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史研究综述

2016-11-26高敏

长江丛刊 2016年12期

高敏

吐谷浑史研究综述

高敏

【摘要】吐谷浑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一民族自东晋南北朝一直绵延至唐宋，近七个世纪之久。这样一个民族，值得治史者重视。笔者主要从吐谷浑民族的形成、其与周邻的关系、民族迁徙及“吐谷浑之路”以及“白兰”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关键词】吐谷浑民族

吐谷浑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一民族自东晋南北朝一直绵延至唐宋，近七个世纪之久。其统辖区域，最盛时包括四川西北部、青海大部以至新疆于阗、且末，最终则是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这样一个民族，值得治史者重视。近年来，史学研究者对吐谷浑史的研究广泛而深入的展开，发表论文多篇，现将其集中探讨的几个问题略加概述。

一、吐谷浑民族的形成

吐谷浑本为人名，属慕容鲜卑之一部。《晋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约在太康四年至十年（283—289年）之间，吐谷浑西迁。关于吐谷浑西迁之地，诸书均云“西赴阴山”，即今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山脉，而后吐谷浑又向南迁徙［1］。《晋书·吐谷浑传》载：“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南迁后的吐谷浑在强大政权的作用下逐渐征服当地群羌部落，至吐谷浑孙叶延时，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2］。自此吐谷浑一名由人名而成为族名。

关于吐谷浑族的形成，学术界仍存有争论。胡小鹏在其《论吐谷浑民族的形成及其特点》［3］一文中提出，吐谷浑西渡洮水后，逐渐征服当地诸羌部落，在统一政权的强力作用下，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在今甘青川边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吐谷浑），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兼并融合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部落。就其内部氏族部落来看，包括漠北、西域、氐羌、汉族四大系统。而在上述氏族部落中，以鲜卑为主的漠北族占了绝对优势。并提出应该把吐谷浑国与吐谷浑族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这一观点也在李文实《吐谷浑族与吐谷浑国》一文中被再次提出［4］。

杨茂盛、郭红卫却有不同认识，其《试论宗族部落汗国吐谷浑》一文认为“吐谷浑部族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无论是通过战争方式，还是采取和平手段，都未经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途径，而是走了一条宗族——部族的发展路子”［5］。对此薛生海、韩红宇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在《吐谷浑亲族与部族探微》中指出“自吐谷浑建政以来，在其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吐谷浑亲族和羌人部族的两大势力集团，经过数十年的相互摩擦、碰撞、斗争，逐渐消除了吐谷浑亲族和部族间的矛盾冲突，开始相互认同、相互融合，这不仅加强了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而且其开始走向对外发展；发展中不断吸纳新的部族，逐渐形成了吐谷浑民族”［6］。

二、吐谷浑与周邻的关系

吐谷浑与周邻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吐谷浑与南北朝关系、吐谷浑与隋唐关系以及吐谷浑与吐蕃关系这三方面。

胡小鹏就吐谷浑与南北朝之间的关系，在其《吐谷浑与南北朝关系论述》一文中认为“吐谷浑是在南北朝的夹缝中生存的割据政权，它与南北朝的关系完全是受着国内形势的制约，但基本上与南北双方都保持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南北朝期间，吐谷浑利用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特别是吐谷浑商道的兴起，确立了其在南北朝的显赫地位”［7］。关于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胡小鹏的《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一文以时间先后为主轴做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对斯坦因在第三次探险时得到的一份吐蕃文书的解读，揭示了吐谷浑与吐蕃之间的甥舅关系早已有之，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早于吐谷浑与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的战争结束后，“唐王朝通过它所扶持的诺曷钵政权统治着吐谷浑。但是唐对吐谷浑的统治是很不牢固的，大多数吐谷浑贵族对唐怀有敌对情绪，企图利用吐谷浑与吐蕃的密切关系，摆脱唐的统治。”而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结合奠定了太宗时期唐、蕃、浑之间友好相处的基础。这种友好关系在663年被打破，这一年吐蕃灭吐谷浑，吐谷浑成为吐蕃属国，但它们之间的甥舅关系并未因此而中断［8］。

李大龙《吐谷浑与隋唐互使述论》一文追溯了吐谷浑与隋唐王朝使臣往来情况，认为吐谷浑与隋唐王朝使者往来是双方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构成双方和平时期的主要部分［9］。赵云旗《论隋炀帝对吐谷浑的用兵》一文肯定了隋炀帝对吐谷浑用兵决非单纯的“慕秦皇汉武之功”，而是出于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其战争的后果是促使隋朝强盛达到了极点，客观上也加速了青海地区民族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周伟洲《关于唐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的战争》以及后来戴帮森的《论唐太宗时李靖对吐谷浑的征讨》也是对这方面的探讨。除了贞观九年的战争外，唐与吐谷浑的关系始终是友好合作的，唐对吐谷浑采取的是怀柔政策，羁縻与和亲并用。靳翠萍的《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从近年来新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对唐与吐谷浑的和亲方面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梳理。认为唐浑和亲，至少维持了四代，持续了一百多年。这在唐与周边各族和亲史上可说是持续时间最长、表现最突出的一个。这种和亲既有利于唐王朝保持宗主国的地位，联合吐谷浑王室与吐蕃贵族抗争，也有利于吐谷浑维持其王室慕容氏的统治地位，促进民族关系的进一步融合［10］。此外，石德生的《浅论唐浑关系与唐代羁縻州府制》就唐的羁縻政策对唐浑关系，进行了探索，说明了羁縻政策用于吐谷浑的成功之处，它不仅巩固了唐王朝的统治，加深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加强了青海与内地的联系，还促进了吐谷浑人的汉化［11］。

吐蕃的兴起和入侵是导致吐谷浑衰落和消亡的直接因素，所以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任树明《论吐谷浑在唐藩关系中的枢纽地位》一文中认为“研究唐蕃关系史时，首先得从吐谷浑问题入手。这样，方能寻找到牵动唐蕃关系变化的真正线索”［12］。邓文科《论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时期吐谷浑与吐蕃关系的论述，表明在吐谷浑与吐蕃近四百多年的交往中，虽然经历过战争，但友好交往仍是主流。它们之间建立了和亲关系，并在共同的地域上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13］。此外，程起骏《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灭国后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14］。

三、吐谷浑的民族迁徙及“吐谷浑之路”

民族迁徙也是其文化变迁和融合的过程，李吉和在其《吐谷浑迁徙的原因及影响述略》中从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内地的吸引力四个方面论述了吐谷浑民族迁徙的原因，并指出其迁徙“加快了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了迁入地的畜牧业生产，同时经过多次迁徙，吐谷浑本身的文化习俗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迁，以后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15］。

“吐谷浑路”是吐谷浑民族的一大贡献。此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且观点不一。王叔凯《古代青海中西交通考》具体考察了“吐谷浑路”，认为其包括四条古道：一是“青海道”；二是“河南道”；三是“扁都口道”；四是沟通河西走廊和古青海的通道［16］。薄小莹在其《吐谷浑之路》中认为，“河南道”（从四川往青海）有两条：一是由巴郡沿垫江（今嘉陵江）北上逾西倾山到伏俟城；二是由益州沿岷江西上到龙涸（今松藩）。并且这两条古道有不同功用：南线多使节而北线多僧人商贾［17］。而李朝、张红岩《吐谷浑与丝绸之路》中认为“吐谷浑时期的丝路约有五条：一是从羌中—湟水通往白龙江的西蜀道（含松潘道、岷山道），二是沿羌中—湟水逆行从祁连山各口进入河西走廊张掖的南山道，三是沿湟水西南通往河源的白兰道，四是湟水向西域的羌中故道，五是吐谷浑接续吐蕃的吐蕃道。上述诸道形成了以今天德都地区为中心的蛛网布局，且随着吐谷浑的崛起而兴盛，占据着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18］。”

四、关于“白兰”的研究

白兰是古代西部一个古老部族。历史上，白兰虽没建立政权，但他在其他民族政权的统治下，前后绵延近一千余年。学者对吐谷浑地望中的白兰，争议颇多。松田寿男、黄文弼、周伟洲、黄颢等学者认为白兰地即今柴达木盆地东南沿都兰一带［19］［21］［22］。

朱世奎、程起骏认为，白兰地即柴达木盆地，白兰山即布尔汗布达山。香日德古城即中前期吐谷浑人活动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吐谷浑拾寅时代的衙帐即白兰古国王城所在地［22］。胡小鹏在其《白兰考辨》［23］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白兰位置原在松潘班佑、黄胜、漳腊以西至黄河、白河、黑河环绕的阿坝草原一带，这一地区当地称之为潘域。而潘域的主要部族是郎氏，也称为白兰，意为潘域的郎氏。白兰的别称丁零，来自吐蕃方言对郎的不同读音。

纵观近年来吐谷浑史研究，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必须看到，很多问题目前史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看法，有待日后更进一步的挖掘相关史料，从而使未来吐谷浑史的研究走向纵深。

参考文献：

［1］周伟洲.吐谷浑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唐）房玄龄.晋书·吐谷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胡小鹏.论吐谷浑民族的形成及其特点［J］.西北师大学报，1993（4）.

［4］李文实.吐谷浑族与吐谷浑国［J］.青海社会科学，1981（1）.

［5］杨茂盛，郭红卫.试论宗族部落汗国吐谷浑［J］.民族研究，1995（4）.

［6］薛胜海，韩红宇.吐谷浑亲族与部族探微［J］.青海民族研究，2012（2）.

［7］胡小鹏.吐谷浑与南北朝关系论述［J］.社会科学，1990（4）.

［8］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9］李大龙.吐谷浑与隋唐互使述论［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1）.

［10］靳翠萍.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J］.敦煌学辑刊，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