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明

想念父亲

对于父亲，我是从记恨，到理解，到时时刻刻的思念。

父亲生在一个并不贫穷的家庭。如果不是由于爷爷的原因，他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对于这个家庭的破败历史，父亲一直把它带进了坟墓。据当地的老人回忆，我爷爷可能是因为赌博，把所有家产都输掉了。

用父亲的话说，他这一辈子是命中注定要受苦受累的。家庭破败后，爷爷带着7岁的父亲，从城市逃到资江支流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山沟里。这里山岭连绵，森林茂密，溪水潺潺，但几乎与世隔绝。父子俩在山沟里找了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搭起草棚，就算是有了新家了。可爷爷一辈子没有干过体力活，种粮种菜完全没有经验，父子俩只能马马虎虎艰难度日。不幸的是，两年后，爷爷身体染病，不能下地干活，所有的家务和劳作，一股脑全推到了年仅9岁的父亲身上。还不成熟的年龄和弱小的体格，怎能经得起如此沉重的负担。“我从9岁起开始当家”，我们是从父亲经常给我们说的这句话中去体会父亲当年的困境的。

23岁那年，当地的好心人为父亲说了一门亲事，好在对方要求不高，东家借一点，西家凑一点，总算把媳妇娶回了家。按照当时的习俗，新郎新娘在进洞房前是不能见面的，对方长得什么样只有靠媒婆的一张嘴，但对媒婆的话往往需要打些折扣。对我母亲，媒婆是这样给父亲说的：长得白白净净，高鼻梁，红嘴唇，手脚勤快，就是针线活稍差一点。媒婆只字未提眼睛的事，但父亲也没有多想。可走进洞房把盖头揭开一看，母亲把脸朝向父亲，小嘴一翘，带着满脸笑容，可眼神总看着别处，两个眼睛对不到一起。父亲明白，这是斜视，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但想想自己的家境，看看躺在病床上的爷爷，心想也只能这样。母亲过门没多久，爷爷就离他们而去了。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时候，母亲才刚刚满15周岁。从此之后，他们几乎每两至三年就生育1个孩子，一直到我父亲满48周岁。母亲40岁时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并做了绝育手术。短短24年，他们生育了7男3女10个孩子，除有1男1女均长到3岁左右连续夭折外，其余的6男2女均已长大成人。其中的艰难困苦真是难以想象。

在我的记忆中，一家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全家人一天最多时要吃10多斤大米，100多斤稻谷碾成的大米，不到一个星期就吃得精光。为了吃，父亲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养育着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是晴天暑日，还是刮风下雨，总是披星戴月地劳作。早晨天还没亮他就开始下地干活，不是到菜地播种、植苗，就是除草、打药、捆篱笆；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收工后不到家又直接到菜地干活去了，直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我们家的菜园始终是四季常青，瓜果满园。记忆最深的是。在全国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允许农民在自留地里种庄稼，“四人帮”的逻辑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一天，一个大队干部带着一班人马闯进了我家的菜园，不容分说，这班人举起锄头见菜就刨、就砍，眼瞅着满园子的蔬菜都快被糟蹋完了，父亲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一个箭步奔向一块菜苗地，整个身子躺在了菜苗上，并大声招呼我们在家的几个兄弟快跑去躺一块儿。闯进菜园里的这班人，硬的、软的办法使尽了，父亲就是不起来，而且还坚定地说。“除非你们把我铲死，否则你们别想铲这块地。”就这样坚持了一个上午，大队干部领着一班人马灰溜溜地走了。父亲仿佛赢得了一场战斗。他把保护下来的菜苗一棵棵地扶起来，然后久久地看着这些菜苗发怔，总也不肯离去，生怕这些无辜的小生命遭到践踏，把他收获的希望毁灭。

从小到大，我父亲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倒。在我小的时候，没有看见父亲得过病，也没有见他流过眼泪，他坚强的性格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父亲一辈子没有念过什么书，认识的字有几个但不多。父亲因为没有文化吃过亏，受过骗。因此，他对知识的渴望有着强烈的欲望，他把这种欲望化作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为了让孩子们上学，给他本来就已让常人无法想象的家庭重担上加上了更加沉重的砖石。每个孩子在长到六七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将他（她）送到学校上学。孩子当中，老大是个女孩，读完小学，自己没有考上初中。老二是男孩，小学毕业时考上了县技校，从12岁开始学医，现在已是当地的老中医了。老三又是个女孩，一直到初中毕业。老四、老五都没有熬到上学年龄就夭折了。老六，就是我，读到初中毕业时，家庭出现了3个孩子同时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各1个，眼看父亲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我决心放弃学业回家务农，为父亲分担一点负担，父亲也默许了，可老师三番五次到家做工作，父亲还是不忍心误了我的前程，打发我继续上学了。老七到老十，都是男孩。老七上完初中死活不愿再上了，在他看来，干农活要比上学做作业轻松得多。老八、老九，不仅上了学，而且在父亲去世后由兄嫂资助读到高中，参加高考。到大学毕业。最后一位上完初中考到市师范学校，17岁开始执教，现在已经是一名出色的中学英语老师了。

仔细计算一下，父亲从32岁开始送孩子上学，一直到他去世，还有孩子在上学。

孩子们上学不仅不能省吃省穿，而且还不能为家里干活，更要命的是每个学期的学杂费不知从哪里去筹备。那时候上学，学费虽然不多，一个学期，小学大概是1元多钱，初中、高中也不过两三元钱，可那时候的钱得靠一分、一分，一厘、一厘地攒啊！集体劳动时，一个壮年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到年底结算，经济效益好的生产队，也超不过2角钱，差点的只有七八分钱，甚至还有的生产队出现了负数，谁家挣工分越多欠生产队的钱就越多。我们生产队最好的时候10个工分能分到一角五六分钱，一个壮年劳动力，假如无病无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出工，能挣到差不多70元钱。就是这70元钱，不是说给就给的，那要看生产队里有没有能力支付。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几十元钱就是全家一年的生计，吃的油盐酱醋米面茶，穿的衣帽鞋袜，用的锅碗瓢盆锄头犁耙，还有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等一应开支，全靠这点钱，就是一分钱掰成十份花也不够啊！为了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多数家里的孩子都只有一条路——辍学，而且每天还得和大人一样下地干活。

我父亲为了不让我们兄弟姐妹和他一样吃苦，摆脱文盲的帽子，曾经许诺，只要我们读书不留级，就是读到大学他也要送。

为了筹学费，父亲想了很多办法。

多挣工分是父亲赚钱的主要办法。生产队平时出工，一天只有12分，如果早晨有早工，一天能挣15分。父亲有一门手艺，那就是造草纸。生产队有一个造纸的作坊，作坊靠着一条小溪。这里的设备有两个水坑，一个碾坊，一把铡草刀，一个造纸槽和压干设备。造草纸的工序也比较简单，先把稻草放进水坑里，加适量石灰，注满水，沤几天后捞出来，用铡草刀切成七八厘米长，放进碾槽碾成糊状。然后再放入造纸槽。调稀搅匀，用纸网一张一张捞起，压干。然后又一张一张地揭起来，晒干，打捆，交生产队卖给农村供销合作社，作为生产队的经济收入。这个活和生产队别的劳动不一样，一要有技术，二不需要和大伙同出同归，早晚由自己掌握，三可以多挣工分。父亲每年都争取到了这个活。他每天都比别人起得早，晚上收工晚。每天将压干的纸墩挑回家，晚上或者白天，母亲干完其他家务后，一边看着摇篮里的孩子，一边将纸墩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晒干，节省了父亲的时间。一年下来，父亲挣的工分比同等劳力要多出近三分之一。

家庭副业是增加经济来源的希望所在。养鸡、养猪，是父亲分配给母亲长年的额外家务负担：种茶、摘粽子叶等，父亲一有机会就动员全家参与，能赚一分是一分，能赚一角是一角。我们家还种过果树，可当地气候不适合果树的生长，种的桃子只有杏子那么大，而且还长满了毛，卖不出去：种的梨子发青，吃起来又酸又涩，而且还不到成熟就都稀里哗啦地掉下来了。总之，凡是可能赚到钱的事，父亲都不放过。

卖柴，是父亲无可奈何的选择。每当我们要开学的时候，父亲为几个孩子的学费急得团团转。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准备些有用没用的木材、干木条，晚上拿起锯子、斧头，粗的劈开，长的锯短。再把它们整整齐齐码放到柴夹子里，第二天早晨挑到15里远的镇上卖，等到他返回来时，我们还在睡梦之中。

在我9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向父亲提出来要和他一起卖柴去。父亲养育我们，盼的就是能给他干活，减轻他身上的担子。我的想法一说，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且还帮我准备了小小的两捆柴，让我试了又试。第二天，我睡得正香，父亲把我摇醒来，小声地说，“该起来了！”因为头天晚上答应了父亲，听到他的声音，我噌地一下就坐起来了，双手揉了揉眼睛，睁开眼，什么也看不见。父亲帮我找到衣服、鞋子，又帮我穿上。下了床，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屋外的月光！那时候，在农民家里，谁也没有钟表，搞不清楚时间，只能依靠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或是公鸡打鸣来判断。我看月亮还挂在半空中，说了声“这么早啊！”父亲说不早了。

一路上，我跟在父亲后面，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父亲时不时地叫我一声，以便证实我是不是跟上了。因为我是头一次出来，对山路不熟，天又黑。心里有些害怕，所以一步也不敢落下。

到镇上要过一座很长很长的木桥。木桥只有4根直径约10厘米左右并排的圆木那么宽，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地响，我走了几步就不敢往前走了。父亲让我退回去，他自己先把柴火送过桥后，又返回来接我过桥。等我们到了镇上的时候，天边已经放出鱼肚白来了，月亮也快躲起来了。镇上可以见到稀稀拉拉的人，有的穿着背心裤衩，踏着拖鞋，无精打采地在自家门口转悠：有的也穿得齐齐整整在街上跑步锻炼身体：有的姑娘媳妇穿着睡衣，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往街上走：多数的还在睡梦中。我和父亲挑着柴，从东街走到西街，时不时有人问价，父亲的柴又干又多，问的人也多。父亲觉得价钱差不多了，就以1元2角卖给了一户人家。父亲问对方能不能把我的柴一起买下，对方问多少钱，我说2角5分，对方嫌贵，只肯出2角。由于我坚持要2角5分，所以生意没有谈成。父亲只好挑着我的柴继续沿街叫卖，最后还是只卖了2角钱。把柴卖完，正要往回走，我鼻子里闻到了一股香香的味道。往远处一看，是一家卖包子的，那热气腾腾的包子激发了我的食欲，勾动着我的肠胃上下翻腾，口水一个劲地往下咽，总也咽不完。幼小的年龄让我无法控制真实的想法，“我要吃包子！”不知不觉把话儿说出来了。父亲见我实在是饿了，重要的是我能跟他一起出来卖柴了，一高兴二话没说就给我买了2角钱的包子。当时是怎么吃下去的。是不是也给父亲吃了一个，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我相信，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包子。

回家的路上，我有包子填了肚子，走起来格外有精神。过木桥时也不用父亲牵着了，似乎胆子一下子变大了。可没走多远，包子就消化完了。先是走得慢了，后来感到又困又乏，干脆就走不动了，我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可父亲还得赶回去“出早工”（生产队在早饭前的劳动）。父亲只好背着我走，我懒懒地趴在父亲的后背上，顿时感到父亲的脊梁有着无比的坚硬、宽厚、温暖。不一会儿，我就在父亲的背上睡着了。回到家，父亲并没有责怪我，把我放下，又不声不响上早工去了。

打那以后，父亲多年不让我跟他卖柴了，直到我真的长大了才打发我们兄弟出去卖柴，从此以后我的学习也更加用功了。

我上小学4年级时，就学着给父亲记工分。每天父亲干什么，该记多少工分，父亲告诉我一一记上。到了月底，父亲就领着我到生产队记工员家里对工分。有的时候，我记的账和记工员记的对不上，父亲总是不服气地和记工员争辩，那意思不在工分的多少，明明是告诉对方“我儿子记的账不会有错！”到了家里，父亲还是自己仔细回忆，错了的父亲让我改过来，再告诉记工员。从此以后，父亲就少了一份“被人骗”和“被人欺负”的担心。

父亲为了这个家呕心沥血，时刻与命运抗争，与困难搏斗。为了把孩子养育好，不仅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而且还省吃节用，他恨不得自己是一部只会干活、赚钱，而不需要消耗任何资源的机器。

我从小就听家里人说，父亲不喜欢吃“精肉子”（湖南话。即指瘦猪肉）。每到过年过节，家里买一点猪肉回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你争我抢，好吃的瘦肉你一块我一块很快就不见了踪影。父亲看着我们吃得这么香，常常发怔，偶然有哪个孩子发现一块肥肉上还连着点瘦肉，就递给父亲，要他把肥肉吃了，瘦肉在父亲的嘴边上打个滚儿，又夹回了孩子的碗里。直到我长大后，才知道了父亲不喜欢吃“精肉子”的真正原因。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开始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孩子们也都长大了许多。多数都能下地干活，有的已经拿工资，吃“国家粮”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这时候我发现父亲也喜欢吃“精肉子”了。

长年的劳累，父亲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体质一天不如一天，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哥哥是医生，知道父亲得的是甲状腺肿瘤，需要进行手术治疗。1976年全家人都哭着、喊着要他去看病。他知道自己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今后家里的活谁干？家里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再说这么多医疗费从哪里来？他想的全都是家里的妻子、孩子，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最后他实在熬不住了，住进了镇医院。手术那天，全家人都去了，哥哥为他请了当地最好的医生。手术时，医生还特许哥哥在手术室照料父亲。

手术进行得并不很顺利，从早晨9点多钟进手术室，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个个都哭成泪人一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直不见动静。直到下午5点多钟手术才结束，医生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父亲的身体太虚弱了，要让他好好休息。当护士推着父亲从手术室出来时，我们全家都怀着焦急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目光一齐投向父亲，他平静、安详地躺在手术车上，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手上还插着输液管，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我们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都放声大哭起来。

手术后1个多月。我们就把父亲接回了家。可这时的父亲已经不像手术前一样了。由于营养跟不上，体质太差，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伤口一直愈合不上，伤口处经常流脓，稍干一点活就上气不接下气。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家里的事操心。

1982年10月15日，我从家里探亲回到军校不久，就收到哥哥发来的唁电，电报说“父亲已于10月7日去世，10月10日下葬，为了不影响你的学习，当时没有告诉你，请原谅并节哀！”

晚饭后，我独自站在阳台上，遥望着天边的明月，又一次勾起了我对父亲无限的思念。我划着火柴，点燃一大堆纸钱，算是送给父亲的80岁生日礼物吧，但愿他在九泉之下不再为我们操劳，不再那么辛苦。

送别母亲

通往家乡的路啊，就像一条舞动的绸带，弯弯曲曲，曲曲弯弯。走了几十年了，唯有这一次，这条路仿佛拉长了许多，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路却始终没有尽头……

是病危的母亲在呼唤：“儿子啊，快回来看我一眼吧。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这声音很吃力、很微弱，仿佛回荡在路旁的青山绿水之间，回响在我的耳边。是家人不停地用手机催促我，快点啊，娘怕是快不行了！我恨不能长出一对翅膀，飞到母亲的身边。不时地催促司机，“快点！请再快点！”“好的！”司机一边应着，一边紧握方向盘，两眼紧盯着前方，左一个弯，右一道坎，越野式地飞驰。车上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没有人说一句话，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可我的心就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无法宁静。那是在28年前，父亲去世时，我还在军校学习，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母亲和其他家人没有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消息，直到把父亲的丧事办完才写信告诉我。父亲走时，我没能看他最后一眼，没能送送他，内心感到无比愧疚。我想，我不能再次愧对自己的母亲！

2010年12月19日，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导致昏迷不醒。她这一病，马上就牵动了所有儿女的心。我得到消息后，更是心急如焚，立即通知在京的两个弟弟弟媳，第二天，他们就赶到家见到了母亲。我一边与家兄保持联系，随时了解母亲的病情，一边办理工作交接和请假手续。第三天，我就办好了一切手续，并把在京的侄儿们全部召集到一起，22日早6时从北京出发，乘飞机、坐汽车，经过10个小时的颠簸，下午4点，车终于停在了家门口。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是怎样打开车门，怎样下车，怎样与家人打招呼，怎样来到母亲病床前的，真的不记得了，一切都不记得了。当我回到家时，家人都聚集在了一起，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侄儿侄媳，外甥外甥女都从几十里、几百里、几千里外赶回来了，还有许许多多的邻里乡亲也守候在这里。娘！我回来看您来了！您的儿媳、孙子孙女们都回来看您来了！这声呼喊发自我的灵魂深处，表达了我对母亲的思念和感恩。

病床上的母亲，面容消瘦、憔悴，呼吸短促、困难。12月22日晚，行医40多年的哥哥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介绍了母亲发病经过、采取的措施和当前病情。母亲发病后除哥嫂外还请当地医生实施了抢救，但没有太大效果，医院动员我们在家进行观察护理。母亲昏迷后一直没有吃一点食物，没说一句话，这几天都是通过输液来维持着生命，有时也可以咽一两小匙白开水。

这天晚上，天空湛蓝湛蓝，一轮圆月格外明亮，数不清的星星交替闪烁着，不时有一两颗流星划过天际。不知陨落到了什么地方。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树木的气息，闻到竹叶和花草的清香。每一次回家。我都跟母亲说，家乡这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还有那清澈甘甜的泉水，在北京是享受不到的。我仰望着天空，深深地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在内心深处为母亲祈祷。冥冥之中，觉得母亲的病能好！

23日，也就是我回家的第二天，母亲的病情果然有些好转的迹象，儿女们呼喊时，她似乎有了一点反应，我还给她喂了几次水，她都咽下去了！这一天，来探访的亲戚朋友和乡亲邻里也多了起来。两个姐姐和几个媳妇，精心地伺候着母亲，不时地为母亲擦拭身体，换洗衣裤被褥，帮她翻身叩背，几天下来，母亲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味，干净整洁，这也是母亲一生的习惯和要求。

所有的儿孙都围坐在一起，守候着母亲，只要母亲的状态稍微好一点儿，儿女们就会饱含热泪，一边哭喊着，一边和她说话。说她平时关心的人和事，说各自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说对母亲的爱，说着各人想说的一切。探访的客人来了，我们就告诉她，是谁来看您来了。母亲有时似乎能发出一点儿声音，仿佛是要说话，但我几次把耳朵贴到她的嘴边也听不清。有时，我们哭喊着要她看看我们，她好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把上眼皮往上抬一抬，不到半睁开时又闭上了。有时她还咳嗽一下，或是发出几声呼噜。只要她有一点儿动静，我们就无比的兴奋，大家都迅速地围拢来，希望看到奇迹出现。

可是，母亲的病情并没有朝我们希望的那样好转，而是越来越严重，她的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难，脉搏一天比一天细弱，她的咳嗽、她的呼噜一天比一天少，水也一滴都喂不进去了。23日下午出现了浮肿等输液反应，我们不得不停止输液。我们能做的就是等，等待奇迹的出现，也做好了母亲最后离开我们那一刻的准备。

24日一早起来，发现天气变得阴冷、凝重了，不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午后时分更是下起了鹅毛大雪，几个小时的功夫，大雪就把家乡的山峦河川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白被子。“这天象可不好啊！”不知是哪位邻居在离开我们家时这样自言自语。我听到后心都纠结到了喉管上。天黑了，可天空仍然被银雪映照得通亮通亮。果不其然，到晚上10时，母亲艰难地呼出了最后两口气，再也没有了心跳，没有了呼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娘啊！您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儿孙绕膝，您怎么会舍得离开人世，离开自己的儿孙？是九泉之下的爷爷奶奶在召唤您吗？您这几天来微微抖动的嘴唇告诉我们，是的，是爷爷奶奶在召唤您。您一定还记得，您走进王家时，父亲刚刚把奶奶送上山，而爷爷又躺在了病床上，年仅16岁的您用稚嫩的双手给爷爷一口一口喂水喂饭，一次一次端屎端尿。爷爷感受到了您的孝心。几十年了，他们肯定看到了您的辛劳和勤奋，他们希望您不要再吃这般苦，再受这般累了！他们在盼着与您团聚共享天堂之乐呢！娘啊，您去吧，天堂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

呵，娘啊！是离开我们的父亲在召唤您吗？您眼角的泪花儿告诉我们，是的，是父亲在召唤您。您与父亲同舟共济34载，夫妻感情融洽，父亲主外您主内，共同劳作，生儿育女，夫唱妇随，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也其乐融融。可父亲因积劳成疾，早在1982年就离开了人世，一家大小全部交给了您。那时候您最小的儿子年仅11岁，而且还有3个儿子在上学！20多年来，您瘦弱的身躯就是我们这个家的核心，是儿女们的依靠。您一手操持家务，一手养育子女。无论酷暑还是严寒，刮风还是下雨，您为全家人的一日三餐、穿衣戴帽终日操劳。您对儿女们既百般呵护，又严格要求。在衣食都难以为继的条件下，宁愿自己吃千般苦受万般累，也要送子女上学，孩子们的学业从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中断过。您教导子女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您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诚实守信的为人处事方法，勤俭持家的生活作风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子孙后代。您的孩子虽多，但始终把每一个儿女都视为自己的心头肉。在身边的，您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能帮的就帮，能干的就干：不在身边的，您经常嘘寒问暖，几天不联系您就惦记着是不是工作太忙、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我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回家，您笑得最开心、最灿烂，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吃给我用，当我离开家时，您又拉着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眼泪总是止不住地流，我走了很远很远了，您还站在能望到我的山头上擦眼泪，甚至还能听到您的哭声。我还清楚地记得，1985年春节期间，我到云南前线部队调研，因为怕您当心，离开北京时我写信说到外地出差，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两个月后我把上前线的事告诉了您，而且平安地回到了家。后来我才知道，您这两个月一直吃不好、睡不着，天天在思念着、担心着，半夜里发现泪水已经把枕头都打湿了。收到我的信，您还以为我瞒着您什么，催着哥哥到北京来看我！儿子们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您也更加操心了。这个娶了媳妇，那个又该筹办婚事了，那个结完婚，上一个又生孩子了，一个接一个，总有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您费尽了心思，用尽了力气，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家，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由于长年劳累，您从年轻时起，就患上了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经常吃药打针，特别是1998年2月。更是因患脑血栓导致右侧肢瘫痪，行动十分不便，受尽了疾病折磨。28年了，父亲一定看到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已经完成了您和父亲的伟大责任，他也一定很孤独、很寂寞，他需要您的陪伴。娘，您放心地走，去继续您和父亲的夫妻之缘吧！儿女们一定会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过好自己的日子，不会辜负您和父亲的希望！

娘啊！是您夭折的儿女在召唤您吗？您慈祥的面容告诉我们，是的，是他们在召唤您。那是在全中国生活都很贫困的年代，您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到3岁就相继夭折。一个母亲失去亲生骨肉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如果他们在世。也已经是50多岁了。他们在天堂里依然想着您，需要您！您也一定想念他们。娘，您放心地去吧！夭折的兄弟姐妹同样是骨肉之亲，我们已经享受到了母爱，受到了您的培养教育，您对我们的爱是无法用苍白的文字和辛酸的眼泪来表达的，现在该他们去享受您的爱了！

娘啊！您真的要离开我们了！请您原谅儿孙们给您带来的苦痛！也请您带着儿孙们给您的些许快乐和幸福，与天堂里的爷爷、奶奶、父亲、兄妹分享！在九泉之下，您不要再为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熬半夜起三更了，也不要再为柴米油盐发愁了！愿上天保佑您、列祖列宗保佑您！我们也恳求慈祥的母亲在天之灵，保佑您的子子孙孙永远健康幸福！您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