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华

(曲阜孔子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中国先秦至汉代形成的分配思想举措

周光华

(曲阜孔子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中国民族群几千年凝聚不散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保护民众的生存利益。“以人为本”公平分配是治政的优良传统，公平地占有生产资料才能保证分配公平，分配不公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保障粮食充足、物资充足，保障国家安全，普及仁德的教育是分配公平的保障条件。让民众有稳定的“经产”，抑富济贫救灾，调剂民用，养孤老贫弱，抚恤烈士，让民众占有生产资料土地，给予百姓生存的环境条件，就能稳固而长治久安。

爱人；分配；公平；土地；生存

中国族群几千年凝聚不散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保护民众的生存利益。坎坷的历史进程虽有恶漩，但是保护民生利益的主流却铺垫中国族群五千年的牢固根基，到汉代“举孝廉”的传统成熟，养成孔孟儒学为基础，忠孝廉正的人才出任国家官职，推动公正治政效果，由此形成中国古代的分配思想体系，影响至今。历史的进程说明，养民治政，才能安居；给予百姓土地，才能稳固政权体系；这是夏商周三代乃至管子、老子、孔孟儒学传承的基本内涵。汉代往后传承这个内涵，因此成为五千年传承文化核心的根基。本文仅此依据资料阐述汉代形成的分配思想举措，以飨读者。

一、夏商周三代传承“平章”养民的德政

《尚书》是宝贵的“上古之书”，否定今传本《尚书》无根据，是错误的*今传58篇《尚书》本，是经孔子整理，孔安国传古文，孔颖达传承后继的宝贵“上古之书”。周光华：《从崔东壁先生遗书辨今本尚书——认识清华简》，《人文天下》，2016年第3期。。夏商周三代的养民思想举措，最早体现在今传本《尚书》中。《尧典》说：“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说，要公平明白地管理百姓，从而协调众多百姓族群和谐相处。“公平”是管理民众，保护百姓生存利益的根本。夏代《大禹谟》*清代崔述归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的“逸十六篇”，是今传《尚书》古文篇。周光华：《从崔东壁先生遗书辨今本尚书——认识清华简》，《人文天下》，2016年第3期。有：“德为善政，政在养民”，推动以“德”养育百姓的治政宗旨。《皋陶谟》明确指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安居民生就会让民众得到生存的福利，百姓就会永远怀继而服从。

进而殷商的《仲虺之诰》便提出“德懋懋官”。“懋懋”是繁盛高尚的含义，任用品德行为高尚的人为官；“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宽厚地爱护人，善于用人而能自我批评，才能取得广大百姓族群的信任拥护。因为夏代《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就是要“养民”保护百姓的生存利益，所以“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尚书·汤诰》)。就是说，上天的意愿，会把爱的善行降临于人间，顺应百姓生存需要的常态。继而“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尚书·伊训》)。这就把“仁”的“爱人”的德政秉性，落实到形成百姓族群内在凝聚力的根基上。并且认为“爱”的德政，能波及世界而“终于四海”。因为《太甲下》有：“民无常怀，怀于有仁”，百姓并不依附于君王，而是思念并依附于仁爱保护民众的君王，所以用仁爱保护百姓的生存利益，就会得到信任和拥护。因为“德惟治，否德乱”(同上)，德政是爱护管理民众的唯一路径，不用德政就乱套，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管理好百姓。这就要求统治者“咸有一德”(《尚书·咸有一德》)，始终实行德政，才能“克享天心”合乎天意民心，“永底烝民之生”(同上)，永远安定民众的生存。

周代已经认识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的道理，这里的“天”应理解为“顺从规律”。顺应民众的愿望治政，是稳定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这个知“民之所欲”，就是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懂得农耕劳作生活的艰辛，“能保惠于庶民”，做到保护安定平民百姓，就要有亲自劳作、耕种的经历体验而“即康功田功”(《尚书·无逸》)；“康功”是安定百姓的业绩，“田功”是养育百姓的业绩。这就把养民立国治政的根本内涵，表白得清楚明白，从而确立养民立国的治政原则。因此，“天寿平格”(《尚书·君奭》)才能长治；“寿”有赠、赐的含义，“平”公正无私，“格”通而无间，意为“天赐公正无私而久安”，任用公正无私的官员治政才能久安，这是治政的根本。

综上所述，夏商周三代的核心文化传统是：用“仁”宽厚地爱护人，推动“爱”的德政，“公平”管理百姓，公正治政，保护百姓劳作的生存利益而“养民”，安居民生而久安。

二、《管子》“均地分力”安民分配变革社会

春秋早期的管仲认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这个时期管仲思想的“本”是什么？就是人的生存，包括人生存依赖的“土地”。因为土地是人活命的基本依靠，所以“均地分力”(《管子·乘马》)，使人有依靠，才能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因此认为“地者政之本也”(《管子·乘马》)，需要“平均和调”才是治政依据的根本。因为土地不合理调配，便无法治政管理，所以也就无法办好各种事项。就是说，土地不能公道的分配协调，就不会有治政的顺成效果，也就不能理清具体事项而无法治政管理。因此只有公道地分配土地，让人安居在土地上，通过劳动各得其所，用“均地”实现分配的公平公道，政才能政，事才能理，本才能治，国才能固。这个通俗的道理，至今发挥着作用。引句里的“平均和调”，是相对调配合理的公平分配土地，“和调”是“平均”的必要条件。在“平均和调”的基础上，让百姓安居在“均地”的土地上劳作生活，让民众的心力专注于生产劳作上，才能形成“均地分力”的治政效果，才能实现社会稳定久安的治政目的。

因此，管仲生活的春秋时代已经认识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牧民》)的道理。就是说，占有土地的统治者，务必抓好四季变化而推动农耕生产，保护好囤积的粮食，因为这是稳固政权的根本。这就需要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同上)的道理，让百姓开垦土地安居生活，储备足够的粮食才能遵守法规制度服从管理，衣食充足才能活得有尊严而远离污垢。这就把分配土地安民的重大意义，提升到稳固政权的高度上来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士、农、工、商”四民分治管理专业家庭体制的治政改革，实现实际意义的族群平等，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从而起到合理分配变革社会的划时代作用。

三、老子“爱民治国”安居于土地“安平泰”

春秋后期的老子提出“爱民治国”(《道德经》十章)的思辨阐述里，隐藏着“无为”而实现安民的道理。道理的根据是不要强加治政的手段而“生之、畜之”；让万物自然生长，“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十章)。就是说，让民众生养繁育，不要强加于控制和主宰，使百姓互无妨害稳定安居于土地“安平泰”(《道德经》三十五章)，才能实现“利而无害”(《道德经》八十一章)。其中“安平泰”引句中的“安”是安居相容的含义，“平”是公平和谐均等相融的含义，“泰”是繁荣稳定永固的含义。整句的含义是，安居于土地均等和谐相融而永固。因此老子的“无为”落在“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上，由此提出“道”的主张就是“道生之，德畜之”(《道德经》五十一章)，把百姓的心意认作“道”的根，从而养育百姓及万物，进而继承“德”的品行繁衍百姓及万物，这才是最高尚的德，被老子称为“玄德”。

老子明确地指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道德经》五十七章)国家的法规禁令太多，民众就难以生存而陷入贫苦的困境而“国(邦)家滋昏”*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甲本“邦”，乙本“国”。，国家就会陷入混乱，所以老子主张治国要“正”。如果统治者“以其上食税之多”(《道德经》七十五章)，凭着占据的统治地位，吞食百姓的税收太多，便会陷入饥荒而乱国“是以饥”*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甲乙本均作“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所以贪占百姓的生存利益，国家会陷入衰败的困境。虽然老子“小国寡民”(《道德经》八十章)的主张显露思想认识的保守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剖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的噱头，却突显“均地分力”治国理念深刻的传承性；说明老子时代“以百姓心为心”的治政理念采取的措施，就是“均地分力”，并且“和调”公道的公平分配土地给予百姓，让百姓专注于生产劳作，从而终生安居于得到的土地上。因此老子继承传统的本意是，公道的分配土地给百姓，从而安民于土地，才能够实现“爱民”治政国家的愿望。

四、孔孟儒学传承夏商周三代“仁”的“爱人”治政宗旨公平分配土地

春秋后期动乱，破坏着社会的稳定。“礼崩乐坏”的时代，血亲统治体系瓦解，天下大乱。各族群步入中原，诸侯国吞小并大，形成不同血亲族群的诸侯国与小族群乃至正统血亲统治体系权力的争夺，以及经济实力较量。由此发生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战争，然而破坏社会稳定的同时，却促成族群的融合加速。在相互以“正统”的身份争夺“霸主”的进程中，在争霸与反霸的交往与战争中，出现各种思想主张的交流或影响效果，为“病态”混乱的社会提供根治的药方，理想化地提出改革社会的方案，因此到战国时期各种思想主张喷发。在相互论辩乃至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孔孟儒学在实践与百年的论辩酝酿中形成。

(一)孔孟儒学继承“仁”的传统保护生存权“养民”

孔孟儒学，是中国族群夏商周三代融合文化传承的集大成。春秋晚期的孔子认识到，统治者“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才能稳定社会，使百姓生活安定。这就需要统治者依据“礼”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个要求的前提条件是，继承夏商周三代传承的“克宽克仁”、“立爱惟亲，立敬惟长”、“爱民治国”、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治政原则，同时提出“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的行为要求，从而推行“德”的治政主张。这就要求为政官员依据“礼”的制度，约制自己的行为，爱护百姓以“德”治政。

因为孔子继承“仁”的思想，所以影响并且引导战国晚期的孟子，提出“仁政”主张而继承“政在养民”的传统，鼓励并保护农耕生产，给予百姓“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上》)，耕种“百亩之田”(《孟子·尽心上》)，有养家的“恒产”而养活父母妻子(《孟子·梁惠王上》)，从而使统治者能够稳固地管理国家。如果统治者不能给予百姓养家活命的“恒产”，这叫“危社稷”(《孟子·尽心上》)，百姓因此有权改变统治者的体制。这些思想主张说明，保护百姓的生存权利是孔孟儒学的目的，说明孔孟儒学具有指导社会进步发展的活力。笔者因此在多种场合及著述中强调指出，孔孟儒学“养民”的思想主张，发挥着传承文化的主导作用。

(二)孔孟儒学的治政分配体现“公平”

因为“以人为本”保护人的生存权利是国家治政的根本，所以孔孟儒学继承仁者“爱人”的传统治政，给予百姓土地。例如孟子提出的“五亩之宅”，约合今天1.2亩地，种桑养蚕，养家畜等；“百亩之田”，约合今天24亩地，一个男丁劳力耕种土地可养活八口家，并且教养妻儿，赡养老人。这就在分配土地公道的基础上，鼓励劳作生产，因此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公平分配土地安民，社会由此和谐。因为距今4000多年的尧时代，把“公平”地保护百姓利益，看作管理民众的治政根本，距今2500-2300年的孔孟时代继承传统主张公平分配土地安民，所以孔孟儒学是优秀的社会治政管理的传承财富，起着开启中国族群社会进步发展前途的重要作用。

关于“公平”，可以用荀子的话指出，“公平”是统治者的治政权衡尺度：“公平者职之衡也。”(《荀子·王制》)实现“庶人安政”的社会效果，前提条件就是官员“平政爱民”，这样才能稳固统治。汉高祖刘邦的重要理论家陆贾传承孔孟儒学的宗旨，要求公正、公平地处置民众的事务，叫做“下齐庶民”(《新语·本行》)，这是原则。因此汉代的统治者引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汉书·食货志上》引《论语·季氏》。的警言，认为治政的要务是公平和安民。这是消除贫困，从而使民生安居，社会稳定，国家稳固的国策。

五、中国汉代的分配举措

古籍记载，汉代分配的举措有五个方面。

(一)让百姓有稳定的“经产”

让百姓有稳定的“经产”(《管子·重令》*需要说明的是，《管子》包含着春秋时期管仲的改革思想主张，但是刘向整理《管子》在于总结汉代的治政成就，所以在传承“管子”思想主张的同时，揉进大量的汉代内容，包括行文特点。例如首篇《牧民》是汉代流行的四六句赋体文，并非春秋时期管仲的原著，所以《牧民》篇的思想认识糅合汉代人的认识总结。同样道理，本节引用《管子》中，《乘马》《重令》《入国》《国蓄》《揆度》《山至数》《国准》《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等诸篇，均糅合汉代的认识和措施，是传承的产物，所以不好单纯曲解为春秋时期的举措，这是对《管子》内容的妥帖认识。)，保障分配公平，大致从七个方面把握。

其一，“民有经产”。古人把农耕粮食生产看作“经产”。就是说，给予百姓种植耕作的产业保障。保障农业生产稳定，这是分配公平，民安居，国家稳定的基本条件，因此“民之无本者贷之圃强”(《管子·揆度》)。就是说，无本经营耕作的，要有政策保障，贷给钱款，给予土地，让耕作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国家同时给予资金的支持。因为粮食生产稳定，才能够百业兴盛，“百事皆举”(同上)，才能有社会公平分配的基础，国家才能和谐稳定兴盛。

其二，保障农民有“四其本”以上的收入。因为饥寒交困的原因是农耕劳作的收获不足：“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管子·揆度》)，这是国家能不能稳定的根源，所以分配公道的重要基础为保障农民的收入是投入成本四到五倍的盈利：“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同上)农民耕作盈利是投入成本的三倍，会有饭吃；四倍，乡里就会富裕；五倍，就会把余粮外运销售盈利。因此国家体制管理，应保障农民的盈利是投入成本的四至五倍，让农民富裕，由此保障农村稳定，国家就会因此稳定，政权就会因此稳固。

如果农民的收入不能保障在投入成本的二倍以上，加上要承担国家税收，农民便难以存活，就会祸乱社会，这是亡国的起因。因此保障农民有投入成本四、五倍的收入，是古代统治者稳定农村的成功经验。

其三，山林湖泽草原交百姓开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环境保护机构的族群，距今4000年前便设置管理山林湖泽鸟兽的虞衡官*参阅《尚书·舜典》《周礼·地官》。，保护生态环境因此成为中国族群文明的优良传统。但是对于面积广大，不利于政府管理的山林湖泽草原，便交给百姓开发。例如汉代把“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汉书·食货志》)交给民众开发，只作差别收税管理，“各以肥硗多少为差”(同上)，而不苛求夺民利，从而激发百姓开发生产的积极性，成为民众得利的途径。因此让百姓经营山林湖泽草原：“山林、菹泽、草莱……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管子·轻重甲》)让民众得到收益，这是国家与百姓沟通联系，促使资源开发，促使物产流通的手段。同时激励民众积累财富，繁荣国家经济，使得社会分配趋向合理，实现安居民生的目的。

其四，国家拨款给地方扶植百姓生产经营。在诸多的管理措施中，有预算有计划地向地方拨款，用来扶植地方产业，“劝农桑”(《汉书·景帝纪》)，是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因为国家拨款是“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管子·轻重甲》)，用来为民众耕作、养蚕等生产提供贷款保障，所以利于保护百姓的收益，利于保障分配公道，利于吸引民众的拥护和信任。

其五，提高收购粮价稳定农民收入。平抑物价是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但是需要保障粮食产出和供应充足，因此抓好四季变化的农耕生产，重视高粮价收购，“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上》)，是储备粮食的必要措施。因此保障农民有好的收益，成为国家责任。这就需要“重粟之贾”(《管子·轻重甲》)。国家要高度重视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保障农民有稳定的收益，使农民拥护国家收购粮食，杜绝富商囤积粮食，才能保护国家的储粮安全和民众的生活安全。“欲民务农，在于贵粟”(《汉书·食货志上》)，提高收购粮价，才能平抑物价，保障市场稳定。各级政府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国家才能安定，才能保障分配公平的态势，百姓才能接受孝悌、礼、义、廉、耻的普及教育。所以国家“重粟之贾”，是保护民众分配利益的重要措施。

其六，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各级政府要利用本地农村产业特点，发展游乐项目，并且是各级政府的责任。由此吸引商贾富家子弟游玩消费当地农产的特色环境，让富人花费，使贫苦民众致富，即“四郊之民卖贵而买贱”(《管子·轻重丁》)，从而实现分配相对公平的社会效果。

其七，“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汉书·食货志》)，闲散劳力要征用服役。因为社会闲散的青壮劳力是危害社会安定的因素，也是危害社会公道的因素，所以国家应征用闲散的青壮劳力服役。或征兵守边，或服劳役，使社会“无留力失时之民”(《管子·揆度》)。

以上列举措施旨在保障民有稳定的“经产”，这是保障分配公平，国家兴盛的依据。

(二)抑富济贫救灾

中国历代政权打击损害国家治政利益的巨商、富户、豪门，果断、坚决不手软。这是因为巨商是剥夺国家的隐患：“万金……千金……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管子·轻重甲》)巨商是危害国家统治利益的隐患，不是统治集团的依靠，是国家剥夺打击的对象。因为“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管子·国蓄》)。巨商富户豪门与国家分权，威胁国家的政令实施；百姓过于贫困，无法用法规制度管理民众，因此危害国家的治政稳定。“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管子·揆度》)，能够夺取富有的，给予贫弱的，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就可以统治国家管理百姓。

剥夺巨商、富户和权重的豪门，是国家治政的果断铁腕，大致有四项措施。

其一，挖积财增强国家军备，并且让其承担国家的外交费用。“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管子·轻重甲》)富有余财的巨商富户以及权重的豪门，要承担为国家购置军备的责任。这是利用国家权力，让巨商富户豪门为国家购置国防军备。国家的外交费用也要让这些富户承担：“足其所，不赂其游者，责之令大夫。”(《管子·轻重甲》)自己富有余财，不交纳国家外交活动的费用，国家就强制命令他缴纳。这是西汉政权打击巨商富户豪门的重要举措。由此挖空巨商富户积聚的财产，为国家所用：“唯好心为可耳，夫好心则万物通……”挖空巨商富户豪门的积财，保障物资的流通，从而保障社会分配的公道和国家管理的权势均衡。

其二，撤爵封门。对于威胁或者损害国家治政管理，伤害民众生活，积聚粮食和财产的权贵富户，利用国家权力，撤爵位封门、没收财产，“灭其位，杜其门”(《管子·轻重丁》)，敦促权贵散财分粮赈济贫民百姓，收养“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由此促动“推仁立义”(同上)的社会风尚，从而实现分配的公平效果，维护社会公道。

其三，利用国家权力发布政令，派高税夺取富商财产为国用。例如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手段(《史记·平准书》)，就是打击巨商富户瞒产漏税的强制措施。具体说，把商户的家产，按每“缗”一千钱，两缗为一算取税率，一百二十文或二百文(大致税率为10%)，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四缗为一算(税率3%以下)取税。这便出现大量商户瞒家产的情况。西汉政府因此颁布政令，举报大商户隐瞒家产者，国家奖励没收商户家产的一半，这就是“告缗”。因为大量商贾隐瞒家产，所以百分之八十的巨商被举报制裁，国家没收瞒产商贾的屯粮、余财，救济灾民和贫苦百姓，西汉政府也得到丰厚的资产和金钱积累，从而支持清除边患的战争，支持国家的治水工程等。再例如，规定存粮富户不移民的条件，由此得知国内富户的存粮。国家用政令手段平价收购富户的存粮，囤积备战济民，从而激励民众生产，增加国家收入，使得民众获利，实现分配公平的社会效果：“此之谓籍于政令。”(《管子·轻重乙》)

其四，用国家储备的昂贵物品“栈台之织”，向高利贷者赎买或者抵账，“而绝四方子息之数”(《管子·轻重丁》)。“子息之数”，指全国百姓的负债总数。国家为贫苦百姓清债务，从而解除贫苦民众的债务负担，“使无券契之责”，获取百姓拥护，响应国家召唤，投入生产，由此让贫苦的民众获得相对公平的分配利益，保障安居生活。这样的事例，传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措施。例如齐国用“璧玉”作凭据，表彰放贷富户，并且为其刷白墙加高门楼，使放贷的富户感到为国家承担责任的荣耀，自动解除借贷凭据，解放贫苦民众的战争借款负担，投身生产，国家兴盛。

(三)国家具有聚散财物调剂民用的能力

根据资料，古人从六个方面体现国家聚散财物调剂民用的能力。

其一，补贴农业“贷种食”(《汉书·文帝纪》)。由此阻断奸商，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富裕：“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管子·揆度》)。保障无粮的有饭吃，无种的国家贷给种子，从而保障农耕种植生产。

其二，控制粮食的储备。“善平籴”“实仓廪”(《汉书·食货志上》)，粮食储备充足，才能稳定国家统治力的基础，才能得到分配公道的国家管理效果：“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管子·轻重乙》)因此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粮食流向国内，“施乎其归我若流水”(同上)，从而保护国家储备。同时发布国家法令，让地方储备粮食：“以令与大夫城藏”(《管子·轻重乙》)，迫使粮商降价，让人民得利，使分配趋向公道，才是粮食储备充足，稳定国家管理的措施。

其三，调节物资供求的均衡。国家的作用是平衡供求，调剂物价，合理流通，促进分配的公平：“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管子·轻重甲》)“战权”，谋划；“战势”，时机态势。就是说物价贱时，国家用较高的价格收货聚财，物缺价高时低价散物，平稳市价，从而遏制商贾投机获利，保障分配的相对公道：“物重则至，轻则去”(《管子·揆度》)，国家就会稳定。因为国家调节流通，商人无法抬高物价：“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同上)，用国家的权力实现物流民得利益的均衡，所以这样理财有法，财力和权力自然归国家，社会自然公平稳定。

国家分散财物和调节货币流通的目的是杜绝囤积、杜绝兼并垄断，使百姓不受贫困，公平得到生活物资：“散聚财，调高下，分并财。”(《管子·轻重甲》)否则会无休止地出现兼并聚财的巨富，加大贫富的差距，国家的权利就会被巨富侵夺。所以国家管理的目的就是：“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管子·国蓄》)“射”是摄取收购；“泄”是推销；“时”，是根据时节不同调节商品市场供应的含义。“准平”“国准”是汉武帝前，大致汉景帝时期的提法， 由国家调节供应的含义。“衡绝则重见”就是说，失掉调节的作用，高昂的物价重新会出现。因此治理国家的重要经济管理手段，就是用国家权力聚散均衡物资的产出和消费：“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管子·山至数》)，国家具有高度聚集物资散于民用消费的能力，这是实现分配公平的保障。

其四，按照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制订不同的政策。古人认为，治政要“就变而从时”(《史记·李斯列传》)，不能固守成规。所以治政管理与国家经济“权衡”，要随时变革拿出新对策，否则“当更化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汉书·董仲舒传》)。这样的思想主张，贯穿在古人治政管理的过程中：“善为国者……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管子·揆度》)“治权”，是权衡变通；“势重”，指国势力量兴盛；“羸”是瘦瘠、衰弱、疲惫，“势羸”指按照常规不变通就会衰弱。古人因此主张，治政要根据具体情况变通对策，不能事前安排固守成规。“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娈；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管子·国准》)。“讥”是调查研究，“娈”是顺从应变。因时应变的管理对策是相对的，不能划一，要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做出调整。

其五，国家要善于谋划聚财的对策。国家要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善于调动不属于自己的民众：“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管子·轻重甲》)要造势谋划聚积财物为国为民用：“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同上)例如国家倡导用鱼祭祀，带动渔业兴盛，广大渔民得利；例如齐国急需牛角、皮筋等作军备，便在各地架高桥、挖水池使得交通不便，牛价升高，外地商贾把牛运来充当交通工具，从而解决军备。再例如，为聚积粮多地区的余粮赈灾，国家规定余粮地区缴税的货币折算成粮食上缴，这样余粮地区粮价贱，同样的税收货币额，可以买到更多的粮食，从而方便国家聚积粮食赈灾。

其六，国家具有夺取民众又给予民众的公信力。维护国家治政权威的要点是：“夺然后予，高然后下，怒然后喜，天下可举。”(《管子·轻重乙》)先夺取民众的利益，而后再给予百姓生存的保障利益，让民众感到欣悦公道，具有公信力，百姓拥护，从而达到分配公平的目的，国家因此稳定。

另外，杜绝收取居住房屋的房产税，因为住房收税是危害国家稳定的隐患。

(四)养孤老贫弱

古人认为，养孤老贫弱是国家责任。所以夏商周以来的政权，设置“掌老”“掌幼”“掌孤”“掌疾”“掌媒”“掌病”“掌穷”“振困”“接绝”(《管子·入国》)等类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养育孤老贫弱的政务。并且把这项政务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汉书·文帝纪》)，属国家拨款管理。使“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管子·轻重甲》)，由此“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众生”，使“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用国家养育百姓的治政作风，培养“移风易俗，黎民淳厚”(《汉书·景帝纪》)的社会风气，安居民生，实现分配公平社会生活和谐的治政效果。

(五)奖励英雄抚恤烈士家亲后代

汉王朝建立后，国家便让大量军人复员回乡生产，给予封赐，恢复家业，安居生活：“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汉书·高帝纪下》)，奖励将士“重禄重赏”。抚恤烈士父母遗孤：“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管子·轻重甲》)。古人用竹简作合同契约，分为两半，接口处有齿，齿口吻合契约合同有效，被称为“券契之齿”，这是国家立下抚恤烈士家亲后代的契约。对于现役军人，国家甚至采用“素赏之计”(《管子·轻重乙》)，即预先行赏，鼓励将士为国作战建功。奖励英雄，抚恤烈士家亲后代，是政府兑现分配公道的举措。

六、分配公平保障国家的安全稳定

《管子·国蓄》说：“民有相百倍之生”，百姓中出现百倍的贫富差距，就无法实行法令，无法管理民众，就会出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的态势，从而失去百姓的信任，出现叛乱灾祸，损害国家的安全稳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古人说的公平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均等。“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国富》)国家制度起着“平衡”作用，认同相对的“差别”。

因为有差别才有治政管理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古人说的分配公平，是治政管理调控中的公道。例如前面谈到，汉武帝时期，为打击“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的富商大贾，发布算缗令和告缗令，强制富商大户缴高额税率，违者没收财产，让隐瞒财产拒绝交税的商贾破落，从而使国库充盈，灾民无饥，由此实现分配公道稳定社会的效果。所以“贫富之不齐”(《管子·国蓄》)，分配不公平，是国家丧失统治能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维护分配公平是国家稳定的必要条件。其保障条件有保障粮食充足、保障物资流通充足、保障国家安全、保障普及仁德的教育四点。其中保障国家安全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就是说，用法治管理官员公道地处理民众事务，选用有“仁德”品行的官员治政。另一方面要求国家用人安排的职务地位要公正，做到“爵位正而民不怨”(《管子·乘马》)，而且要让官员的政绩与才能相当，叫做“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荀子·王制》)。第三个方面是有强大的军力保护国家的安全：“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管子·重令》)最后需要说的是，保障普及仁德的教育，就是推崇官办“庠序学校”(《孟子·滕文公上》)的“孝悌”民风普及教育，到汉代已经是“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汉书·食货志》)的普及教育习惯。

[1]周光华.从崔东壁先生遗书辨今本尚书——认识清华简[J].人文天下，2016，(3).

(责任编辑：张杰)

2015-08-30

周光华(1942—)，男，曲阜孔子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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