕃、常之再袭贼营的记载，因为这两次事件的内容十分相似，不少史家怀疑永隆元年的记载有舛误。这两个问题需要逐一辨别。

(一)青海之战发生的时间

《资治通鉴》卷202及新、旧《高宗纪》、《旧唐书·吐蕃传》等均系该事于仪凤三年(678)[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仪凤三年(678)条，第6385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第103-104，5223页；[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高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4页。，且被广泛认可，但翻检史书，却发现还有另一种记载。

此役主要参加者刘审礼，其《旧唐书》本传中载道：“仪凤二年，吐蕃寇凉州，命审礼为行军总管，与中书令李敬玄合势讨击。遇贼于青海，敬玄后期不至，审礼事败，为贼所执。”[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7《刘审礼传》，第2678页。根据这条记载，青海之战似发生于仪凤二年：这一年吐蕃寇凉州，于是唐政府派刘审礼与李敬玄一同攻打吐蕃，最后刘审礼率领的军队在青海与蕃军相遇，李敬玄没有按期赶到，造成了刘审礼战败。但分析《刘审礼传》的记载，仪凤二年吐蕃入寇的地点是凉州，而刘审礼遇吐蕃的地点是青海，位置上相距很远，“吐蕃寇凉州”和“遇吐蕃于青海”这两件事之间相隔的时间不确定，很难断定是同一年发生的。所以此条记载不足以为证。

又，《旧唐书·裴行俭传》：“仪凤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动蕃落，侵逼安西，连和吐蕃，议者欲发兵讨之。行俭建议曰：‘吐蕃叛涣，干戈未息，敬玄、审礼，失律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第2802页。该记载同样见于《册府元龟》卷366[注][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第4355页。。若此记载不误，仪凤二年就已知道李敬玄和刘审礼兵败，“青海之役”就不应晚于该年，即至迟发生于仪凤二年。这该如何解释呢？

裴行俭的同一言论也载于《资治通鉴》：“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未息，岂可复出师西方！”[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调露元年(679)”条，第6390页。虽插入记载于调露元年(679)诸事中，但叙述该事件的时间仅用了一“初”字，说明是追述先前发生之事，实际上没有确切纪年。盖司马光见裴行俭“审礼覆没”之语，推测此言必出青海之战后，所以将此事插入调露元年诸事中，实不知其发生之具体年份。

两种记载究竟孰对孰错，还要结合前后史实来分析。仪凤年间讨伐吐蕃的唐军有十八万之众，征调这么多士兵是要提前做准备的。检阅史料，仅有仪凤二年十二月，高宗下诏在关内、河东广求猛士，以大发兵攻打吐蕃之事。[注][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第11642-11643页；《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第5223页；[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仪凤二年(677)”条，第6384页。大的出征只能在征齐猛士后，就只能是仪凤三年之后了。且《资治通鉴》所载李敬玄任职时间细致到月和日，在仪凤三年正月丙子，[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仪凤二年”条，第6384页。时间如此精确，一定是有依据的。由此看来，青海之战发生于仪凤三年更为合理。

(二)永隆元年(调露二年)是否有李敬玄再败事

青海之战，刘审礼先没于敌，李敬玄闻讯即撤退，逃跑过程中被困于吐蕃，幸得黑齿常之率五百敢死之士夜袭吐蕃营，才得以收余众还鄯州。但两年后的永隆元年又出现了李敬玄湟川败绩，副使黑齿常之再率精骑三千夜袭贼营击退赞婆的记载。《资治通鉴考异》认为：这两处记载很相似，《旧唐书·李敬玄传》载敬玄只打了一次败仗，《黑齿常之传》虽记有两次战事，但这两件事间连词用了“时”，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加上《唐历》《统纪》皆无敬玄永隆元年再败的记载；永隆元年八月丁巳敬玄贬衡州刺史，若辛巳敬玄败于湟川，到其被贬之时，才三十七日，“贾耽《皇华四达记》，自长安至鄯州约一千七百余里，时高宗又在东都，若敬玄败后，累表称疾，得报乃来，至东都，必数日乃贬，非三十七日之内所能容也。”所以司马光略去了李敬玄再败于湟川之事，仅保留吐蕃寇河源、黑齿常之击退来犯吐蕃的记载。[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永隆元年”条，第6395页。《考异》所持理由之一是《旧唐书·李敬玄传》仅载有李敬玄的一次战败，我们需要回到《李敬玄传》的原文分析：

调露二年，吐蕃入寇，仁轨先与敬玄不协，遂奏请敬玄镇守西边。……竟以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率兵以御吐蕃。及将战，副将工部尚书刘审礼先锋击之。敬玄闻贼至。狼狈却走。审礼既无继援，遂没于阵。[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1《李敬玄传》，第2755页。

这里述及刘审礼没敌，为仪凤年间发生的事，“调露二年”应为“仪凤二年”在传抄过程中的误书。但“调露二年”是其他史书称李敬玄第二次战败的年份，如此巧合，还应存疑，需对比其他史料才能下结论。

王忠先生也对此役做过考证，他在《考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认为永隆元年不仅无李敬玄再败之事，亦无黑齿常之击却吐蕃之役。理由是据《资治通鉴》仪凤三年九月条，敬玄败后，娄师德因收集亡散士兵、重振了军旅，于是被任命为使节出使吐蕃，随后与论赞婆会于赤岭并宣导上意。相应地，赞婆“为之数年不犯边”。王忠认为此材料的来源与《实录》不同，“赞婆数年不犯边若确，仅隔一年赞婆即大举入侵，谅无此理。”由之继续推测，认为载于永隆元年七月那场战事，“七月”可能为“十月”之误，即仪凤三年九月青海之败仅丧刘审礼率领的那部分前军，吐蕃还没取得大胜，紧接着再发生一场战事是有可能且有必然性的，这就是十月的敬玄之败。王忠认为年份被错置，并给出了一种解释，“永隆元年八月有敬玄贬衡州刺史之文，遂移此事于永隆元年”。[注]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8页。也就是说，王忠先生推测永隆元年七月没有战事发生，湟川之战的真正时间可能为仪凤三年十月，是唐军紧接着青海败后与吐蕃的又一次交锋。

按仪凤三年黑齿常之夜袭贼营，是发生在刘审礼前军战没、李敬玄逃还、在承风岭被蕃军所困的窘境下：

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帅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虏营，虏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敬玄乃收余众还鄯州。[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仪凤三年”条，第6385页。

而《实录》载永隆元年发生的战争曰：

吐蕃大将赞婆及素和贵等帅众三万进寇河源，屯兵于良非川。辛巳，河西镇抚大使、中书令李敬玄统众与贼战于湟川，官军败绩。副使、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帅精骑三千，夜袭贼营，杀获两千余级，赞婆等遂退。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诏敬玄留镇鄯州以为之援。[注][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永隆元年”条，第6395页。

对比两处记载，虽然都是黑齿常之率士卒夜袭贼营，却不能认定为重复记载。因为两次战事，背景、地点、对应的吐蕃将领、黑齿常之袭贼营时所帅部众的人数均不同，应该为两次不同的偷袭。

其他史籍中有线索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在《通典》中，刘审礼和李敬玄的战败就分别被载入两个不同的战役。卷一百八十九《边防五·序略》云：“仪凤中，工部尚书刘审礼又率兵十八万，败没于青海。调露中，中书令李敬玄又大败于大非川。”[注][唐]杜佑《通典》卷189《边防典五》，第5129页。卷一百九十《边防六·吐蕃》曰：“仪凤三年，遣工部尚书刘审礼为洮河军总管，率兵十八万以讨之，战于青海，军败，没于镇。调露二年，中书令李敬玄战于大非川，又败绩。续遣黑齿常之袭击，破之。”[注][唐]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典六》，第5173页。将青海之役仅系于刘审礼一人，而认为李敬玄战败是另一场单独的战役，在之后的调露二年。诸多不同的史料都有一个共同的线索：仪凤三年青海之战，李敬玄听闻刘审礼前军败没于吐蕃，立即逃跑，丝毫没有与吐蕃交战的打算。他在逃跑途中曾为吐蕃所困，于是发生了第一次黑齿常之夜袭贼营，敬玄才得还鄯州。此役全程没有敬玄与吐蕃接战的记载，所以，《通典》述仪凤三年青海之败时只提了刘审礼。而调露二年，李敬玄的大败，盖与《实录》所记败于良非川、黑齿常之再次夜袭贼营乃同一事。不同的是，《通典》言调露年间李敬玄战败的地点为大非川，而《实录》所记为良非川，盖二者名相近，易混淆，《通典》里的“大非川”应为“良非川”之误。

又《册府元龟》卷390《将帅部·警备》：

黑齿常之，高宗调露二年吐蕃寇河源，河西镇抚大使李敬玄败绩，常之为副使，频有战功，擢为河源军经略大使。诏敬玄留镇鄯州以为之援，常之始令远置烽戍，开屯田五千余顷，战守有备。[注][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390《将帅部·警备》，第4635页。

卷四二〇《将帅部·掩袭》：

黑齿常之为河源军副使，吐蕃赞婆及素和贵等率众数万屯聚于非良川(良非川)，常之以精骑三千夜袭贼营，斩首二千余级，获羊马数万计，赞婆等单马而遁。赏帛三千段，以为河源军大使。[注][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420《将帅部·掩袭》，第5008页。

调露二年、永隆元年乃同一年，调露年号在先，调露二年的八月二十三日，改元永隆。上述诸记载可作《实录》680年李敬玄率军与吐蕃发生战事、常之再次夜袭贼营的佐证。第二次夜袭贼营后，黑齿常之才由河源军副使升为大使。

史谓因师德的宣导，赞婆数年不犯边，实为虚美之言。考诸前后史实，吐蕃向来无信，岂肯仅因“谕以祸福”之言即休兵。不能据此推测调露年间李敬玄没有与吐蕃作战。而司马温公所论三十七日内，在超过一千七百余里的距离下不可能完成敬玄累表称疾、得归，再被贬的过程，又该如何解释呢？按照常理，兵败即应被罚，仪凤三年刘审礼败没，敬玄按兵不救且逃归鄯州，内心必怀恐惧，累表称疾应从此时开始，而不是良非川战败后才开始。而唐代的马“有日行百余里的，有日行二百里的。大约是普通的马，平时日速的约数。”[注]李树侗《唐史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4页。若三十七日不包括累表称疾的时间，李敬玄调露二年兵败后归京，一定是快马赶路，即便加上数日被贬的时间也还是来得及的。

二、仪凤二年所置军

如上文提到的，仪凤二年唐置河源、莫门、积石三军，是为次年的青海大战做的准备。此役唐军虽因主将的统率失驭而败，唐政府却没有失去陇右地区。而咸亨元年的大非川之战，唐军的失败直接导致吐谷浑国完全陷入吐蕃之手。对比这两场战役，同样是唐军大规模战败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咸亨元年唐仅仅派大军远征，没有在要害位置设置固定的军镇，一旦战败就只能全线而退；而仪凤二年新置的三军在战前已抢占了战略要地，即便主力溃散，吐蕃仍难以绕过这几个防御军而完全占领陇右之地。我们可以看到，河源军自设立以后一直是陇右地区的主力军，在安史之乱打乱西北防御力量之前，吐蕃从未拿下这一地区。以下分别来看这三军的情况：

1.河源军

《元和郡县图志》卷39“鄯州”条：

河源军，州西一百二十里。仪凤二年中郎将李乙支置。管兵一万四千人，马六百五十三匹。[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1页。

《通典》卷172《州郡二》“陇右节度使”下述河源军：

西平郡西百二十里，仪凤二年李乙夫置，管兵万四千人，马六百五十疋。[注][唐]杜佑《通典》卷172《州郡典二》，第4482页。

河源军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此无异议，当在鄯城县(今青海省西宁市)。王永兴先生认为置军使李乙支的名字不类汉名，推测此军初置时有党项属性。[注]王永兴《论唐代前期陇右节度使》，《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曰“至如躭尔乙句贵，往年王孝杰奏请自河源军徙居灵州”[注][唐]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六》，第5166页。，则河源军在发展过程中至少还吸收了吐谷浑部众。隋末唐初，吐谷浑与党项所居地近，联系也较密切，早在隋炀帝破伏允时，就有“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注][唐]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六》，第5166页。之事。

河源军兵员上万，实为大军，在青海之战也显示出其主力作用。黑齿常之再破吐蕃赞婆等军后被擢为河源军经略大使，都督李敬玄退居鄯州“为之援”[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第106页。，足见此军的先锋地位。

2.莫门军

《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鄯州”：

莫门军，洮州城内。仪凤二年置，管兵五千五百人，马二百匹。[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第991页。

《通典》卷172《州郡典二》：

莫门军，临洮军城内，仪凤二年置，管兵五千五百人，马二百疋。[注][唐]杜佑《通典》卷172《州郡典二》，第4482页。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亦同。[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38《地理志》，第1388页。

《唐会要》卷78“节度使”目：

莫门军，置在洮州，仪凤二年置军。开元十七年，洮州移隶临洮军，百姓隶岷州，置临州。二十七年四月，又改为洮州，今为临洮军是也。[注][宋]王溥《唐会要》卷78“节度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88页。

《唐会要》这段记载文意难解，很多学者都对此发表过不同的看法，王永兴先生认为“‘开元十七年’以下与莫门军无关”[注]王永兴《论唐代前期陇右节度使》，第192页。，唐长孺先生以为“临洮军”之“军”应为“郡”。[注]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5页。

而学者李宗俊有不同的见解，他采信了《唐会要》的记载，推测道：

到了开元十七年吐蕃大规模进攻时，驻防于洮州城的莫门军不能抵御，随着洮州城的陷落，莫门军被迫随洮州行署移理临洮军。后随着信安王祎等对洮河上游石堡城的攻克和驻防，原临洮军移理鄯州节度使衙，而原临洮军驻地为莫门军继续驻防，而且应该是从此亦改名为临洮军，故有上引《唐会要》文“今为临洮军是也”云云。[注]李宗俊《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37页。

认为莫门军在开元十七年移到临洮军驻地，后临洮军移理鄯州节度使衙，莫门军不仅留在了临洮军原来的驻地，还改名为临洮军。

此观点明显有误。王永兴先生早已根据墓志指出，莫门军“后又继续存在至天宝年间”[注]王永兴《论唐代前期陇右节度使》，第193页。。《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二》天宝十三年亦载有“陇右同节度副使、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兼漠门军使、临洮郡太守成如璆”[注][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二》，第1535页。，则莫门军至少存在于天宝十三年后。临洮军开元中即移就节度衙置，莫门军此时改名之说不成立。《唐会要》这段晦涩的记载，“临洮军”应为“临洮郡”之讹。成如璆职衔中既然同时有“漠门军使”和“临洮郡太守”，漠(莫)门军与临洮郡应处同一地望。开元十七年，洮州确有废入岷州之事，二十七年又复为洮州，[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第997页。《唐会要》的记载不误。综合各因素，知唐长孺先生的推测最为合理，此军在临洮郡城内(今甘肃省临潭县)。最后，李文称开元十七年洮州城陷落于吐蕃，实无史实依据。

3.积石军

《元和郡县图志》卷39

“鄯州”条：

积石军，廓州西一百八十里。仪凤二年置。管兵七千人，马一百匹。[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第991页。

“廓州”条：

积石军，在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仪凤二年置。西临大涧，北枕黄河，即隋浇河郡所理。[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第994页。

《通典》卷172[注][唐]杜佑《通典》卷172《州郡典二》，第4482页。、《旧唐书》卷38[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38《地理志》，第1388页。同。

《唐会要》卷78载道：

积石军，置在廓州达化县西界，本吐谷浑之地。贞观三年，吐谷浑叛，置静边镇。仪凤二年置军额焉。[注][宋]王溥《唐会要》卷78“节度使”，第1688页。

仪凤二年置军额后积石军才开始名实兼俱，所以我们认为此军始于仪凤二年。刘满先生考证积石军在今贵德县河阴镇。[注]刘满《唐九曲及相关军城镇戍考》，《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5页。

此三军都为大军，到安史之乱前不断出现在唐蕃争战的记载中，可谓唐在陇右地区防御吐蕃的主力。河源、积石这两个地方很险远，而河源军、积石军这两支军队所处位置却近，从此二军的名称来看，仪凤二年的军事部署是进取性的。之后黄门侍郎来恒向高宗所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敌，但诸将不用命，故无功”[注][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第6077页。，道出此战失败的原因是将领统御失职，同时也说明了唐廷在战前部署的军队有着绝对的战略优势。在安史之乱打破陇右防御体系前，这三支军队都属于对吐蕃作战的主力。因为它们的存在，吐蕃在玄宗以前无法突破这条战略防御线，而唐军也无法彻底击灭吐蕃，双方在陇右达到了一种军事上的动态平衡。

三、小结

高宗时期，随着吐蕃对唐领土的威胁和东北战事的结束，唐政府将战略重心从东北转移到西境，青海之战即是唐向吐蕃有计划性、大规模的反击。虽然以唐军的失败告终，但作为战前准备在河湟地区所置的军队，却为唐政府抢占了战略要地，河源、积石、莫门这三军不断出现在后续的战争记载中，在唐朝的西疆起着重要的防卫作用。青海之战唐军虽败，战前设置的河源军、莫门军和积石军却成为唐在陇右地区的有力屏障，为之后的军事发展及陇右节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样的军事部署，使唐在西北与吐蕃保持了军事上的大体均势，直到安史之乱前，守住了唐的西部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