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jamin+Spall

晚起的鸟儿也有虫吃

常言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么晚起的鸟儿是否就没虫吃呢？科学家们称，未必！诚然，对于早睡早起的人而言，一天之计的确在于晨。但每个人的体内部有一个“生理钟”，熬夜晚起的夜猫子最有效率的时间则是在夜晚，所以夜猫子们无需为此再有任何心理压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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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评

中西文化中都有对早起的赞美。中国人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因此，中国父母与老师大都要求孩子们早睡早起，做早读早课，以至于在太阳升起之前就已“抢”到了一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其《自传》（The Autobiography）里就引用了，一句著名的英谚：“Early tobed and early to rise makes a man healthy，wealthy and wise（早睡早起让人健康、富裕又聪明）。”这有可能是闻名遐迩的“13virtues（13种品行）”之“Industry（勤勉）”的具体化，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勤勉就是要珍惜和抓紧时间（lose no time），而早睡早起乃为实践其最好的保证。当然，这也跟注重勤奋工作等品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谋而合。

鲁迅先生刻在三味书屋课桌上的“早”字，笔者前几年去绍兴参观时还清晰可见。这“早”字缘起于孩提时代的鲁迅有次上课迟到，被先生用戒尺打了手心，于是痛下决心要起早，并在自备的课桌上刻了“早”字以时时提醒自己。据说季羡林先生到了晚年住在燕北园，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即投入学术研究与著述，于是成就了其著、译、编一百余部、文集达24卷之一代鸿儒，著作等身可谓名副其实。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每日晨四时即起床工作，完成了“四书、五经”等大量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in seven volumes）的翻译，迄今还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准读本。当然，也有相反的例证。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教授早年在国家体改委时，由于作息时间与同事所期待的不同而常受人诟病。他在一次访谈时说，“我们在体改委的时候（也被人说），我们经常在晚上看书，睡得很晚，早上就会起得很晚。马上就有人反对，说这些年轻人不像话，人家都上班，他们还在睡觉。我不愿受这种委屈，所以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过学者型的生活，不适合行政性当官的生活。”晚睡晚起的“夜猫子”与“懒虫”、“不像话”画上等号，这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普遍的事，尤其是如是生活的年轻人在上了岁数的人看来。我的家乡就把晚睡的人斥为“半夜鬼”，早上难得早起的人被贬为“赖床虫”。诚然，几乎所有正常的校园及其他单位作息，都是要求诸位早起早睡的，尤其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为了赶上学、上班，往往需要早晨六点左右就起床，弄得许多人睡眠不足，苦不堪言。

笔者一般倒不受影响。由于常年的校园生活及长期对马路长跑的爱好，早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大致上，坚持该习惯的人现已逐渐稀罕，还常莫名其妙地引以为荣。虽然笔者并未像富兰克林所谓的能因此达致“富裕”，但自觉还是身体比较健康、思维比较敏捷的。当然，笔者除了因“占领‘早睡早起高地”有点“优越感”外，一般也不鄙视那些晚睡晚起的人，因为很显然“夜猫子”中也不乏伟大有为人物，如鲁迅、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我周围不少卓有成就的师友。

原文算是从医学上给晚睡晚起者正名，指出这些“夜猫子”的生物钟（circadian“day”）与常人不同，源于其褪黑激素（melatonin）在一天中的分泌（secretion）比较拖后，因此其最有效率的工作时间往往要在常人入睡后的深夜时分。由于所有人一天所需的睡眠时间是类似的，因此“夜猫子”次日必然会成为“赖床虫”。总之，在原文作者看来，早睡早起或晚睡晚起，这只是个体因生理差异而导致的不同作息周期，与勤勉或懒惰、“像话”或“不像话”等表态乃至道德评判毫不相干。这就像对同性恋的看法，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人体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社会也随之更加宽容。过去视之为道德败坏甚至犯罪，而今也逐渐得到谅解甚至认可了。不过，这种理解与宽容似乎都是西方社会在全球领风气之先。我们尚以“同一”、“一致”等“军事化”管理而自喜的时候，西方早已实行了照顾到不同作息习惯者的弹性化工作时间等“人性化”管理。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发展大势是越来越宽容，更大程度地尊重个体、个性、个人习惯，但愿我们除了要为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想而努力，为做到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各尽所能”外，还要秉承我们的祖训：“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