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敏，图　娅，崔晓兰

(1.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湖南 长沙 410205； 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3.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规范化与客观化研究进展*

黄敏1，图娅2，崔晓兰3

(1.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湖南 长沙 410205； 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3.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隐匿性、进展性传染病，其病情复杂，预后不佳，是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中医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有着悠久的历史，以辨证论治为核心，开展了很多研究，包括缓解症状、改善肝功能、调节机体免疫系统、抑制病毒等多个方面。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的研究对提升临床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中医证候分型多样、临床表现复杂多变、标准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等问题。中医对慢性乙型肝炎的干预应着重体现辨证论治的优势，这也是开展证候规范化和客观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针对证候规范化和客观化的研究，既要遵循中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要充分利用循证医学理念、临床流行病学和系统生物学方法。证候的规范化研究，着眼于从宏观层面评价；证候的客观化研究，着眼于从微观层面探索。两者必须有机结合，互为补充。深入研究慢性乙型肝炎的证候要素组成和组合规律，从而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辨证分型标准，提高辨证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也是在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好地评价中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系统效应，以表达和体现中药干预的“差异化定位和作用”。

乙型肝炎；辨证分型；中医药；综述

乙型肝炎(hepatitis B)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有流行病学研究数据[1]显示：HBV的感染呈现出全球流行趋势，世界范围内约有20亿人感染过HBV，其中有3.5亿人群属于慢性病毒感染。我国属于乙型肝炎的高发地区。2006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2]显示：<5岁儿童群体HBsAg携带率已降至1%以下，<15岁人群HBsAg携带率小于4%；1～59岁人群HBsAg携带率为7.18%，15～59岁人群HBsAg携带率为8.57%。这一数据间接反应了自1992年国家把接种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虽然国家乙肝疫苗免疫策略和规划管理为控制乙型肝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推算的大约9 300万慢性HBV感染者和2 000万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3]，尤其是成人的HBV感染率仍然偏高。慢性乙型肝炎病情复杂，进展隐匿，且预后不佳，HBV病毒载量和HBeAg阳性是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细胞癌发生的显著危险因素。目前运用规范的抗病毒治疗方案虽然在临床上取得了明显疗效，但抗病毒药物临床运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明确的治疗禁忌症、治疗过程监测与随访要求、不良反应风险与担忧，更重要的是应答不全、耐药和停药复发等问题。

中医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数据，从早期的地方中药开发，到经典方剂挖掘，以及临床经验方总结和科研方探索。上述方案在临床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改善症状体征和中医证候、减轻肝脏炎症、保肝降酶、抗病毒、抗肝纤维化、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等[4]。这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思想是辨证论治，在病证结合模式下，辨证分型模式是中医药发挥疗效的基本保障，也是在疾病范畴里对目标人群的进一步精准定位。笔者参考历代医籍和诸多医家的论著，结合现代医学对慢性乙型肝炎病理生理及发病过程的探索，利用临床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研究方法，对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的规范化和客观化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为中药干预慢性乙型肝炎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路，也为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的中医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1　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分型指南与标准研究

中医历代医籍中并无“病毒性肝炎”的病原学疾病定义，从诊断学角度分析，与慢性乙型肝炎相关的描述有“黄疸”“胁痛”“积聚”“郁证”“痞满”“积证”“虚劳”“臌胀”等。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黄疸”之名，并对其病因病机、症状进行了初步阐述。《伤寒杂病论》则对肝病、黄疸的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进行了专门篇章地论述，并一直影响至今，如将疸分为黄疸、谷疸、酒疸、女劳疸和黑疸，提出阳明发黄和太阴发黄，病机可从湿热、寒湿、瘀热等多方分析，创制了小柴胡汤、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等经典方剂。之后历代诸多医籍均在此基础上进行衍生、总结、归纳和完善，辨证要点定位于“辨寒热、辨气血、辨虚实”。

1992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肝病专业委员会制定、颁布了《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试行)》[5]和《病毒性肝炎中医疗效判定标准(试行)》[6]，在梳理当时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对证候分型、主症次症、疗效综合判定标准给出了建议，急性期的证候分型有阳黄证、阴黄证、湿阻脾胃证、肝郁气滞证，慢性迁延性和慢性活动性分为湿热中阻证、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证、瘀血阻络证、脾肾阳虚证。作为中医药领域的第一个行业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1994年颁布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涉及中医内、外、妇、儿、眼、耳鼻喉等9个专业406个病证，当时虽未将慢性乙型肝炎作为明确的疾病进行编制，但其中提及的“黄疸”涉及部分内容，其证候类型主要分为肝胆湿热、湿困脾胃、热毒炽盛、寒凝阳衰。第二个由国家主管部门颁布的指南性文件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2年制订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8]，文中并未将乙型肝炎单列，而是统称为“病毒性肝炎”进行描述，将其证候分为肝胆湿热、湿邪困脾、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血瘀、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热毒炽盛8个类型，同时在每个证型项下列出主症、次症，并有明确的症状分级量化评分标准，有利于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2004年，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肝病专家钱英教授[9]撰文提出：针对病毒性肝炎的治疗应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在宏观辨证过程中引入微观病毒学相关指标；中医证候主要分为湿热中阻、肝郁脾虚、肝肾阴虚、瘀血阻络、脾肾阳虚，并对与此5种证型密切相关的舌脉象作了重点阐述。2005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启动编写《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10]，在发掘医论、医案、医话的基础上，参照循证医学的理念，历时3 a而定稿，书中以“急、慢性病毒性肝炎”进行阐述，辨证论治分列6个证型(症状、舌脉象)，包括湿热蕴结、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瘀血阻络。2010年，湖南中医药大学组织编撰、颁布了《内科常见疾病中医证治国际标准(草案)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11]，对慢性乙型肝炎的证治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作了详细论述，证型分为湿热蕴结、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肝血瘀阻。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组织编写了《中医循证临床实践指南·中医内科》[12]，开篇第1篇即“慢性乙型肝炎中医临床实践指南”，其内容融合了中医药临床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借鉴临床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重点对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特征、诊断标准、辨证与辨病治疗进行了论述，证候诊断分为肝气郁结、肝胆湿热、肝郁脾虚、肝络瘀阻、肝肾阴虚、脾肾阳虚6个证型，并根据推荐强度的不同等级给出了16个关键建议，制定出临床实施流程图，为中医临床实践提供基于证据的指南。2012年，本着“中医为主、中西结合”的原则，中华中医药学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3个肝病专业学术组织联合制定了《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13]，其重点是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引入了最新的现代医学治疗和评价标准，证候分型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制的指南相类似，包括肝郁气滞、湿热蕴结、肝郁脾虚、瘀血阻络、肝肾阴虚、脾肾阳虚，并对中医症状作出了明确的分级量化标准。2015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又专门针对慢性乙型肝炎ALT≥2×ULN的患者人群制订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从主症、次症排列组合的角度明确了其所阐述的5个证型(肝郁脾虚、肝胆湿热、肝血瘀阻、肝肾阴虚、脾虚湿困)的诊断标准[14]。

2　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

基于病证结合模式的应用，在慢性乙型肝炎西医诊断明确的基础上，中医辨证论治对于证候诊断的规范化要求显得尤为突出。有研究[15]以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为对象，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调查了4 618例HBsAg阳性者，同时以1 147例HBsAg阴性者作为对照，结果表明：乙型病毒性肝炎相关性肝病的中医证候以湿热、气滞、血瘀、气虚为主，涉及病变脏腑主要为肝、脾；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硬化患者证候分型相类似，且其严重程度逐渐加重，兼夹证候逐渐增多，提示HBV感染者随着病情的进展，证候趋于复杂，本虚逐渐明显，标实从湿热之邪向气血瘀滞转变。对于证候的判别，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临床信息反馈和转化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引入多元统计方法可用于临床数据的归类和关联性分析。有学者[16]采集1 474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四诊信息，在此基础上运用频数统计证候分布特征，并筛选不同证候差异症状，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结果表明：临床常见证候为湿热内阻证、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证，3种证候各自症状特点分别是“身目发黄、口臭口干、大便秽臭”“便溏、脘闷、倦怠乏力”“心悸、腰酸、目干、多梦”，以刀切法预测其准确率均超过85%。也有研究[17]以ALT≥2×ULN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对象，收集了全国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共10家医院的1 003例病患信息，分析结果显示：在单一证候及有兼证并列的情况下，肝胆湿热证和肝郁脾虚证较为常见，单项症状出现的频率由高到低(前10位)依次为困倦乏力、胁痛、尿黄、口干、烦躁易怒、胃部满闷、口苦、食欲不振、面色晦暗、腹部胀满，提示“肝胆湿热”“肝郁脾虚”及二者的复合证型是ALT≥2×ULN慢性乙型肝炎的核心病机。

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四诊资料数字信息化的过程，数理统计方法及其相关数据挖掘技术在其中可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18]联合中医诊断和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力量，以慢性乙型肝炎临床较为常见的肝胆湿热证和肝郁脾虚证为研究对象，采用特征属性筛选和决策树算法等数据挖掘技术，试图构建上述两个证候的信息分类模型，结果筛选出了与肝胆湿热和肝郁脾虚鉴别诊断相关的7项重要属性(苔白、苔厚、舌红、舌胖、脉细、膝软、HBeAb)及其在此基础上的8条鉴别规则，提示数字化模型的研究对于推进证候诊断规范化有着重要意义。有大样本横断面研究[19-20]收集了1 064例患者的临床四诊信息，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方法，提取出26个公因子，合并为8个符合临床的因子组合证型，并针对频数>10%的症状、体征，归纳出76项信息条目，包括症状体征45项和舌脉21项，经K-means聚类分析，确定了8类临床证型，频率由高到低分别是脾胃湿热(30.6%)、肝胆湿热(18.1%)、肝脾湿热(14.8%)、肝郁脾虚(8.6%)、肝郁化热(8.4%)、脾虚湿困(7.0%)、湿热夹肝肾阴虚(6.9%)、阳虚夹血瘀(5.5%)，结果表明：湿、热、郁、瘀、虚是慢性乙型肝炎的主要病机要素，湿热为核心，阴虚、肾虚、血瘀则是疾病发展、转归的主要趋势，而兼夹证的高频出现则体现了病程长、病情复杂、虚实相间的病机状态。

相对于疾病发生发展的持续动态变化过程，中医证候也会随着病机的变化而发生转变，比如传变(不同脏腑经络的传移)和转化(对立面的转变)，这对证候的规范化临床运用提出了挑战。有学者[21]借用“遗传漂变”的含义，提出“证候漂变”这一新的术语，重点强调了证候动态性量变(未达到质变程度)的过程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以慢性乙型肝炎典型常见证候肝郁脾虚证为研究对象，纳入了169例患者，分为未治疗组和辨证治疗组，观察证候漂变的发生情况，同时在辨证治疗组中采用两种方法(一种考虑证候漂变，一种未考虑)进行疗效判定，结果显示：未治疗组和辨证治疗组的证候漂变率分别为42.9%、25.7%(P<0.05)，辨证治疗组中证候漂变现象导致疗效评定发生了正偏倚。从这个角度分析，证候漂变丰富了证候规范化的研究范畴，且对改进证候疗效评价具有实践意义。证候的构成要素是各种临床症状、体征与舌脉象。有研究[22]以临床较为常见的口干症状为研究对象，纳入463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探索口干症状出现率与病位证素、病性证素的关系，结果显示：口干在肾病位证素中出现率最高，其次是肝；与病性证素阴虚、阳虚、气虚、血虚、热证、血瘀、气郁、湿证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5，0.17，0.157，0.08，0.451，0.159，0.137，0.021，与阴虚、热证的相关性最高，表明口干是肝肾阴虚(有热)证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其证候诊断的可靠依据。

3　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客观化研究

随着乙型肝炎发病机制、病理生理研究的持续深入，病毒复制、再激活、基因突变与宿主免疫状态、免疫抑制、免疫病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了新的进展，对病毒致病性表现的两个病理层面——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也有了新的认识。大量研究数据[23]表明：HBV并不直接损害肝细胞，肝细胞损伤多由免疫病理导致。此给中医药辨证论治干预慢性乙型肝炎及探索证候的特征性系统生物学和免疫学指标提供了研究方向。有研究[24]总结了HBV前C区、C基因启动子(BCP区)、P基因区(YMDD)的突变与中医证候的相关性，结果表明：HBV DNA阴性患者中虚证(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较实证(湿热中阻)更易发生前C区突变，而HBV DNA阳性患者则与此相反；对于BCP突变和YMDD突变而言，均是实证突变检出率高于虚证，湿热中阻证最高，这也提示湿热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且缠绵难愈，丛生变证。对于基因检测分析内容，除了HBV基因突变因素，还有不同证候患者之间的基因谱表达差异。有试验[25]提取肝郁脾虚证和肝肾阴虚证患者白细胞总RNA，分析结果显示：肝郁脾虚证单独调变的基因主要与细胞动力学、多器官调节、cAMP依赖性蛋白激酶PKA活化等相关，肝肾阴虚证单独调变的基因与神经递质转运体、氮氧化合物合成酶调节物、RNA多聚酶Ⅲ转录因子的诸多活性相关，提示不同证型具有基因差异表达的趋势。也有研究[26]以山西地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发现本地区患者基因型以C型为主，中医证候以肝胆湿热和肝郁脾虚为主，但不同证候间的HBV DNA定量无明显相关性。

有试验从蛋白组学水平研究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的本质，即是从基因多态性延续到蛋白差异表达，利用MicroRNA在转录后水平调控蛋白表达的功能及其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多靶点性的调控特点，采用基因芯片技术和蛋白组学研究方法。有研究[27]发现：脾胃湿热证与肝郁脾虚证患者之间有125条差异基因，肝郁脾虚证酶解样品质谱鉴定得到165个蛋白，整合分析后可以看出，在差异基因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蛋白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揭露了功能基因转录后MicroRNA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推测其可能是证候的物质基础。蛋白组学研究方法很多，其中表面增强激光解析离子化飞行时间质谱仪(SELDI-TOF/MS)属于一种蛋白质芯片技术。有研究[28]采用此方法对不同虚实证候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健康者进行血清蛋白监测，结果发现不同证候具有特征性的血清蛋白指纹图谱，肝胆湿热证与肝郁脾虚证、肝胆湿热证与肝肾阴虚证、肝郁脾虚证与肝肾阴虚证之间的蛋白差异峰分别为m/z4 104和m/z5 032、m/z4 187和m/z5 032、m/z3 698和m/z4 187；并对显著差异的质谱峰预测得到了骨桥蛋白等，为进一步的蛋白鉴定提供了依据。也有研究[29]直接检测肝胆湿热证与肝郁脾虚证患者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M(IgM)以及肝肾功能指标和HBV相关指标，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查看单一指标及差异指标组合对证候的诊断效率，结果表明：白蛋白、IgA、IgM在两个证型之间存在分布差异，但未达到鉴定不同证候的程度，提示相关指标与证候关联度的局限性。

从病毒与宿主之间免疫反应的角度出发，宿主不同的免疫状态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研究[30]选择慢性乙型肝炎免疫耐受、免疫清除、免疫不全3种状态各200例患者，进行证候分析，结果表明：免疫耐受组肝郁脾虚、心肝郁热、脾气虚证高于其他两组，免疫清除组湿热内蕴、肝郁气滞证高于其他两组，免疫不全组肝肾阴虚、肝血虚、气阴不足证高于其他两组，提示不同免疫状态的证候分布有显著差异。也有试验[31]选择肝胆湿热证和肝郁脾虚证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两个证候之间血清CD3+、CD4+、CD8+及IgA、IgG、IgM的水平差异，结果显示：两个证候组内在不同随访时间点上述指标含量差别无统计学意义，CD3+、CD4+在两个证候之间分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肝胆湿热证高于肝郁脾虚证，其他4个指标组间分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有研究[32]在多中心、大样本、横断面调查的基础上，收集了1 868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证候分布和病毒学指标信息，运用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法探讨证候与病毒学指标的相关性，调查结果表明：HBeAg、HBeAb与湿热蕴结证均呈正相关，HBeAg与肝郁气滞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瘀血阻络证呈负相关，HBeAb与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呈负相关，此为证候的客观化诊断提供了依据。

4　讨　论

在“促进中西医结合、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导下，不管是从思维方式、认知方式，还是从研究方式、诊疗方式，都要注重中、西医学的融会贯通、优势互补、协同创新[33]。对于中医学理论核心观点的“辨证论治”也应如是开展系统研究，证候及其相关要素和应证组合是其中的关键[34]。随着现代医学“循证理念”的普及、推广和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发展，DME(Design—设计，Measurement—测量，Evaluation—评价)基本原则对中医药临床评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需要通过科学严谨的研究设计将其客观展现出来，而循证医学的推广则有助于中医药干预的确切疗效得到科学研究的证据支持。通过临床研究和评价的方法学实践，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的循证医学进行有机地结合，根据客观有效的研究数据，制定出公认的中医辨证论治实践标准。

中医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显著的疗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特点是中医药干预慢性乙型肝炎发挥优势的重要保障。针对证候学研究，首先是规范化，既要遵循中医学理论的核心观念，又要充分利用现代循证医学的理念和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或开展大样本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或检索文献数据库进行二次挖掘和总结，或利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聚类和关联性分析，或总结、提炼众多临床专家经验和智慧；其次，还应系统开展证候的客观化研究，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研究成果，探索和确定不同证候的差异化、特异性生物学指标。证候的规范化研究，着眼于从宏观层面总结主要症状、体征、舌脉象等要素；证候的客观化研究，着眼于从微观层面探索基因型与表达谱、miRNA调控蛋白表达、血清蛋白质指纹图谱差异、病毒血清学指标、肝功能指标、免疫水平与功能状态等要素。二者的有机结合、互为补充是中医证候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方向。

目前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研究较多，但仍然存在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复杂、证候名称多样、证候表现多变、主次症辨识度不高、证候实质的定性定量指标差异度和关联度分析不足等问题，导致证候标准缺乏统一性和公认性。同时，中药复方制剂配伍中包含的“理法方药”“君臣佐使”一以贯之理念体现了在辨证论治指导下方药与其所主治病证严丝合缝的对应关系，这也是开展中医证候规范化和客观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深入研究慢性乙型肝炎的证候规范组成和关联理化指标，揭示“治病求本、本于辨证、证在标准”的客观规律，从而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辨证分型体系，提高辨证的规范性、准确性，也是在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优势互补、良性结合的基础上，评价中医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系统效应，以表达和体现中医药干预的“差异化定位和优势作用”。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Hepatitis B[R/OL].(2010-12-09)[2016-01-28].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04/en/.

[2]张国民，孙校金，王富珍，等.中国18～59岁人群乙型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及乙型肝炎疫苗免疫策略探讨[J].中国疫苗和免疫，2013，19(3)：266-270.

[3]LU FM,ZHUANG H.Management of hepatitis B in China[J].Chin Med J(Engl),2009,122(1):3-4.

[4]陈象青.中药治疗乙型肝炎研究进展[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4，32(12)：2968-2970.

[5]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肝病专业委员会.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试行)[J].中医杂志，1992，33(5)：39-40.

[6]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肝病专业委员会.病毒性肝炎中医疗效判定标准(试行)[J].中医杂志，1992，33(6)：53.

[7]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0-11.

[8]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147-148.

[9]钱英.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分型[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4，2(1)：13-15.

[10]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西医疾病部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28-129.

[11]蔡光先，熊焰，陈斌，等.内科常见疾病中医证治国际标准(草案)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J].湖南中医杂志，2010，26(5)：108-109.

[1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循证临床实践指南·中医内科[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1-23.

[13]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肝胆病学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分组.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2012年1月)[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2，28(3)：164-168.

[1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肝病专业委员会.慢性乙型肝炎(ALT≥2×ULN)中医证候诊断标准[J].中医杂志，2015，56(1)：89-90.

[15]郎庆波，翟东霞，黄枫，等.江苏启东地区4618例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证候调查[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2，10(5)：525-530.

[16]徐琳，赵瑜，彭景华，等.慢性乙型肝炎常见证候特征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5)：1780-1783.

[17]叶永安，田德禄，蒋健，等.1003例慢性乙型肝炎(ALT≥2×ULN)患者中医常见症状及证候分布特点研究[J].世界中医药，2015，10(9)：1293-1298.

[18]陈潇雨，马利庄，胡义扬.基于决策树方法的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分类[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27(1)：40-43.

[19]王恩成，唐琳，王健，等.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聚类分析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34(1)：39-42.

[20]王恩成，唐琳，王健，等.基于因子和聚类分析的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特征对比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14，25(2)：499-501.

[21]陈悦，张满英，毛乾国，等.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证证候漂变及其对证候疗效评价结果的影响[J].中医药通报，2012，11(2)：45-49.

[22]刘文兰，车年聪，刘汶.慢性乙型肝炎口干症状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14，22(21)：3122-3126.

[23]陈国民.如何恢复中药在乙型肝炎治疗中的重要作用[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13，23(6)：321-323.

[24]李菲菲，王蕾.乙型肝炎病毒基因突变与中医证候的关系[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3，34(24)：3382-3384.

[25]管艳，苏式兵.慢性乙型肝炎证候差异基因表达谱分析[J].新中医，2014，46(9)：58-60.

[26]郭晓霞，王效红，梁瑞敏，等.山西地区基因C型慢性乙型肝炎的中医证候特点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15，26(10)：2441-2443.

[27]李白雪，张技，吴疆，等.MicroRNA在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研究中的应用前景[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11)：3499-3501.

[28]宋雅楠，赵瑜，彭景华，等.基于SELDI-TOF/MS技术的慢性乙型肝炎虚实证候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8)：2575-2580.

[29]赵瑜，彭景华，李雪梅，等.基于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和逐步判别分析法探索实验室指标对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诊断的价值[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2，10(12)：1382-1387.

[30]杨丽莎，梁志清，范剑薇，等.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不同免疫状态主要证候的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8(1)：102-104.

[31]李红山，朱德东，傅琪琳，等.慢性乙型肝炎不同中医证候机体免疫功能的动态变化[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3，31(11)：2391-2393.

[32]毛果，蔡光先，陈斌.1868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医证候分布特征及与血清病毒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4(4)：24-28.

[33]郑晓红，马伯英.中西医结合的当前之路：融通协同[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5，35(12)：1415-1418.

[34]邓华亮，谭钧元，毕京峰.基于证候要素建立慢性乙型肝炎证候诊断标准的思路与设想[J].传染病信息，2011，24(5)：318-320.

(编辑颜冬)

2016-03-16；修回日期：2016-05-04

1001-6910(2016)07-0074-05

R512.6+2

B

10.3969/j.issn.1001-6910.2016.07.34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科研课题(2014ZX09509001003)

·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