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川 李雪

当下，“好大学”与“好老师”备受关注，对两者间的关系也众说纷纭，疑惑之处在于：究竟是好大学孕育了好老师，还是好老师成就了好大学？从组织角度来讲，好大学认为是自己孕育了好老师，但从个体角度来看，好老师认为是自己成就了好大学。事实上，好大学不能没有好老师，好老师也离不开好大学。而跳出关联角色的视线，纵观教育发展历程，当大学成为好大学，老师成为好老师，两者能够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却并非是一种必然，纯属偶然而已。

一、从组织的角度讲，好大学孕育好老师

何谓好大学？好大学是一流大学，名牌大学，重点大学，“985”高校，“211”高校？还是硬件过硬，软件够优，经费够多，就业率高的大学？抑或是课题多，项目多，机会多，资源足的大学？真的很难说清楚，因为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甘愿承认自己不好，它们当中，有的在同类型高校中出类拔萃，有的研究特色鲜明，或长于教学，或长于管理，不一而足。大学就像人一样，“一无是处”和“完美无瑕”两个极端都显绝对。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变革，“一流大学”概念越叫越响。在“211”和“985”等各类专项建设中，政府资金的投入，办学条件的改善，大学实力的提升，为好老师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各类工程立意很高，成效卓著。在这样的语境下，如若教育各要素之间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必然会招致各种资源的自动自发和重新组合，越是好大学就有越可能造就好老师。

好大学无疑是好老师们心之向往的地方，只要好大学发出信号，好老师就会主动接收，并自愿向它靠近。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自建校以来，因富有自立精神和批判精神而独具特色，“学术独立”是其最重要的办学理念（田凤，项纯.早稻田大学：从日本走向世界——访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鎌田薫[J].大学（学术版），2012，（3）：4-21）。正是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环境下，来自全国各地志趣各异的师生汇集在一起，在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中相互切磋钻研，不仅提升了学术能力，还丰富了人性涵养，师生可以尽情地张扬个性，各谋发展。回头再看当年除旧迎新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造就了北大的学术繁荣。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刘文典等一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都曾被邀请担当教职，后任蒋梦麟秉承蔡氏制度成规，于是，全国有名的教授、学者齐聚北大，学子们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幸，远道而来的学生，一时考不上北大，也情愿前来做个旁听生。再看美国耶鲁大学，章程规定在立法委员会的19名成员中3名委员必须是耶鲁大学校长、康涅狄格州州长和副州长（何姝.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和气质——访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 [J].大学（学术版），2010，（6）：4-13.），政府官员似乎也参与学校治理，但这种由来已久的关系并没有让耶鲁大学的管理受到任何政治干预，也正是在这样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最好的师资也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可见，好大学不仅仅是学术志趣者的共同体，还需要有制度的包容才能保持长久的魅力。

如此看来，中国的前四十或者前一百位高校当属好大学且毋庸置疑，但是在如此条件优厚的大学中，究竟能孕育出多少优秀的老师，抑或造就出更多钱理群先生所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不得而知，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具体研究过。一波又一波的教育建设工程启动前后，中国大学的学风是变好了？还是相反？唯一可以确证的理论逻辑是：好大学更有可能孕育好老师，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度刺激，总体上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便如此，好大学里有真老师，但仍然难免混搭着一些符合指标而虚于内涵的伪老师。习总书记要求，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以此为据，那些既拙于专业化的表达，又不能接受公众监督和同行检验的教师，大多应该存疑。好大学应该可以促使南郭先生们原形毕露。当下，师德失范偶有发生，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和挑战。这一切好像均与大学自身优劣无关。第30个教师节纪念之余，人们不禁追问，原本深谙“传道、授业、解惑”之理的好老师们都到哪里去了？

一流大学有三条标准，即人才济济、资源丰富、管理有效。放眼望去，中国的巨无霸大学似乎已然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名师，一批重点学科、研究机构、中心、实验室，一堆科研经费、项目、课题，一幢幢雄伟的教学楼或实验大厦，优美的校园风光，喧嚣的校园文化。然而相形之下，最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还是难以回应：既然一种一流大学的样子，为何依然还是极少看到原创的思想家、革命性的科学家和器宇轩昂的大师们的身影？

另一方面，如果好老师只有一流大学才能孕育的话，那么偌大中国的高等教育又是谁在支撑着呢？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些想要成为好老师的人们独善其身，兼济社会，筑起好老师的标杆，向着传道者的光辉形象一点点靠近，即便他们处在相对边缘、条件简陋的所谓弱势院校里。其实，在体制话语中并不入流的弱小大学里也不乏好老师，因缘聚合时也会灿若星空，成为普罗大众的文化使者。有的老师严谨憨实，有的老师关爱学生，有的老师品格清雅，有的老师默默耕耘，有的老师独辟蹊径、有的老师匠心独运，他们无法企及高大上的考核指标，抑或根本不屑于纳入高大上的评判指标，但无疑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如饥似渴的受教育者、对得起教育天职，同时具有文化的品格和良知。好老师生存方式不同，潜心育人相通！

教授不是大学的雇员，而是大学的本身（丁东，谢泳.教育放言录[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57）。放眼望去，中国的大学教授群体并没有产生与体量相称的社会影响力，责任究竟归咎何方？都找外因也不公平。先不要说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要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傲气，现在的许多教授甚至连一点脾气都没有了，知而不言，想说不敢，能说不说，各种世故逢迎，集体无意识深思状，昔日大学教授的节操和品格故事真的已经被尘封已久，后人便只能发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感慨。

说也奇怪，旧大学时的教授与今天相比，无论是学历、结构还是规模，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是，旧大学教授们的掌故逸事却成为后世谈论经久不衰的原因。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但是，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非常高，甚至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都对他很是推崇。作家沈从文36岁时被聘为西南联大的教授，可是，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有任何学术著作。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抽烟边讲课，在他旁边，校方还专门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刘文典之后，号称“民国第一才子”的钱钟书也是一位狂人，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个人当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另有冯友兰“攻击”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李子迟.晚晴民国大学之旅[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266）可见，当时知识分子自我意识极强，而且性格各异，如此，大学却仍能全方位地包容他们，给予他们独立生长的空间。

二、从个体的角度看，好老师成就好大学

北京大学是好大学吗？蔡元培到北大以前，代理校长是胡仁源，胡校长所聘请的教授，大多是前清遗老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些所谓的名流，在教授中间，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也有封建文人如姚仲实等;在学生中间，也大多是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的遗少，上也者在报章上写写文章;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异常缺乏。蔡元培到北大大刀阔斧改革之后，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不管属于何种派别，不管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同一学校讲学。”于是，在物质匮乏，生活困苦，资金不足和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北大大师云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

而今，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具偶像价值的大学、最著名的大学、中国大学的代表，是中国专家、学者、名人、院士的摇篮，中国文理科综合类院校的排头兵，被誉为“中国的哈佛”，更是高端学术的聚散地，是万千学子魂牵梦绕的地方;名号“985”，拥有最优秀的资源、师资，最多的经费、课题和项目。但是，那又怎样？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之下，思想者和科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产出来了吗？

西南联大是好大学吗？据资料记载，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学生宿舍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图书馆为砖木结构。杨振宁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李子迟.晚晴民国大学之旅[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261.）整个学校占地124亩，只相当于今天的一所中学。联大组建后，随着一批名教授的到来，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师资充实，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艰险如此，教师认真上课，学生认真读书。没有偌大的校园，先进的设备，优美的环境甚至像样的教室，哪怕一张完整的书桌？可就在那最不起眼的校园里，曾行走着多少聪慧的头脑、伟大的灵魂、率直的学者和真正的大师！

有了合格的好老师，在哪里办学不都可以成为好大学吗？梅贻琦之大学、大楼、大师之说广为流传。时至今日，也仅仅是流传而已！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之魂，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创办两年后就声名鹊起，由此发出了中国学术独立的呼声。这一传统，也离我们很远很远了！

时光流转，散落世间的好老师很难再聚力成就出一所好大学了，他们只能根据体制的吸引力辗转依附于那些高大上的城市以及高大上的学校周围讨生活;好大学也非常难得静心孕育好老师了，因为他们背负众望而不得不在指标的生存链上勇往直前、不能自已。这是一个成就了指标而忽略了人的时代。好大学与好老师的偶遇成为了必然。我们祈求：天网恢恢的工程，政策，计划，资源，项目，评估，排名等等强大的外力，不会把好老师的教育情缘和学术志趣消磨殆尽;而潜心于表格、课题、职称、项目、资源、评奖、篇目、刊物级别等生存困境中的好老师还能维系住对于学科学术的兴趣和好奇心！

有一种老师，总在繁忙中逍遥自得，这才是好老师;有一些大学，总在风雨中借力成长，这才是好大学！

（董云川系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