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刚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汉代市籍问题再探

王刚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汉代市籍作为一种国家控制手段，是一种身份凭证，具备户籍类型及性质，适用于特定人群，他们居住于“市里”，一方面有着各种限定，另一方面也可由此获得一些自己特有的权益，并很可能以其为枢纽，将市场与市里的什伍之制结合起来，在不打破市里建制的基础上，原则上将其移之于市场管理，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之下，连带涉及三代及三族人群。

关键词：汉代； 市籍； 市里； 管理

在对中国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进行研究时，市籍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虽已有学者展开过相关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但就笔者看来，还存在着若干缺失，甚至一些误读，故而还有研究的空间与必要。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问题，笔者不揣浅陋，在相关史料及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补缺纠偏，从四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性质与范围

由词义来看，所谓“市籍”，就是市场经营者所特有的名籍。但这一名籍，其性质如何、范围多大呢？在学界，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市籍具有户籍的性质，商人们一般都有市籍。如朱绍侯说：“由于秦汉政府执行着重农抑商政策，对于商人仍不承认其与一般编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而特别规定商人入市籍(商籍)。”[1]而陆建伟则论述道：“‘籍’是针对于人身的。表面上，所有经商之人都必须登录市籍，用市籍来有效地控制住商贾的人身，使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处于封建国家的监控之下。”[2]

由于市籍与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加之秦汉按照户籍来分派田宅，而在这种分配中，有市籍者为例外，《史记·平准书》载：“(武帝时)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索隐》曰：“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由于这种特别说明是针对有户籍的编户民来说的，这就恰恰证明，市籍很可能具有户籍性质。故而，笔者审慎地接受学界的这种一般认知。但是，笔者不同意的是市籍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市籍是可以覆盖整个商贾阶层的。因为在笔者看来，汉代的主流商贾阶层，由商人而贾人；贾人而有市籍者，范围层层递减。有市籍者不仅不能覆盖整个商人阶层，甚至贾人阶层中都有无市籍者*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拙文：《西汉商人身份地位的法律限定》，《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如《汉书·武帝纪》载：“初算缗钱。”臣瓒曰：“《茂陵书》诸贾人末作贳贷，置居邑储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所以，法令中才会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如果所有的贾人甚至商人阶层都有市籍，这样的强调就没有任何必要了。所以，市籍只适用于特定人群。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特定人群呢？答案是居住在“市里”的商人，“里”就是那时的居住单位。这应该溯源于管仲时代的“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各自分离，按照行业聚居在一起，《国语·齐语》载：“四民者，勿使杂处……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延续到秦汉，大部分百姓居住于“乡里”，一部分市场经营者因要“就市井”，统一居住于“市里”。陈乃华指出：“在汉代，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市，它应该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市’和环绕着市的，并在行政上附属于市的建制的商人家居的‘里’。而这种商人家庭集中居住的里，正是市籍制度的基础。”[3]

就词义而言，我们还注意到，市籍主要出现在西汉，东汉未见。后世虽有“市籍”名义，但一则已然十分少见，二则它指的不是居住于市里之人，如在《隋书·李谔传》中虽有“录附市籍”之说，但所针对的是“临道店舍”，与西汉时代在意义上已微有不同。故而，学界有人认为，市籍在东汉后就被废除，如高敏认为，其废于王莽时[4]。关于这一问题，有两条材料值得注意，一则是《史记·平准书》：“(武帝时)贾人有市籍者，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另一则是《汉书·哀帝纪》：“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仔细研究这两段不许贾人占田的法律，可以发现，哀帝时已无“贾人有市籍者”的说法，或许哀帝时市籍已废，故无须再区别贾人有无市籍。

不管这一观点是否成立，但我们可以由此推定的是，西汉是对市籍最为看重的时代。之所以如此，大概应该是三大因素互动结合的结果。一是西汉去春秋战国未远，所沿袭的四民分业、分居政策及理念依然存在。二是承接秦以来的专制主义，在人身控制和户籍管理方面还很严。三是商品经济发达，商品市场和城市经济有很不错的发展空间。所以，如果审视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史，就可以发现，唐宋以来虽然商品经济或城市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人身及户籍控制，至少是居地控制，已经开始松弛；而东汉以来商品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自然经济的发展成为主流形态，故而，它们都缺乏了支撑市籍的某些养分。所以，市籍盛于西汉一朝，而不是其他时代。

二、市籍的意义

我们以为，就商品经济的发展来看，西汉时代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和交换的发达，从而使得城市经济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何兹全曾指出：

我国秦汉时期，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城市商品交换经济的发达、发展，把农村生活、农业生产也卷入商品交换经济中来。农业是交换经济的附庸，农村是城市的附庸。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是农村跟着城市走，不是城市跟着农村走。支配，是决定性力量。[5]

如揆之于史，何氏所论的状况，其典型表现应主要体现在西汉时代。习经济史者应知，两汉之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傅筑夫曾说：“到了西汉末年，便随着那时一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所有在西汉年间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一起崩溃下去。”[6]此论的具体观点或可商榷，但所揭示的深刻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我们看来，西汉的商品经济是由政治所拉动，看似发达，其实是一种变态的商品经济*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拙文《从债务问题看西汉商品经济状况》，《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这种变态的商品经济，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使得在政治对商品经济实现完全控制的前提下，取得发展平衡。而这种控制要落到实处，就在于必须控制住市场及市场经营者，而市籍，则是控制住市场经营者的重要手段。

这种控制中的具体情形如何，就现有材料已难以做出直接的回答，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从秦制开始进行合理的推断。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载：“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有学者根据这一条文，提出：“文中提到了‘贾市居列者’和‘列伍长’，表明秦已把商贾编入市籍，并建立起五家一伍的什伍之制。以便控制、管理工商业人口，征收各种税目。”[7]遵照一般通识，西汉在市籍及相关问题上，应该也是遵循着这一办法。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管理模式虽与市籍相关，但未必是市籍之下的制度举措。理由在于，列是市场单位，不是居住单位，指的是铺设的店面或摊位，呈现的是一种市场管理方式。在秦汉文献中，“列”或者“列肆”是常见语，如《汉书·食货志上》中有“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之语，《史记·平准书》则曰“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而市籍则与居住的“市里”有关，其人群范围，除了商业经营者本身之外，所谓“市井之子孙”一并在内。也就是说，汉代政府在对商人进行人身控制和权益限定时，是连带家属在一起的，所以《史记·平准书》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因此，《金布律》中所揭示的，应该只是一种经济管理行为。进一步言之，不见“市井之子孙”的存在，加之有“官府之吏”涵盖在内，它应该是面向经营者、管理者，甚至所有人群的法律规范，因而，与确定特定身份的“市籍”层面不能划上等号。

虽不能画上等号，但前已论及，这一管理模式与市籍相关。简单地说，“列伍长”应该是有市籍者。我们知道，在秦汉时代，这种什伍之制主要在商鞅变法之后逐次推开。它主要适用在户籍管理上，通过五家一伍，两五一什，互相纠察告发。既然市里之中的商户们是以什伍之制加以控制和编排的，市场中的列伍长，应该就是从这种家庭的什伍之制发展而来。但市场中的什伍与市里中的什伍会是合一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是否是按照在市里的户籍安排，在市场上摆摊设点呢？由于材料所限，无法确证这一点。然而，什伍之制的要害，在于固定与控制，也就是说，列伍长们应该是职业商人，而不应该是临时商贩，由此，以有市籍者担当最为合理。为了管理的方便，很可能在不打散市里建制的基础上，原则上将其移之于市场管理。

而就管理层面而言，我们注意到，战国秦汉以来，对于市籍商人有两套管理系统：一是居住地的管理；二是市场上的管理。汉代的具体状态如何，限于材料，已无法直接论证，但我们完全可以参考相关战国材料加以佐证，那就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简牍。其中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齐国法律《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五《市法》。由于商人分业聚居模式来自于齐，且不说在研究市籍问题时，齐地法律有着当然的参考价值，这套齐律能受到汉人的重视，从而成为今天的出土文献，也从侧面证明了它对汉代法律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这样的原因，它对我们研究汉代问题，应该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翻检材料，我们认为，有三条简文特别关键：

2441……利之市必居邑(守·五)

2066……□也市啬夫使不能独利市邑啬夫……(守·五)

2353……□职于肆列间(守·五)[8]

根据2441简，可知市场经营者集中聚居。陈乃华说：“这可以理解为：在市中从事商业谋利的人必须要在邑中获得居住权。”他还进一步指出：“在齐国的《市法》中，商人集中居住地点叫作‘邑’。”[3]而根据2066简，可知当时管理居住地的称为“邑啬夫”，而管理市场的则为“市啬夫”。2353简所言的“职于肆列间”，则应该是市啬夫的职责所在。

揆之于秦汉历史，与之大多吻合。我们看到，虽然汉以后，在基层管理中，乡、亭、里等名称更为盛行，但“邑”也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作为居住单位的名称，并不限于商人。如《汉书·高帝纪上》载：“沛丰邑中阳里人也。”颜注曰：“丰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举其本称以说之也。此下言‘县乡邑告喻之’，故知邑系于县也。”而《史记·平准书》则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当然，随着“邑”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的逐渐弃用，西汉以后的管理人员是否有“邑啬夫”这样的名号，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市啬夫”这一官称在汉代文献中却可以发现。《汉书·何武传》载，宣帝时，“(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市租是什么？作为商业税的一种，它并不是经营税，而是一种市场管理税，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再展开*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汉代市租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但问题是，市啬夫是市场管理人员，市籍是一种户籍管理，“市啬夫”又为什么可以根据户籍去征税呢？这样就回到了前面所论述的问题，市场的列伍很可能与市里的什伍是一致的，为了管理的方便，很可能在不打散市里建制的基础上，原则上将其移之于市场管理。

三、市籍的功能

陆建伟认为，有四大功能：“其一，市籍是商贾的户籍。”“其二，市籍是商贾经商的许可证。”“其三，市籍是国家向商贾征收市租的依据。”“其四,市籍是官府管理商业贸易活动的工具。”[2]这四条中，第一条已经在前文中加以论述了，不再赘论；关于第三条市租问题，笔者有专文讨论，后文有必要涉及的，将简要加以讨论，不做具体的展开；而第四条不仅较为虚化，而且也容易获得理解，不存在太多歧异，在此也不再讨论。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主要是第二条：“市籍是商贾经商的许可证。”

市籍是商贾经商的许可证吗？对此，笔者持保留意见。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常理而言，有了市籍，当然具备了经营的合法性；但没有它，也可以从事经营活动，这一点在前面已经做过论述，笔者在此再次重申这一观点。我们注意到，陆建伟所持观点的依据主要在于《汉书·酷吏传·尹赏》中的一段材料，说的是长安令尹赏对“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痛下杀手，以整肃治安。史载：“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师古曰：“籍记，为名籍以记之。”这些被记上名籍的人最后遭到惨烈的杀戮，“皆相枕藉死”。由于材料中有“无市籍商贩作务”的记载，陆氏认为：“从法律上讲，有市籍方可经商，无市籍则不准经营，否则视为违法行为。”“在管理严格时，无市籍经商者会被清理出市场。”[2]

但我们注意到，尹赏所要严厉惩处的并不是商业经营，而是治安问题，再次检视《酷吏传》，可以发现，事情的起因在于，“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在市场周围为非作歹，“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旗鼓不绝”，最后给他们定的罪名是“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也就是说，这一行为与有无市籍，是否具备经营资格没有关系。我们以为，所谓的“无市籍商贩作务”，应该指的是，这些人在进行违法活动时，利用市场及以市场经营为掩护。所以，不能据此得出“市籍是商贾经商的许可证”的结论。或者也可以说，不能因为市场上的经营者以有市籍者为主体，就否定非市籍者的经营权利。

那么，同是市场经营，有市籍与无市籍的差别在哪呢？

首先，在赋税方面，有市籍者在时限等方面可能有所宽容。在汉代，商业经营是需要纳税的，无市籍者也不例外，《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六年三月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皇帝亲自下令，流民进行商业经营可以不纳税，反过来则证明，常规下需要纳税。那么，没有市籍者，具有临时性和难控性，其赋税应该是当即就要缴纳的。而有市籍者则或许可以在时间上得以宽容，或一次性缴纳。《汉书·何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说的是何武之弟的家里人拖欠市租的故事，正可证明这一点。

其次，有市籍者虽然在做官、占田等方面受到限制，但与此同时，也能得到政府所赋予的一些特殊权利。具体说来，他们的居住地可能由官府出资，在建城时，与官府衙门一并修建，所以《汉书·平帝纪》载：“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而他们的居住地市里贴近“官寺”，既有利于达官贵人的消费，又可以对商人们起到保护作用。我们知道，市场经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史记·平准书》称之为“废居居邑”，“居邑稽诸物”。《集解》引徐广曰：“废居者，贮畜之名也。有所废，有所畜，言其乘时射利也。”如淳曰：“居贱物于邑中，以待贵也。”由此，在市场及市里中，囤积了大量的货物，如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则商人受损，物质受损，并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如《汉书·王莽传下》载：“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所以，无论是出于商业利益，还是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都需要给这些商人提供必要的保障与保护。因此，傅筑夫指出：“城是一个有效的安全保障，那些拥有财货的工商业者，更有必要寄居在有防御设备的城内，以保护他们的‘良货’。”[6]

要之，严格说起来，市籍不能算是“商贾经商的许可证”，如果要加以归纳，它应该就是一种身份凭证，有此资格，商人们在受到限定的同时，也可获得一些自己特有的权益。

四、市籍的时效性及所涉及的人群

“市籍”是市场经营者的身份凭证，但它可以不是终身制的，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再从事这一职业，就可以脱籍。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秦汉时代的“七科谪”中得到答案。《汉书·武帝纪》载：“(天汉)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在《汉书正义》中，对于“七科谪”，张晏曰：“吏有罪一，亡人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谪戍其实是一种罪犯式的强迫性军役，在秦时已有此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对此，《汉书·晁错传》解释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由前引“故有市籍”以及“尝有市籍者”可以看到，既然市籍人群中出现了“尝有”和“故有”，就证明拥有“市籍”可以成为过去和历史，在获得新的身份之后，可以与之挥手告别，“市籍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转换成普通户籍”[2]。但即使转换，这段历史却不允许抹杀，而且影响此后的身份权益。估计在此后的户籍登记中，这一信息要特别注明，一直影响终身。否则，“尝有”“故有”的身份认定就容易失去依凭。

历史上的身份尚且如此，在当下拥有市籍者，当然更是苛刻。就本人而言，固然特立户籍，身份不言自明，但他的亲属在户籍登记中，估计也一样要特别注明，以示与普通人群的区别。在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市籍者不能为官、占田，而且“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9]卷30《平准书》。这些家属既然连田都没有，自然更不可能做官了。毫无疑问，这种注明是限定甚至是歧视性的。那么，涉及的人群范围有哪些呢？由纵向而言，是三代。在前引“七科谪”的材料中可见，大父母、父母有市籍都要受到打压，也就是说，即使转为普通户籍，但在登记时祖辈、父辈有市籍的信息应该都要加以显现，从而三代之内皆受牵连。而从横向来看，则是“三族”之内的人群被卷入其中。下面，我们通过前引何武的故事来加以分析。

由此可知，何武之弟何显“家有市籍”，对于这一段文字，很多学者认为何武的弟弟何显为市籍贾人，如高敏就持这种观点，由于何显为郡吏，高敏就此推断道：“有市籍的贾人不得为官的规定，宣帝时似乎有所放宽，故何显也可以为郡吏。”*此外，赖华明的《西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进》(《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6期)也讲：“有市籍商人何显。”[5]但仔细审读上文，不难发现，文中所说的是“显家有市籍”，即其家里人有市籍者，而不是何显有市籍。显然，这里并未放宽“有市籍者不得为官”这一规定，但文中所谓的何显家里人与何显关系如何呢？首先，他不可能是何武父母这一支，因为如果是的话，为何不径直讲“何武家”，而说“武弟显家”呢？从其与何显及何武两者间不具备共同亲属关系这一层面而言，它应和何显妻室有关的那一支亲属，即其妻族。在汉代，在法律上亲属所牵涉的范围主要为“三族”。《汉书·高帝纪》载：“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并捕赵王敖下狱。诏有敢随王，罪三族。”在注文中，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师古曰：“如说是也。”即肯定三族为父、母、妻三族。从这一关系推断，则作为何显妻族之人，从法理上看，可说是“显家有市籍”了；但倒过来推，则这个妻族或为何显妻子之父、之兄，以父族、母族、妻族来套，则何显又算不上他的“三族”之列，也因而不违背法律中市籍者亲属不做官、占田的规定，因为我们知道，何显是郡吏。而且，文中明明白白写着求商捕辱的是“显家”，而不是何显，否则，作为捕辱对象自身难保，也不会出现“显怒，欲以吏事中商”的情景了。

总之，在汉代，主要是西汉，市籍作为一种户籍管理模式，适用于特定人群，在对其身份确定的基础上，在贬抑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特有的国家保障及权益；并很可能以其为枢纽，将市场与市里的什伍之制结合起来，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之下，连带涉及三代及三族人群，它反映了时代的基本精神，是抑商政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参考文献]

[1]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204.

[2]陆建伟.秦汉时期市籍制度初探[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

[3]陈乃华.论汉代的市[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2).

[4]高敏.关于秦汉时期商贾的市籍制度[C]//秦汉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5]何兹全.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2).

[6]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20.

[7]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3：365.

[8]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34，119，130.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30.

[责任编辑：刘太祥]

A Further Study on Market Register in Han Dynasty

WANG Ga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As a means of governing, the market register was an identity certificate, with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 and the nature, applicable to a specific group of people. For these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y, on the one hand they were limi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got some rights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strict control of the state, the market register involved three generations and three family relatives.

Key words:the Han Dynasty; market register; market residential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收稿日期：2016-03-02

作者简介：王刚(1971—)，男，江西省南昌市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6)03-0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