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炜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自十世纪开始，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程度的封建化与汉化的基础上，他们在中国的西北先后建立起数个民族政权，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北宋的一些政治家已经认识到宋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并由此产生了以贸易手段遏制少数民族入侵的想法。他们的一些建议为北宋统治者所采纳，并付诸实践，对北宋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对这一类思想产生的原因、具体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做一初步分析。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少数民族入侵的动机与北宋在与周边各国、各民族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一、少数民族入侵的动机

李华瑞先生曾经指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定居区原因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七种观点：“1.虏性凶狠；2.气候变化；3.人口膨胀；4.贸易受阻；5.掠夺有利；6.扩大统治；7.文化不同。”*李华瑞《宋史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贸易受阻”或贸易问题是导致少数民族入侵的主要原因。如札奇斯钦在其《游牧民族军事行动的动机》一文中指出，“农业民族因为在经济上比较富裕，对于游牧民族的依存性甚微，不易达成两者间有无相通的和平互惠的交易，迫使陷于匮乏，而机动力极强的游牧民族，不得不诉诸武力，来夺取他们所迫切需要的物资”[注]《宋史研究集》第9辑，1982年，第485-486页。。

从北宋以前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内容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对于夷狄入侵动机的思考，则主要集中在“虏性凶狠”、贪婪好利与“文化不同”三点上，很少有人从贸易需要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如司马迁认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注][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79页。班固认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注][汉]班固撰《汉书》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743页。宋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将少数民族入侵的动机归于夷狄贪婪、民族气质与民族文化上，甚至将夷狄入侵视为常态，直接忽略其入侵的动机。朱台符称：“(夷狄)天性忿鸷，形容魁健，其强难屈，其和难得，真中国之雄敌也。”[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33页。孙何认为：“臣闻犬戎之为患中国也久矣，周曰猃狁，汉曰匈奴、晋有五胡，周有蠕蠕，隋有突厥，唐有吐蕃。皆伺隙窥边，乘间犯塞。蜂囊有毒，杀掠吏民；豺狼无厌，吞噬障亭……犬羊之众……不谕文告之言，不以遁逃为耻……有利即来，无得而去。”[注][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32页。王禹偁认为：“中国之病匈奴，其来久已。”[注][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9，第1427页。

这种对夷狄入侵动机的认识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在夷狄入侵这个问题上大多采用军事反击、政治招抚、财物赏赐的手段，很少从建立对等贸易的角度予以应对。

二、北宋在与周边各国以及各民族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从经济类型来看，北宋属于高度发展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辽、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农业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游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彼此间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来进行必要的补充。但是从当时具体的贸易关系来看，北宋在与周边各国以及各民族贸易中占据着优势地位，拥有贸易上的主动权。北宋向辽、夏、吐蕃输出的产品主要有茶叶、缯帛、罗绮、书籍、漆器、粳糯、香药、犀角、象牙、瓷器、姜桂等，辽向北宋输出的产品有“银钱、布、羊马、橐驼”[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86《食货志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62页。，西夏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冈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86《食货志八》，第4563页。等物，其中牛羊为大宗。从这些商品的种类可以看出，辽、夏所急需的茶叶、缯帛、罗绮以及各种手工业产品都是全部或绝大部分只能由北宋生产的物品，是涉及到衣食住行的重要物资，而北宋进口的商品，大部分都是牛、羊之类的畜牧产品，因为北宋自身就拥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具有很强的自给自足能力，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并不迫切，北宋唯一不能出产、被辽夏禁止出口的战马，又可以从吐蕃、女真以及西南少数民族那里获得，而且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宋廷还有意识地削减战马的购买量。如景德四年(1007)有边臣奏请真宗招市战马，宋真宗说：“今蕃落安辑，久通互市，何忽招之？且畜马太多，费用尤广。契丹请和，今已三载，河朔生灵，粗尔苏息。抚御四方，当务远略，苟止信浅识，为国生事，则害滋甚矣。”[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第1515页。辽国虽然据有一部分汉地，与高丽、日本等农业国家也保持着贸易关系，但是幽蓟所出有限，高丽、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远不如北宋，辽国所需要的农产品仍然依赖北宋的出口。西夏的农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由于地缘所限，西夏的贸易对象无可选择，他的优势产品，诸如牛羊等，在辽国、吐蕃同样是拳头产品，他所需的茶叶、绢帛等物只能从北宋获得。可见北宋在贸易中处于出口垄断地位，并且在进口方面拥有多个可供选择的货源，对贸易的需求并不急迫；辽、西夏、吐蕃的经济发展则基本属于同一类型，属于贸易竞争关系，他们必须通过与北宋贸易的方式来获取急需的农产品、手工业品。

宋代的政治家对北宋在贸易上的优势地位有着清楚的认识，张宗道就将西夏在经济上对北宋的依赖比如成鱼和水的关系：“天朝，水也；夏国，鱼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注][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正》卷20，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74页。司马光的认识则更为深刻：“西夏所居，氏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毽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它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毽毯之所输，而茶采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第 8752页。

也正是因为北宋统治阶层在夷狄犯边的动机、北宋的贸易优势地位这两个问题上有着上述的看法，决定了他们以贸易手段遏制夷狄入侵的思想具有重政治轻贸易的特点。从时间上看，景德和议之前是这一思想的理论探索阶段，在此阶段宋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战斗时有发生，这一思想对辽国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对西夏采取禁绝青盐贸易、经济封锁的措施，沉重地打击了西夏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景德和议后宋辽的边境贸易迅速扩大，以贸易遏制战争的思想有了实践的舞台，在理论上也有新的发展。从贸易对象来看，北宋统治阶层对辽、夏、吐蕃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贸易态度又有一定的区别。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宋初的政治家最早提出以贸易手段遏制“夷狄”入侵的建议，应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时任河北南路转运副使的田锡在其予太宗的奏章中将许通互市与严戒边将生事、固守封疆两项视为解决当时民族矛盾最为关键的三个问题。

夫动静之机，不可妄举……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还所俘掠，许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不出五载，可积十年之储……愿考古道，务恢远猷，示绥怀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事戒辄发，理在深谋。[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第498页。

但是田锡并没有详细分析贸易在解决民族矛盾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也没有相应的具体措施。雍熙四年(987)，殿中侍御史赵孚向宋太宗提出了划分宋辽两国疆域、与契丹修好停战的建议，并将贸易通畅视为维持两国长久和平的重要筹码。他虽然仍将贸易的作用归结为“夷狄”去危就安、厌劳就逸、畏死贪生、好利惧害的本性，但是他已经看到了两国在经济的互补性，将贸易视为“有无相易，彼此从宜”的双赢行为。

臣愚以为不用干戈，不劳飞挽，为万世之利者，敢献其说，惟明王择之……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立誓明着，结好欢和。彼以羊马皮毳致诚，此以金帛犀象为报，有无相易，彼此从宜……臣又料敌人去危就安之情，厌劳就逸之意，畏死贪生之性，好利惧害之心，亦与华人不殊也。[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第635页。

在赵孚上书的次年，宋太宗即下诏恢复与辽的边境贸易，并禁止缘边戍兵，“辄恣侵略”，但不久就因为辽军的反攻而废止，其后除了淳化二年(991)雄州、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有过短暂的贸易恢复外，宋辽两国官方允许的贸易便宣告中断。随着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贸易在调节民族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就有大臣明确提出扩大宋辽之间的贸易规模，允许两国商人“交相贩易”的建议，并建议朝廷出售辽国急需的茶叶、药品等物，希望借此制止辽国军事的进犯，河北转运使索湘虽然不反对设置榷场进行贸易，但是他却担心贸易规模扩大后，两国商人来往频繁，其中“奸伪”难辨，会引起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麻烦，在他的反对下，这项提议并没有被真宗采纳。

咸平五年(1002)，契丹新城都监种坚移文宋境，要求北宋方面重开榷场，宋廷因为辽军屡次侵扰河北边境，并没答应契丹的要求，北宋知雄州何承钜指责那些反对重开榷场的大臣空谈误国，他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榷场贸易惠及戎人、减少寇掠的作用，不应当因为契丹侵犯边境就随意关闭，因此他上书真宗，要求重开榷场：“榷场之设，盖先朝从权立制，以惠戎人，纵其渝信犯边，亦不之废。戎退商行，似全大体。今缘边榷场，因敌骑入寇，即已停废。去岁以臣上言，于雄州置场卖茶，虽赀货并行，而边氓未有所济，望延访大臣，议其可否。”[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3《何承矩传》，第9331页。宋真宗虽然同意了何承钜的请求，但是次年因辽军大举进攻北宋，雄州榷场再次关闭。

景德和议之前，以贸易遏制侵掠的思想虽然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但是与契丹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以此来满足契丹对财物的需求，并将其作为维系和平的重要筹码，这一认识已经被北宋统治阶层所接受，故而在宋辽和议之时，双方都未在贸易问题上进行过多的纠缠，这项协议得以顺利达成。澶渊之盟后，北宋相继在新城、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立榷场，允许北商前来贸易，宋辽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迅速恢复，据统计双方的贸易规模十分庞大，仅河北一地的贸易额就逼近每年一百五十万贯，北宋也因此获利匪浅，“岁入四十万贯”[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86《食货志八》，第4562页。。此时北宋的有识之士还建议真宗扩大对辽贸易的深度和广度，使贸易之利惠及更多的辽国人，使和平更加巩固。

知雄州机宜司赵延祚……言：“今之修和北戎，先启诚意，国家动守恩信，理必长久。”又言：“国母之妹曰齐妃，与其姊不协，国家所遗金帛，皆归于国主及母，其下悉无所及，望自今榷场贸易稍优假之，则其下获利，必倍欣慰。”[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第1325页。

北宋统治阶层对于西夏的贸易态度与契丹截然不同，北宋对西夏的贸易政策也反映出以宋初以贸易遏制侵掠思想的另一面，即以禁绝贸易、限制贸易的方法中断宋夏之间的商品交换，使西夏的剩余产品无法实现价值，也得不到急需的农业产品，打击西夏的财政与经济，从而迫使其放弃武力扰边的企图。这一点在青白盐一事上表现的尤为明显。西夏境内有乌池和白池两大咸水湖，其所出产的青白盐，价格便宜，味道甘美，远胜北宋境内的解盐，在西北地区很有市场，贩卖青白盐所带来的利润也成为西夏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北宋统治阶层对此也十分了解，李继和曾说“蕃戎所赖，止在青盐”[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第1093页。，何亮也说：“乌白盐池，夏贼洎诸戎视之犹司命也。”[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第951页。自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廷就将禁止青盐入境视为制服西夏的重要手段，淳化四年(993)，郑文宝向宋太宗建议禁止沿边贩卖青盐，断绝李继迁的财政来源，迫使他向北宋臣服：“平夏之北，千里不毛，徒以贩青白盐籴粟麦以充食，愿禁之，许商人贩易解盐，官获其利，而戎人以困，继迁可不战而屈。”太宗以为然，即下诏严禁青白盐走私：“自陕以西，有敢私市戎人青白盐者，皆坐死。”[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7《郑文宝传》，第9426页。郑文宝虽然意识到禁断青盐可以打击西夏的财政，可他却低估了青白盐贸易对于西北蕃部以及北宋西部民生的重要性，将青盐问题简单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青白盐禁数月之后，原来以贩卖青盐为生的少数民族无以为继，被迫寇略北宋边郡：“是年，郑文宝献议禁青盐，羌族四十四首领盟于杨家族，引兵骑万三千余人入寇环州石昌镇”，“屠小康堡”[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7《郑文宝传》，第9426页。，原先内属北宋的蕃族万余帐相继叛附李继迁，郑文宝引解盐入陕的措施也没有发挥作用，因“商人贩解盐少利，多取他路出唐、邓、襄、汝间邀善价，吏不能禁。关陇民无盐以食，而境上骚扰”，西北地区一片混乱，无奈之下，宋太宗只得命“钱若水驰驿诣边，驰其盐禁”[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7《郑文宝传》，第9426页。，不再禁止羌族、蕃部贩卖青盐，郑文宝也因此被贬。不久，在吸取了经验教训之后，宋廷再次禁断青盐，采取了禁止汉人贩卖青盐，羌族与蕃部不禁，同时允许商人运粮至边，换取盐引，自行贩卖解盐的措施，这样一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基本上摧毁了青盐在西北地区的市场，种放曾说：“臣伏见鄜、延、环、庆、仪、渭等州，未禁青盐之时，每一斤不过十五钱，百姓皆食。洎禁青盐，客旅入中刍粟，运解盐于边上货鬻。其所鬻之价，与青盐不致相悬，是以百姓乐食贱盐，须致畏法，至今蕃部难卖青盐。”[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第1185页。其后这项政策在细节上虽有反复，但是盐禁始终没有放开。北宋禁断青白盐贸易、实施经济封锁的措施沉重打击了李继迁境内的经济民生，加上西北地区连年的自然灾害，西夏的经济已濒临崩溃。

李继迁死后，西夏向北宋求和，其中固然有实施“东和西战”策略的原因，但是北宋的经济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宋夏景德和议期间，李德明前后进贡达七次之多，所图不过宋廷赏赐以及沿途贩卖之利，可见西夏贫困之甚。

宋夏景德和议之后，宋夏之间的贸易往来虽然恢复，但是北宋并没有放行青白盐贸易，粮食、铁器等重要物资的买卖也有相当严格的约束，北宋对西夏仍然采取了限制贸易的措施。

小 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宋初以贸易遏制少数民族侵掠的民族关系思想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重政治轻经济的特点。由于条件所限，北宋统治阶层虽然看到了少数民族对汉地出产物品的渴望，但是仅仅将其归结于“夷狄贪婪”、“好利无义”，看不到少数民族入侵的经济动机，不能够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加以探讨，仅仅将贸易与岁币视为满足少数民族“贪欲”的一种政治手段，在贸易上也缺乏积极性。但是也有一些政治家已经注意到贸易通畅、有无相通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和平相处的重要条件，他们虽然没有就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是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维持对辽贸易的通畅，他们的见解也对北宋中后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宋仁宗在总结前代榷场贸易的作用之时就说：“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计利。”[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86《食货志八》，第4563页。

第二，北宋对贸易份额的分配不但与少数民族政权力量的大小有关，也与他们对北宋的态度有关。札奇斯钦在其《游牧民族军事行动的动机》一书中已经指出：“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间，其贸易的成否，与交易数量的大小，是要以他们武力为后盾来决定的。其数量的大小，也会与他们武力的强弱成正比的。”联系到北宋与周边民族政权的贸易情况，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宋辽之间的贸易规模远大于宋夏之间，北宋贸易份额的分配，确实是以辽夏实力的强弱而决定的。除此之外，少数民族政权与宋廷关系的好坏也往往成为其与北宋贸易通畅与否的关键，如六谷部联盟，它的势力远不如辽，也不如西夏，但是由于六谷部联盟始终与北宋保持着良好的臣属关系，他与北宋的贸易渠道十分顺畅，北宋也有意识地在贸易份额方面倾向于六谷部，他们甚至可以从北宋获取禁止贸易的战略物资。

第三，对辽夏的态度不同，结果不同。在北宋统治阶层看来，辽国的军事威胁是动摇根本的心腹大患，宋太宗两次北伐失利后，北宋统治阶层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以武力制服契丹的企图，转而谋求与辽国和平相处，他们试图通过赠送岁币、通商贸易的方法消弭辽国南下的野心，故而能在贸易方面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加以应对，努力维持宋辽贸易的通畅。事实上，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能够维持一百多年的和平，除了岁币的牵制，也与宋辽之间的贸易通畅有关，辽国每年通过贸易往来从北宋获取的大量农业产品、手工业制品，基本上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契丹贵族亦获利丰厚，发动战争反而得不偿失，贸易成为维系两国和平的重要砝码。而对于西夏，北宋始终没有将其视为真正的对手，欧阳修就曾说：“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边”[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第3383页。。北宋对西夏的贸易政策往往带有经济制裁的色彩，即使是在西夏臣服的时期，北宋也在贸易份额上对西夏加以限制，试图阻止西夏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以宋真宗时期为例，宋辽边境之间有榷场五处，而宋夏之间长达千余里的边界上只有镇戎军、保安军榷场两处，对于西夏增设榷场的请求，宋廷也予以拒绝，如咸平六年(1003)，“麟州言赵德明于州西置榷场，请行互市，上(真宗)以延州已置，不许”[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第1495页。。对西夏私自设立的榷场，以及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基本上都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措施，北宋急需的战马也多从吐蕃购买，故而宋夏之间的官方贸易规模很小，每年不到四十万贯，不及宋辽河北边境贸易额的四分之一，西夏的贸易需求并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加上景德和议仅岁赐西夏“赐金帛缗钱四万贯匹两、茶二万斤”，并不能产生让西夏忌惮的份量，故而宋夏之间的和平并不稳固，宋廷也往往在西夏犯边之后以禁绝贸易、停止岁赐的方法加以惩罚，结果却引起西夏更大规模的进攻，宋廷对西夏的贸易政策反而成为西夏连年犯边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