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巧梅 朱丹琼



一家风骨 千载知音
——读《张载思想研究》

□ 康巧梅 朱丹琼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学文库》，包括对 29 位关学代表人物和关学史文献的校勘整理，以及14 种关学研究性著述。在14种研究性著述中，方光华、曹振明所撰《张载思想研究》以关学的开创者张载为研究对象。

对张载思想的研究，远有《关学编》以及《宋元学案》之《横渠学案》的评议，近有张岱年、侯外庐、牟宗三等著名学者对张载在理学思想上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地位的揭示，更有姜国柱、龚杰、陈俊民、林乐昌、丁为祥等当代学者对张载的专门研究，在如此丰硕的研究基础上，要再有所建树，实属不易。但《张载思想研究》却以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对张载的思想渊源、思想体系、思想品格、以及与关学学派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挖掘。

与众多学者认为张载思想的主旨是“性道合一”不完全相同，《张载思想研究》指出，张载思想的主旨是“性道合一，学政不二”。张载生当宋代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时期，政治上先后有庆历新政与熙丰新法的变革，有旧党新党的纷争，还有西夏的侵扰。张载年少之时“慨然以功名自许”，入仕后以“道学”和“政术”互通，由于政治理想很难实现，他谒告西归，转向著书讲学、开创关学的学术活动。他的全部忧世情怀与治世抱负都在后期的学术创作中得到体现。

《张载思想研究》文分九章，分别是：生平著述，经学本原，性天学说，佛道论衡，政治思想，社会教化思想，与周敦颐、二程、王安石思想的比较，奠基关学，张载思想研究史。其中第二章“经学本原”认为在经典的重新阐释与儒学复苏之间，当北宋出现以经明道的热潮而否定汉唐的训释考辨转而追求义理时，张载产生了对 “先王先圣之道”的高度自觉，他慨叹“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如仲尼者”，试图以经学为本原，通过对义理的精细推敲，发现“先王先圣之道”的奥妙。在作者看来，以往的研究往往因为将视野局限在张载的哲学思想，对张载的经学本原意识的认识存在偏差，或认为张载思想根源易学，或认为根源于四书学。实际上，张载“性道合一，学政不二”的根本宗旨反映的是：张载的经学思想是“以《易》为宗，以孔孟为法，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在儒家从“六经”学转向“四书”学的过程中，张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载本人的文化自觉意识也使得他在“访诸释老”、针砭佛老思想时显出独特的价值。《张载思想研究》第四章“佛道论衡”剖析了张载对佛教重要命题与范畴的批评，认为比起理学主流思想也就是程朱思想之中精致的佛学要素，张载对佛学的批判最切中其流弊，以“合两之性”扩大了儒家“性”的含义，将孔孟的道德信仰内化在“性”之中，成为儒学思想的重大理论飞跃。同时，张载认为当时佛教最大的弊端在于以人生为幻妄，遗落人伦物事，他把体性与成性的过程放到了具体的个体，从切实的人伦关系与社会践履中落实成性。作者认为，这一点比起天理与良知学说，更显出儒学之正。在对道家思想的针砭之中，也体现出张载的文化自觉意识。张载以“太虚即气”构建儒家的本体学说，匠心独具地运用“气”的概念突破了道家原本已经极其精妙的有无之论，自觉地吸收了有、无这一理论资源并且结合体、用的范畴，澄清了儒道学说的差异，表现出强烈的彰显儒家学说的色彩。另外，张载还用一物两体来应对道生万物，构建了儒学的宇宙生成理论；以天地仁义应对道家的道法自然，将儒家的价值原则提高到自然天道的本原地位；用穷天理来应对道家的返其真。这些都促进了中国本土儒道学说的融合，并且实现了儒学本身的理论突破。

基于宋朝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以及“学政不二”的主张，张载提出的政治理想是对“内圣外王”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张载的政治理想是“渐复三代”，回归“尧舜”，此谓“帝王之道”。他的“渐复三代”落实到恢复井田、重建封建、推行宗法等主张上。井田之恢复是解决社会的基本物质保障，延续了儒家“仁政必自经界始”、“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先富而后教的治国理念；重建封建就是分封制的回归，使对内可以有效的管理，对外则可以抵御外敌；从而使国家走向富足强盛的道路，张载称此为“至安荣之道”；推行宗法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其不同周之宗法之处在于“择贤”，这样就可以形成以“家”为单位的社会核心，完成社会的教化，改变宋代的现状，这是对社会组织的重新构建。《张载思想研究》第五章“政治思想”认为，与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寄望于通过具体的政策法令来缓解北宋的内外困局相比，张载所关注的是“社会道德的重建与社会组织的根本性调整”，他在理论层次和现实意义上超越了前两个政治变革。这也说明张载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性，表明在探讨其政治思想时，如果不贯通其哲学思想会有所偏颇。作者认为，张载将宇宙论作为其推行整个宗法制的基础，如此他对“帝王之道”“内圣外王”的继承才能凸显出来，所阐明的是儒学依靠宇宙秩序来组织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主张。

《张载思想研究》第六章“社会教化思想”认为，出于对唐末藩镇林立、社会秩序崩乱的忧虑，同时也基于对儒家仁义礼乐教化传统的自觉，张载的社会教化分成两个层次，即“敦本”与“善俗”，这不仅显现出关学醇厚的儒学气息，也标志着张载重建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信心，重新阐明了儒家政治理想的基本内涵。由“敦本”至“善俗”是一种由个人的内心自觉之“礼”而晋升成为社会广泛遵守的普遍之“礼”，这一过程使得儒家伦理道德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社会有高度的道德自觉，如此就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以至于能够建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通过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学说与主旨进行比较，来显示张载思想的恢弘气象，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张载思想研究》第七章“与周敦颐、二程、王安石思想的比较”认为，张载的思想与周敦颐濂学、二程洛学以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之间有相同处，也有不同之处。就较早的濂学而言，虽然体系完备却略显粗疏，张载的思想体系则较为详备和缜密；洛学与关学在宇宙论与本体学说上存有差异，洛学区分“理”与“气”之高下，认为“气”低于“理”，“天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这一点与张载根本不同；王安石的学说与张载的学说有若干差异，比如，王安石认为“先王之道”在于礼乐刑政，缺少宇宙观之“本”，即张载所言的“知人而不知天”的弊端，张载重视道德教化的重建，而王安石急于求成偏重典章礼仪而忽略性与天道，这也显示出两者在治国理政上的不同视角。

张载为关学之创始者，其传承者与后世研究者不可计数，可考可证者，《张载思想研究》第八章“奠基关学”皆有收录。作者认为：对关学的理解需要注意三个要素。“第一，关学是宋代以来形成发展的儒学新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属性归属于理学。”“第二，关学又是带有关中地域色彩的新儒学，它是对理学思潮这一时代主题的独特反映。”“第三，关学还是有鲜明学术特性的新儒学。”该书指出关学经历了北宋创立、金元恢复、明代拓展、明清之际反思、清中晚期总结和转型等发展阶段，在理学的初创时期，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共同构筑起理学坚实的基础。“理学”的鼎盛时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成为两大典型形态。与之相呼应，关学由张载所开创的新儒学而拓展为在关中传播和发展的理学。关中的儒家学者对于理学思潮始终有着自己的独特表达，保持着由张载所奠定的学术风骨。晚清时期，关学呈现出向近代学术转型的特征。

该书最后一章“张载思想研究史”对历代关于张载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评述。该书认为张载去世后不久，经过吕大临、杨时等人对二程的溢美，出现了“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的说法。虽然二程曾对此说明确地加以否认和澄清，但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等著的《伊洛渊源录》在构建理学道统时，将张载置于周敦颐、二程之后，认为张载之学，“其源则自二先生（二程）发之耳”。与此同时，张载的思想体系也被误解。在程朱看来，张载探究宇宙本性与变化之道所建立的太虚即气的思想，并不是具有前景的原创性思想，应该被天理思想所取代。直到明代中期，当人们反思程朱思想的不足的时候，张载思想中遭到程朱贬低的以元气变化为基础的性天之学逐渐引人关注。这一趋向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而达到高峰。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向，因研究者的立意不同，张载思想的多面内涵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掘和高扬。经过张岱年、侯外庐、牟宗三等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张载思想不同于程朱的思想路径及其独创性得到越来越清楚的揭示，张载在理学史上的奠基性地位也得到更加清楚的彰显。近代国内外学者对张载思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不断提升张载思想研究之境界。

《张载思想研究》资料翔实，一气呵成，逻辑清晰，心密语澄。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张载思想研究》正是作者在博观的基础上，将张载纳入理学史、儒学史，甚至是整个思想史以后对张载思想体系的总结与评价。其对于张载核心思想的把握，对他与时代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他不遗余力弘扬儒学以期望儒学中兴的赞扬，都表明作者是关学开创者张载的知音。《关学文库》因这一以文化自觉和思想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性著述，也显得更加圆照。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邮编71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