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海涛 唐媛媛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学术交流会综述

□ 郭海涛 唐媛媛

2016年4月2—3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大学承办的“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学术交流会在西安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七十余位学者围绕“黄帝陵与黄帝文化”、“精神标识与文化传承”、“文化认同与文化创新”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大会共收到论文七十余篇。

摘要现综述如下。

一、黄帝陵与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辨析黄帝及其陵墓的历史地位与沿革，深入研究黄帝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通过探讨黄帝陵与黄帝文化、中华民族精神间的关系，努力实现对中华文明更深层次的认识与理解，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明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岂之教授指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黄帝陵则是这个源头的象征，是黄帝通过统一黄河流域和制文作物开创了中华文明；丰富的史籍是认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重要载体，青蒿素案例背后的中医药学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特的科学精神。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为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帝文化研究不是空泛的口号说明，它离不开对黄帝形象、黄陵辩证、祭祀意义等具体问题的考察。围绕这些问题，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黄帝研究是黄帝文化探索的核心部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的形象与地位的确立和历史沿革变化历来被研究者重视。山东师范大学王钧林研究员在考察黄帝与华夏文化的关系时认为，战国时期对黄帝形象的塑造和以黄帝为轴心的华夏血缘谱系，使黄帝与华夏文化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发现在以《世本》为代表的先秦史料中，黄帝贯通起远古帝王和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关系，此后司马迁为华夏族编写了一个以黄帝为先祖的大族谱，正式确立了黄帝华夏始祖的地位。华南师范大学李凭教授从史学家著作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司马迁与魏收分别通过总结汉武帝开疆拓域与魏孝文帝汉化改制的成果，将黄帝提升为华夏汉族始祖和北方各族共祖形象，在此影响下，黄帝从部落领袖转变成华夏各族的始祖。

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初祖，历史久远，与之相关的陵墓问题引起学者持久的兴趣。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依托史籍等资料对各处黄陵进行了详细考证，他认为桥山黄帝陵历史沿革最久，庙宇修建与皇帝祭祀最早，收藏文物最丰，受古今文化认同与民众信仰最深。延安炎黄文化研究会樊高林会长通过对生辰日期、陵庙制度的考证指出新郑祭祀论中的诸多错误与矛盾，他用详细的桥山黄陵祭祀史料说明黄帝陵具备超过千年的历史延续性和符号代表性。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综合历史文献和先秦古部族分布情况研究，认为华夏族祖先黄帝的居邑应在陕北及其附近，石峁及周围地区玉器的大量涌现和周人对玉的崇拜正是有力证明。

社会上出现的黄陵地点分歧，侧面反映了公众对黄帝祭祀的普遍认同，所以黄帝祭祀的沿革与意义广受关注。本次与会学者不仅对祭祀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对祭祀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何炳武研究员针对黄帝陵祭祀的演变问题，以明太祖为时间节点，认为黄帝陵祭祀经历了从不确定性到规范化的转变过程，虽然不同时代祭祀的规程等不尽相同，但对黄帝进行祭祀始终如一。聊城大学李桂民副教授在梳理黄帝陵祭祀历史时发现，黄帝较早是作为人君和先祖而被臣下和后人祭祀，直至明清时期才发展出制度化的黄帝陵祭祀，黄帝祭祀对于团结中华民族有着重要作用。西北大学龚杰教授通过对秦汉时黄帝祭祀大典的影响与少数民族创作的诗歌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同根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识，纪念黄帝的大典实际上也就是纪念中华民族同根的大典。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霍彦儒研究员指出，黄帝陵既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和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血亲始祖，黄帝祭祀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在谈到黄帝陵祭祀的现实意义时认为，祭祀黄帝与黄陵，不仅能缅怀前贤，而且有助于传承和发展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加强同胞情谊、表达爱国热情以及助力实现中国梦的积极意义。针对黄帝公祭逐渐利益化的问题，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曾文芳副教授指出，公祭活动应是后人表达缅怀情感、传承优秀文化的一种方式，新近祭祀活动中的乱象表明，确立黄帝公祭的至高性和唯一性是当务之急。

研究黄帝，祭祀黄帝，反映了黄帝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在考察黄帝与道教关系后指出，道教通过一系列尊崇黄帝的举措，建立起与黄帝的联系，从道教有关黄帝的叙事中，可以感受到道教确乎是尊崇黄帝的宗教。广州大学吴小强教授研究孔子与黄帝的关系，认为孔子通过继承殷周文化、改革礼乐制度、创建仁学体系等做法，实现了对黄帝精神的发展和弘扬。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由黄帝“监于万国”使“万国和”而引发了“大一统”思想的研究，通过对先秦文献和时代背景的分析，认为“大一统”思想在先秦已被提出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以贾谊为例，将黄帝文化的研究拓展至诸子学领域，他以《新书》中有关的政治思想为论据，说明贾谊的治国之道与黄老道家的宗旨契合不违，体现了的黄老色彩和黄帝文化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志琴研究员从女性意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女娲、妇好等神话、历史人物研究发现，炎黄文化中女性意识不仅浓厚，并且还随时代转型变化不断沉浮，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西南民族大学杜文忠教授对上古治道、教法的特点及其传播进行分析，认为上古时期的“常道”概念一直是后世历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的自信所在，后世儒家坚持以“常教”为主的法律原则不断促进了华夏法律文明的进步。鲁东大学刘惠琴副教授在以“八神祭祀”为考察对象时发现，战国时社会流传的四时、日月等自然崇拜与阴阳观被齐国融进本土信仰、祭祀传统当中，齐闵帝的称帝活动促使“八神”祭祀最终定型，并成为秦汉神仙信仰中的重要因素。

二、精神标识与文化传承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而博大精深的“百家之学”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会学者针对精神标识和“百家”学术的话题，通过对经典的诠释等对此问题作了精彩论述。

大连大学葛志毅教授通过文献资料分析认为，子夏长于文学且善得孔子言义辞旨，是首位绍述、传授六经且绩效可称之人，因而对子夏与经学关系加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经学起源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认为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以仁义为核心，在结构上具有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现实的二重性，仁学不仅仅是一套仁学思想体系，“内圣外王”的主张表明它还注重思想的实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春海教授认为，魏晋时期“崇本抑末”、“和声无象”等主张将万物和谐与道性联系起来，强调和谐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原则理论，而宋代“气本体”和“理一分殊”则确立起和谐理论的最高哲学根据。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虽然在汉代才传入中国，但它以较完善的宗教哲学理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社会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山东财经大学王继训教授以北魏为例，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异常频繁的自然天灾是当时崇佛思潮发生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经过先秦的发轫和汉魏晋唐的发展，至两宋时期理学，它已经发展成一个高度成熟、稳定的思想学术形态。张载、二程是理学中的代表人物，对二人思想和各自代表的学派研究是与会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通过性有本末、命分德气等角度将张载性论与命论两部分内容整合起来加以探究，他认为张载从整合虚与气亦即本体界与现实界入手，为儒家建构了更加完备的性论和人性论。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从学术使命的角度分析了“横渠四句”的深湛义蕴，他认为张载“四为”说是主张用哲学揭示宇宙法则，昭示人为准则。针对关、洛学派中的一些争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认为，张载与二程在学脉关系上并不存在师传成份，而吕大临主要著作中对张载学说的坚持有力地反驳了关学后学洛学化的观点。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在对关学的学术思想史观介绍中说，关学是与理学思潮相始终的重要学术流派，明清之际对理学的反思和近代以来对关学的全面总结与批判，反映了关学的发展与转型，而关学精神具有学风笃实等诸多特点。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通过对牟宗三解释“尧舜之道”的考察发现，牟宗三立足原典，对经史进行分梳，发见了经义中的圣王观念、道统类型、圣王精神实质与具体措施安排，体现了牟宗三“敬”义与圣心通感的高度契合。

除了以人物为研究对象外，通过对经典的重新梳理和诠释融铸新观点也是学者们常用的研究方式。

台湾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关注《易传》中虽然有对人与天地关系的不同界说，但从历代相关研究中发现它们字异实同，差异只是源于对才能、功用和境界各有侧重，后人在师法天地之德的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博爱万物。原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鲁谆副会长通过对“政者，正也”的阐述认为，为政者需正身、正道、正心，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道德教化，加强立法立规，严格依法依规办事。邢台学院藏明讲师以《庄子·齐物论》为例，认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应尊重自然，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结合《汉书》中的“实其事而求其是”与《论语》中的“正名”进行研究后认为，“实其事”就是探索、实验撷要舍末，“正其名”则是义名相符而不相害，“求其是”是把握“和而不同”而“重其体而轻其面”。台湾佛光大学李纪祥教授通过改定本《大学》分析指出，二程的“三纲领、八条目”与经传分野思路启发了朱熹对孔、曾儒学道统的构建，促使了“四书”的编订和“四书学”的定型，“新民说”更是考察程朱学脉传承关系的重要线索。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和陈峰教授以黄式三《论语后案》为例，分析清儒以“礼”解经的多重路径，指出黄式三建构了体用兼该、本末具备的礼学思想体系，对晚清民初的礼学、《论语》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湖南大学博士生张建坤通过考察《论语》“攻乎异端”诠释历史认为，这种对异端的争论深层次原因在于传统学者为维护儒学正统而逐渐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本质上反映了传统学者在经典诠释过程中的求真与求善。

三、文化认同与文化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与会学者对文化认同进行了热烈探讨。湖北大学吴成国教授从血脉本义与外延方面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儒道代表的传统学术和众多科技发明体现出中华文化是民族的智慧结晶，历史的教训启迪我们应更加爱护中华文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吕芳文研究员认为，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国情，它所富含的“重义轻利”、“以和为贵”、“崇俭恶奢”等思想在完善市场经济、挽救道德滑坡等方面具有意义。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通过对个体品德、公共伦理、政治职业道德三个方面的考察认为，儒家倡导的公共伦理规范已经构成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它不仅有助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有利于个体和国家的发展及文化的继承。辅仁大学陈福滨教授对儒家提倡的“忠恕之道”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忠恕之道是处理好人与各种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既有助于解决人我关系的问题，也能助推政治、经济等全方位多层面的良性发展。西北大学李浩教授考察教育发展历史，认为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偏重欧美苏等国外模式，丢失了传统文化中的高等教育资源，缺乏对本土教育优秀经验的吸收与借鉴。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不能仅局限于认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它离不开从中西思想文化比较中认识和彰显中华文化。台湾济慈大学林安梧教授以“筷”与“叉”为例，说明中西主客合一与主客对立的不同思考方式，反映出存有的连续与断裂两种观点，相比西学对“存在与思维一致性”的关注，中学更强调人与天地价值关系中的“存在与价值的合一”。在西方自由观念流行的情况下，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认为，儒道释分别在有限制的主体、精神生命以及辩证认识中解脱三个方面蕴藏着丰富的自由精神，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启示现代社会在借鉴西学的同时要继承与发展中国的传统自由思想。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以“平等”理念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考察发现“性善论”是儒家平等论的发端，理学的发展使平等理念有了宇宙论、本体论的高度，通过儒家特有的“仁”、“恕”思想，可以实现儒家平等理念与现代价值的会通。台湾中央大学朱建民教授认为，孔、孟的君子、四端学说偏重于向往伦理，在伦理关系上也局限于亲情五伦而忽视旁人，所以儒家学者应将儒家传统伦理扩展到新兴的伦理境域，加强底线伦理，实现儒家伦理的重新诠释与强化。筼筜书院院长王维生先生认为“君子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以建构“新君子之道”作为现代社会人格理想标准，这对培育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公民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除了要被认同，还要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它的生命力，而文化创新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处理与文化继承的关系。针对这个问题，与会学者各抒己见。河北师范大学杜运辉教授针对当下中国文化如何创新发展认为，应在肯定中国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虚心汲取其他有利于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对儒学加以批判地吸收，使之与时代相适应。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反思五四以来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未能解决现实困境，认为传统资源不是为当代设定，所以主体创造性活动在文化继承与发扬中责任重大，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借鉴传统，不能脱离传统。台湾大学苑举正教授以中华文明之宽容、存异与融合三项优点为题，说明这些优点如何在近代以来的发展中被异化，进而指出现时代我们要发扬自信，让有为者在政治上找出一条既符合传统价值又能够推陈出新的道路。《孔子研究》彭彦华副主编认为，复兴中华文化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关系，保留与现代性不悖的传统文化，重视优秀传统道德伦理，弘扬人文精神，保持与世界文化接触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周亚平研究员指出，史前史研究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和豁达大度的心境，处理好“虚”、“实”矛盾，重视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实现新时期深度开发应用轩辕文化资源。

此外，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副教授在考察港督金文泰治港时的一系列“雅号中文”举措时认为，其实际目的是联合遗老、华商领袖等族群精英以“怀柔”方式抵制内地新兴的文化、政治浪潮，是用“以文资政”方式实现殖民统治的稳定。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部门邹重华主任通过对旺角暴乱的考察，发现这是一场以“本土民主前线”为主的激进势力精心预谋的一次行动，部分年轻人中间“港独”思想的出现表明香港问题是个系统问题，应当受到重视。

文物出版社葛承雍教授通过考古资料说明中国小麦、冶金术的外来情况，认为我们应该在把握历史事实与真相中认识自己与人类，从全球视野下认识中华文明精神的标识，重视传统文化对现代化道路的启迪意义。日本国立岛根大学小林祥泰教授以日本神社中的中国因素与麻醉等药物为例，介绍了日本医学领域中的中国医学文化。岛根大学冈村宏章准教授就江户时期华夷思想转变为线索，分析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力，主张文明不能进行优越比较的褒贬。陕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赵世超主席强调，学术研究要有理性态度，要“合乎常理，顺乎常情”，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待黄帝的看法可以不同，一元不等于排斥多元。张岂之教授总结时指出，研究炎黄文明的开端必须注意农业生产问题，没有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创造文明；今天研究中华文化必须经过理性思考，要在世界文明的视角和中亚文明的关系中认识华夏文明。

本届研讨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陕西视察工作时提出的“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为主题，通过对黄帝陵与中华文明及其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华夏文化，热爱中华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作为陕西省“丙申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活动”的组成部分，研讨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