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国重， 顾明栋



主体的演变与生存美学*
——福柯与拜厄特的主体化艺术研究

段国重， 顾明栋

摘要：福柯是法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拜厄特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尽管二者所从事的职业完全不同，但对主体的历史演变和生存美学的探究却殊途同归。拜厄特的代表作《占有》探讨了人类历史上的三种主体化模式：远古时代自由个体的主体生产，近现代宗教、理性、权力统摄下的建构主义主体生产，后现代主体坍塌之后的美学化主体生产。福柯在有关主体化艺术的论述中提出了类似拜厄特思想的历史考察：古希腊古罗马人的主体化艺术、宗教时代的“牧师权力”和现代性社会“管理权力”对主体生产的控制、主体建构的宏大叙事破碎之后的后现代社会主体化艺术的重生。这与拜厄特的主体历史形成模式相互应和，体现了小说家和思想家从不同的路径对人类主体性这一问题的历史循环模式的相似思考。福柯的哲学著作与拜厄特的虚构小说形成了一对十分有意义的互文文本，对二者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上主体演变和生存美学这两个哲学与美学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福柯； 拜厄特； 《占有》； 主体性； 主体化艺术； 生存美学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A.S.拜厄特是英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两人因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似乎没有任何交集，但在一个后现代语境下的热门话题上，二人却殊途同归。这就是对主体和生存美学分别从哲学和艺术的不同视角进行了探究，并得出相似的结论。因此，福柯的哲学文本与拜厄特的虚构小说可以说形成了一对十分有意义的互文文本，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上主体演变和生存美学这两个哲学与美学问题的理解。但是，国内外现有的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至少现有的拜厄特研究几乎没有对这一点予以关注，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者以历史视角对人的主体性问题所作的思考和书写。本文拟比较福柯有关主体性的哲学思想和拜厄特小说对同一哲学命题的美学思考，对两者从不同的路径反思主体演变和生存美学的哲学及美学问题作一个初步的研究。

拜厄特的代表作《占有》*英文版：A. S. Byatt,Possession：A Romance， New York: Vintage, 1991；中文版：拜厄特著，赵东泓译：《占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叙述的是两个年轻学者研究维多利亚时代两位诗人的故事。在发现两位逝去诗人的书信、日记、诗歌作品和经历的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罗曼史，并涉及鸿蒙时期的人类远古、维多利亚时代和颓废没落的后现代西方社会。人们一般认为该小说是后现代元小说或“理念”小说，其用时空穿越的结构将学术侦探、浪漫故事、北欧神话、格林童话、哲学探索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融为一体，是为了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但我们受福科对主体性研究的启发，认为作者的构思把三个历史时空并置并使之互相对话，似乎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主旨，就是要呈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人类主体化模式的差异：古人自由生产自我主体的生存美学，维多利亚时代在宗教、理性、权力凝视下的主体构建，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体验了现代性主体崩塌和肢解之后获得新生的希望。福柯在有关主体化艺术的论述中提出了类似拜厄特思想的历史考察：古希腊古罗马哲人的主体化艺术、宗教时代的“牧师权力”和现代性社会的“管理权力”对主体生产的控制、现代性主体的宏大叙事破碎之后的后现代社会中主体化艺术的重生。这与拜厄特以小说形式对主体形成模式的历史考察相互应和，体现了两位思想家和作家对人类主体这一问题的类似的后现代主义式的思考。但他们比后现代主义主体观更进了一步：对于福柯和拜厄特来说，揭示主体的建构性本质并非最终目的，他们想要揭示的是人类主体的演变历史和对人类进行操控的力量，并提出还主体性于人的可能途径。福柯和拜厄特都认为走出主体困境的途径就在于打破现代性禁锢，重拾古人的主体化艺术，生产生存美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体。

一、福柯的主体性思想与生存美学

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对知识体系的考古学研究、70年代完成了对权力性质的谱系学研究之后，于80年代的伦理学研究中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人之主体这一核心问题。在其伦理学研究中，福柯所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被构成具有知识的主体？我们如何被构成行使或服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如何被构成有我们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页。福柯认为自己对知识和权力考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人之主体，并且认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基本动机在于揭示主体之本来面貌与提出主体化艺术。福柯对于主体所作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对知识和主体之间关系的考古学研究中，福柯看到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在对“真理”的寻求过程中逐步抛弃了对主体精神的追求。而在对主体所作的权力谱系学研究中，福柯基本否定了独立主体的存在，将之归结于“牧师权力”和“管理权力”的构建结果。至此，笛卡尔时代以来一直被启蒙思想家宣扬的个人主体精神与理性被认为不过是社会权力的体现与载体，人之存在被彻底物化、外在化与他者化。在第二阶段，福柯反思了其第一阶段主体观念对外界权力的重视和对人内在精神意志的忽视，重新审视了人之精神与躯体在管理权力之下的积极能动作用。为了寻求解决现代性主体危机的方法，福柯将视线投向了中世纪牧师权力和现代性管理权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并在古代贤哲身上找到了美学性的自我生产技术，从而提出了其生存美学与主体化艺术思想，希冀帮助陷入现代性主体困境的人们回归美学性生存状态。

(一)真理与主体的缺失

在《主体阐释学》中，福柯认为近现代主客二元对立式的哲学研究中真理与精神的分离是现代性社会人之主体异化与丧失的表征之一。在福柯看来，哲学是对真理的探究，而对真理的探究离不开人对自身及其精神的充分认识。福柯认为在古希腊、古罗马贤哲看来，身体的践行与精神的体悟是获取真理的必经途径：“在古代，‘如何获取真理’这一哲学问题与对精神(spirituality)的实践……从来不曾分离过。”*Arnold I. Davidson, introduction to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Prance 1981—1982, ed. Frédéric Gros,New York: Picador, 2005, xxiv.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人都将对自我的认识与呵护放在第一位，他们强调通过战争、禁欲、远行与冥想等方式体悟自身，并通过对自身的认识获取对于世界人生的认识。

福柯认为，柏拉图对超验理式的追求标志着真理与主体的首次分离。与苏格拉底等人对自我精神的关注相比，“在《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中可以看到，人之灵魂在关照自身时，目光投往虚无‘高尚’之处——神性、本质和它们呈现其中的超天国场所”*Michel Foucault,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Prance 1981—1982, ed. Frédéric Gros, New York: Picador, 2005, 495，211，17.。柏拉图所谓理式的超验性使之与自然物象和艺术再现对立起来，超验理式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的地位高于人之主体和艺术表现，自我不再可与真理并驾齐驱。但福柯认为，在柏拉图看来真理虽在人身之外，但人之主体在真理认知中依然不可或缺，所以柏拉图的立场似乎模棱两可(double-game)。真正使两者分道扬镳、使人之主体与真理无关的是基督教思想的出现。福柯写道：“皈依基督教的首要因素是弃绝自身，是已有自身的死亡，是一种重生，而这一重生的自我在存在方式、习性或气质等方面与旧我毫无关系。”*Michel Foucault,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Prance 1981—1982, ed. Frédéric Gros, New York: Picador, 2005, 495，211，17.基督教的原罪意识要求基督徒们彻底弃绝自身以赎取宽恕和获取新生。人之肉身和精神不仅与宗教“真理”无关，反而是获取“真理”的障碍与威胁，故而需要放弃旧我而通过基督教义生产新我。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人之主体被重新赋予一定意义和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真理”依然与主体相去甚远，人之精神仅仅为获取“真理”提供可能途径。

现代性社会的开端，即福柯所说的 “笛卡尔时刻”(Cartesian Moment)，拉开了启蒙运动的序幕，而与之俱来的是现代性主体观念。笛卡尔的哲学赋予人的理性意识以核心地位。但是在福柯看来，笛卡尔的哲学并没有实现启蒙的宗旨——还理性于个人，反而使真理与人自身相去愈远。在这一点上，福柯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思想家的反启蒙思想一脉相承。福柯认为：“我们进入现代社会时，认为唯有通过知识才能获取真理，知识是个体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Michel Foucault,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Prance 1981—1982, ed. Frédéric Gros, New York: Picador, 2005, 495，211，17.需要指出的是，启蒙理性所追求的是具有普适价值的超验性知识与真理，因而存在于人身之外，与主体存在无涉。所以，笛卡尔以来寻求所谓客观知识的现代理性加剧了哲学(philosophy)(对真理的探究)和精神(spirituality)(对自我的探究)的二元分裂，从而也加剧了知识与自我的分离，其后果是主体的湮没和人与真理认知的阻隔*Arnold I. Davidson, introduction to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Prance 1981—1982, xxiv.。 这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们追求的精神肉身合二为一的真理相去甚远。现代个体不再关注自身，而只关注自身之外的知识与所谓客观真理，主体性即被消解，生存美学也被抛弃。

(二)权力与主体的生产

在福柯看来，现代性社会中，主体在人们对理性真理的追求中遭到遗弃，同时沦为权力的产物。在其权力谱系学中，福柯甚至否认主体的存在。在《权力/知识》中，福柯谈道: “个体及其身份与特征是权力关系的产物。”*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Vintage, 1980, p.74.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在福柯的主体哲学中，“主体完全受制于权力的锻造，屈从于匿名的权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被规训和造就，它只能是‘驯顺的身体’，最终，主体不过是支配身体的权力技术学的效应”*汪民安：《福柯的界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福柯称现代性规训权力为一种 “微观物理学”。 这种现代性权力与前现代社会中权力对肉体的惩罚与消灭大相径庭，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全景敞视性、权力内化性以及生产性。这种权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地发挥着生产并管理主体灵魂的功能，它存在于学校、家庭、医院、监狱、慈善机构等等各种社会机构之中。福柯以英国思想家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中的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的关系为例，说明了现代权力监视下的主体生存状态。福柯所说的现代主体随时处于权力的聚焦凝视之下，他们只有被凝视而无反凝视的选择。长期的凝视监督使现代主体内化了权力的凝视，并以权力之眼反观自身及他者，故而从权力的对象转化成为权力的载体，从权力的受动者转化为权力的生产者。 这种施加于现代主体身上的监督权力是现代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意味着权力的唯我性与普适性。现代权力以理性标准观察、研究现代主体，于是就产生了符合现代性要求的个体和与之相悖的灵魂有待管理的个体——“被监视、训练和矫正的人，疯人，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监督的人。”*[法]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1—32页。

福柯认为，这种从消灭肉身到生产灵魂的权力形式变化的根源，在于基督教道德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牧师权力”的产生。与压制性国家权力不同，牧师权力不以惩戒为手段与途径，也不以军队、监狱为形式与表现。它关注的是作为羊群的民众的伦理、道德和心理领域，以一种呵护和怜爱的姿态将形态各异的个体纳入宗教权力模式之中，并使每个个体自动内化权力意识，且主动践行对自身和其他个体的同化监督。 福柯认为，在“牧人—羊群”权力模式与“城邦—国家”权力模式中，“前者是一种针对个体生活的权力，后者衍生出的是政治权力。但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对个体进行呵护、操纵的牧师权力被国家权力整合，成为针对个体的国家权力形式”*黄华：《试论福柯的“生存美学”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由此可见，进入中世纪和现代社会以来，西方人伦理道德等主体存在方式的选择不再是古希腊人式的自由选择，而是对基督教道德法规和现代性规训权力的无条件顺从和虔诚皈依。

(三)主体化艺术与生存美学

那么，个体在这种权力的规训面前是否无处可逃呢？个体与真理之间的联系是否从此一刀两断呢？这正是福柯通过其主体化艺术和生存美学希冀解决的问题，也是拜厄特在其小说中所关注的最终目标。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历史的源头，投向了未受现代权力大肆侵染、真理认知与人的自我认知密不可分、个人自觉实践生存美学的时代。福柯认为，追求古希腊人的“生存美学”便是一条重拾主体存在的途径。他的生存艺术指的就是“那些意向性的自愿行为，人们既通过这些行为为自己设定行为准则，也试图改变自身，变换他们的单一存在模式，使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具有美学价值、符合某种风格准则的艺术品”*汪民安：《福柯的界线》，第264页。。福柯对古希腊人与现代人在伦理道德选择上的对比研究揭示了古人美学性的生存方式。他认为：“虽然古希腊社会也有一些基本的道德禁忌和规范，但这些禁忌和规范都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参考性的……与之相反，自中世纪的基督教道德实践以来，道德禁忌和规范成了一种普遍的强制和绝对命令，人们的服从是被迫的，不由分说的。”*余虹：《主体化的艺术：福科的伦理谱系学与生态美学》，《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在《主体阐释学》中，福柯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人，如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们，强调对自身的认识以及真理与自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正是因为相信真理来自于人对自身的认识，古代哲学家们才充分重视通过苦行、反思、禁欲、战争、行游等各种方式来纯洁(purify)自身，认识自身，从而认识真理。这即是古代哲人们的一种生存美学。福柯认为:“塞内加(Seneca)、普鲁塔克(Plutarch)和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劝告人们顿悟(turning round)，但其顿悟的唯一结果和目的是接受自身，认识自身，并非弃之而去。”*Michel Foucault,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Prance 1981—1982, p.495，p.210.对真理的认识和对自身的认识不可分割，“悟道”(conversion)并非“弃身体而去，而是充分的自知”*Michel Foucault,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Prance 1981—1982, p.495，p.210.。这种古代哲人对自身的美学化呵护在现代性社会中不复存在。福柯说过：“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物体发生联系，而不是与个体或生命发生关联。每一个体的生活难道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吗？”*[法]迪迪埃·埃里蓬著，谢强、马月译：《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4页。福柯的生存美学就是这样一种视个体生命为艺术品的生存实践，是一种行为道德。生存美学确立的是个体与自身之间的美学关系，关注的是实践中的个体。

二、拜厄特的主体性思想与主体化艺术

拜厄特的代表作《占有》中所呈现的人类主体化的历史考察与福柯的主体考古学观点不谋而合。小说整体上呈现一种三个时空并置对话的共时性艺术特征：远古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和后现代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的叙述所采用的题材与叙述历史的演进规律吻合统一，符合叙事文学诗在先，散文继之，先有传奇后有小说的模式演进规律。”*程倩：《回归历史之途——析拜厄特〈占有〉的历史叙述策略》，《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构成了一组镜像对话关系，三个时空的并置也凸显了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相互联系但却不尽相同的主体化过程。

(一)远古时代：自我技术与生存美学

拜厄特在《占有》中借维多利亚时代的主人公艾什、拉莫特之笔，以腹语术的方式摹写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其中有《普罗塞涅皮娜的花园》、《门槛》、《饶纳诺克》、《仙女美鲁西娜》和《水晶棺》等。“神话是人类文明最早的载体，拜厄特从神话开始进行历史溯源，表现出当代人尊古贱今、报本反始的普遍心理倾向。”*程倩：《历史的回声——拜厄特〈占有〉之多重对话关系》，《 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1期。而这种心理倾向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当代人主体意识的混乱与危机。

这些神话人物形象给当代人留下的最大启示便是美学化的自我生产技术。这里以《水晶棺》为例，说明《占有》中拜厄特对远古时代人物主体化过程中的生存美学的思考和呈现。《水晶棺》是以维多利亚时代女主人公拉莫特的名义对著名的格林童话进行的改写。其对原童话的改写意图很明显，重在突出小裁缝的自由选择和这些自由选择所带有的美学化特征。小裁缝外出谋职并非仅仅为了谋生，“他实在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成天想的是周身四处会发生什么奇遇”*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54.。小裁缝最重要的选择是在他杀死黑巫师解救公主之后并没有要求与公主结婚，而是让公主继续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跟她的哥哥生活在一起。这表明小裁缝不仅注重自己的自由选择和主体化塑造，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 这一选择在福柯那里至关重要，因为呵护别人是呵护自我的生存美学重要的一个方面：“福柯的自我呵护是一种有意的自由实践。自我呵护首先意味着不能成为自己的奴隶，自由是对他人的呵护。为了说明这一点，福柯引用了古希腊人对独裁者的看法：独裁者其实是他自己欲望的奴隶，他之所以对他人没有道德是因为他没能呵护自己。”*Neve Gordon, Foucault’s subject: An ontological reading, Polity 31, No. 3，1999， p.409.此外，拜厄特对小裁缝在大富大贵之后仍然选择回归艺术创作的改写意味深长：“小裁缝对此(打猎)不感兴趣，就呆在炉边……就只剩一件事漏了没提。一名没有好好发挥自己手艺的工匠，那就不叫工匠。所以他下令将最细致的丝布，以及各式华丽的丝线都呈上给他，然后，他依凭自己的快乐，做起了过去他为了维生而不得不做的工作。”*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62.小裁缝的劳动不以换取报酬工资为目的，而是一种生存美学性的创作。

在那没有宗教和其他权力形式侵染的远古时代，小裁缝和其他的所有人物都在没有他人凝视的环境下塑造和维持自己生活的艺术化特征。小裁缝所关注的既非肉身之外的超验精神，亦非自我之外的钱物权力，而是自身的自觉伦理抉择与美学存在。这种对真理和伦理选择的自觉意识与宗教时代的神性权威和现代性社会中权力的无意识运作形成鲜明的对比，故而体现了拜厄特改写童话的基本意图：重现古代哲人的生存艺术，唤醒现代社会的主体意识。作者这种对远古时代主体化艺术和美学化个体生产方式的推崇，与福柯在其权力谱系学之后的伦理学研究中提出的生存美学不谋而合。

(二)维多利亚时代：他者凝视下的被动构建

当代主人公罗兰在查找维多利亚时代诗人艾什作品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诗人一封未完成的信，在另一女性主义批评家莫德的协助下，两人挖掘和重现了诗人与另一维多利亚女诗人拉莫特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被认为是“一个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宗教观大行其道，保守、压抑、勤勉、节制、严肃而又狭隘的社会”*金冰：《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32页。。正如艾什在信中写道：“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古老而疲惫的世界里——一个被层层堆积的观察与推测所淹没的世界。年轻的普罗题诺或帕提默岛的信徒约翰在人类文明早期明媚的春光里可能捕捉到的真相，现在已经被重写了无数遍的羊皮纸所遮蔽。”*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p.181，p.256，p.467,p.168,p.168,p.459.伦理选择与主体意愿的相悖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主人公的最大特点。在予拉莫特的信件中，他反复问道：“我想，这样的自由不就是你一心想为自己争取到的自由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因人情世故那道多刺的藩篱而退缩至此呢？”*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p.181，p.256，p.467,p.168,p.168,p.459.拉莫特怀孕之后，她的选择是远走异国他乡独自生产，甚至隐瞒自己真正的身份，与女儿以姨妈相称并痛苦不堪：“这三十年来，我一直是美鲁西娜。我在这座城堡的垛口四处飞翔，对风哭喊着我盼望的事，希望能看看我的小孩，喂喂她，安慰她，而她却不认识我。”*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p.181，p.256，p.467,p.168,p.168,p.459.

由此可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故事都以悲剧收场。在这里，小裁缝那种自由选择的主体化技术已然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他者凝视的内化式接受。借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实践本体并不是由个体自身发明的，他们乃是个体从他的文化中发现的某种模式，是由他的文化、他的社会以及他的社会群体所建议并强加于他的。”*[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84页。与福柯“全景监狱”式的现代权力运行机制相呼应，拜厄特的主人公们生活在他人的凝视中。这种他人的凝视包含着伦理道德、公众意愿和他人监督等。在他人的凝视下，个体被迫放弃自由的选择而去顺从他人与群体的意愿，所有他人的目光交织而成一座森然的铁皮屋，个体成了铁皮屋按照要求设置生产的产品，个体化无从谈起，生存美学不复存在。

拜厄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主人公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是：一方面他们的非理性冲动要求他们独立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普适理性原则阻止他们的独立选择。最终独立理性转变成了保证自我持存的工具理性，而这种工具理性消解了主人公们的独立主体性存在。这暗合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伦理道德普遍性立法原则的思考：在启蒙运动之后，“被事物、物质、宗教信仰的奴役只不过被另一种更深层次的奴役所取代：‘盲目的自然的自我持存的冲动。’因此独立主体消解了自身；成熟堕落为毫无批判性的实证主义。”*Lewis Hinchman, Autonomy, Individual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 James Schmid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508.

(三)后现代社会：毁灭后的新生

《占有》中的后现代社会叙事层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艾什研究专家罗兰和拉莫特研究专家莫德在挖掘和探究维多利亚时代诗人艾什和拉莫特之间爱情故事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自身主体被解构的现实，并因而重获主体体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教育的熏陶下，罗兰和莫德两人都对爱情和意义产生了怀疑：“他们出生在一个不信任爱情的时代与文化氛围中，恋爱﹑浪漫﹑爱情﹑完全浪漫，却反过来产生了一套性爱﹑语言﹑语言学情欲﹑分析﹑解剖﹑解构暴露。”*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p.181，p.256，p.467,p.168,p.168,p.459.莫德认为：“我们从来不说爱情一词……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可疑的意识形态建构。”*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p.181，p.256，p.467,p.168,p.168,p.459.在罗兰看来，当代人的主体是“一系列彼此松散连接起来的系统的交叉点。”*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p.181，p.256，p.467,p.168,p.168,p.459.小说中其他现代主人公同样表现出了自我意识缺失和主体性丧失的特点：罗兰的老师布莱克艾德因受其老师李维斯的影响而失去了创作的勇气，像一部机器般生活在地下的“艾什工厂”里；克劳伯终日追名逐利，以物质填充空洞的自我；比阿特里斯像一只蜘蛛终日看守着艾什妻子艾伦遗留下来的日记，慵懒而无为。拜厄特在其《历史与故事》一书中也曾发表过有关对后现代主体的看法：“我们没有一个有机的、可发现的、独立的自我。我们也许只不过是一系列分裂的感官印象、回想起的事件以及不断变幻的零碎的知识、观念、意识形态和陈腐的反应。”*A. S.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London: Greenwood, 2001, p.31.

小说中所有的现代主人公都体验了一次主体的重塑和生活的美学化，并且都是自由而艺术的。他们的改变既非来自外在的压力，亦非来自内在无意识的冲动，而是来自对主体的艺术化和生活的美学化的冲动和追求。小说正文的最后一段意味深长：“到了早上，整个世界充满了陌生的新气息。这种气息是事情过后的气息，是绿色的气息……这种气息是死亡与毁灭的气息，闻起来新鲜又朝气蓬勃，充满希望。”*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p.473，p.446.正是因为有了死亡和毁灭，才会有新生和希望。本来毫无创造力可言的罗兰在发现维多利亚诗人的爱情故事后重新找回了创造力：“他还有时间感受之前和之后的奇怪之处；一小时前，他还写不出诗，现在，诗文如同雨水般落下，真实无比。”*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p.473，p.446.本来视爱情为虚构的他和莫德一起体验了抛弃后现代理论负担之后重获的爱情,而他们在追逐爱情的时候再也没有了维多利亚人对他人目光的疑虑。他人的伦理关怀和对自身的美学性呵护都是他们自由的选择，这就是后现代的希望和生命。其他人物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如老学究布莱克艾德又焕发了勃勃生机，无视他人成见而与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利奥诺娜开始同居。

三、艺术与哲思的共鸣

现代性社会中的主体性构成以及个体与文明的关系，是所有当代思想家都不得不加以思考的问题。福柯与拜厄特的现代性主体思想暗合诸多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的考察，如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关启蒙辩证法的思考、弗洛伊德关于文明与个人精神分析的考察、以赛亚·柏林的反启蒙运动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詹姆逊等有关文明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个人主体化问题的思考。他们的思想都对现代性作出了大体类似的反思：西方近现代文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理性文明，并没有把个体从宗教或迷信的神话中解放出来，而是以另一种理性神话束缚了个体的发展。在欧洲中世纪，宗教、迷信和其他各种外在权威使个人失去独立运用理性思考的能力，从而消解了其独立主体性的存在。笛卡尔在其《第一哲学沉思录》中试图还理性于人，并以理性定义人。他认为人有质疑思考本身之外的一切的理性能力(Cogito)，如其名言所示：“我思故我在。”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提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olitical Writings, ed. H. S. Hei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54.启蒙运动的基本理想是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认识事物，而不是听从宗教、神话和他者的权威。但只用理性界定、描述人的主体存在忽略了人之欲望激情等非理性因素。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应运而生，批判了理性主义主体观，对包括各种非理性因素的人之主体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界定。启蒙理性的工具性本质也激发反启蒙思想随之而生，甚至卢梭、斯宾诺莎和伏尔泰这些启蒙主将的思想中都带有反启蒙基本原则——普适性机械理性的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启蒙的批判更为系统深入。韦伯所批判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启蒙辩证法》中所忧心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葛兰西所批判的“霸权(hegemony)”和卢卡契所谓的“物化(reification)”等，都是反思现代性问题的代表性思想。弗洛伊德对文明的精神病学研究以及福柯对“牧师权力(pastoral power)”和“全景监狱(panopticon prison)”式权力的分析，也都体现了现代性主体生产的困境。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里，本质主义主体不复存在，所谓主体只不过是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的构建结果而已。

现代性主体的困境对于众多后现代语境下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来说已然达成共识。哲学家福柯和小说家拜厄特在这一点上就持类似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致认为：走出主体困境的途径就在于打破现代性禁锢，重拾古人的主体化艺术，塑造生存美学意义上的主体。福柯把主体化艺术定义为“个人运用他自己的办法或借他人之帮助对自己的躯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的实践”*[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79页。。拜厄特小说中古代艺术家和神话人物的生活方式是对福柯在古希腊古罗马贤哲身上看到的主体化艺术的理想诠释。拜厄特神话人物的生活环境中没有先在的意识形态，没有预设的主体模式，没有无所不在的管理权力，也没有强加其上的伦理道德；有的只是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化和美学化的主体生活而自动选择的伦理道德实践。

此外，两人在后现代时期现代性主体坍塌、美学性主体重生的可能性上观点一致。福柯认为，当代人正处在一个有可能摆脱现代性主体困境的时刻，一个有可能在古人的主体化艺术实践中得到启发而重获生机的时刻。他认为后现代时期具有和古希腊类似的生存境遇：“我们今天的社会历史处境与古希腊大体类似，即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一个‘上帝死了’的时刻，一个基督教的普遍强制性正在失效的时刻。”*余虹：《主体化的艺术：福柯的伦理谱系学与生存美学》，《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后现代社会质疑并解构了现代性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诸如理性、权力等各种宏大叙事与价值。解构之后的任务在于重建，现代性主体观念的崩塌和幻灭意味着坍塌之后的重建和毁灭之后的新生。后现代式的主体困境在福柯看来有着枯木重生、否极泰来的潜力与可能。这种潜力和可能与拜厄特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人公的主体精神及认知能力复活如出一辙。在《占有》中，后现代知识分子表面看来属于质疑宏大叙事、消解深度模式、反对本质主义主体观等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范畴，而其对主体构建本质的渲染实则恰恰是高度理性的另一种体现形式。这种后现代式的工具理性也正是拜厄特小说在后现代故事层面的主要批判对象。但是，拜厄特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沦为没有独立主体性的空白傀儡，而是通过自觉抛弃理性的认知理论禁锢，重新认识人之肉身与精神在认知中的作用，并重拾宗教与现代权力和理性侵染之前精神、事物、认知的结合统一，以实践一种自我精神与真理探求结合的生存美学。在拜厄特看来，美好的远古时代已然遥不可及，看似平静的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令人窒息的压抑，只有在这所有的逻各斯、所有的超验真理和权力被揭示并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人们才能轻装上阵，实践一种美学化的生存和艺术性的主体。

结语

法国思想家福柯和英国小说家拜厄特都对人之主体这一话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拜厄特小说中的三种主体化模式暗合福柯对人类主体化历史性的考察。二者思想的殊途同归并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体现了在历史长河中主体演变的大趋势。福柯用哲学话语勾勒出的人类主体发展史与拜厄特用小说叙事描绘出的人类主体发展史遥相呼应，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都质疑了本质主义主体观，并揭示了现代性主体的建构本质。但两人都没有仅仅停留于对现代性主体的反思批判上，而是更进一步考察了后现代时期主体的生存状态，并试图提出走出这一主体困境的途径。为了找到这一途径，两人又同样把目光投向了古代，福柯在古希腊与古罗马哲人那里看到了生存美学，而拜厄特改写古代神话传说刚好是通过文学手段阐释了福柯式的生存美学。这一生存美学及自我生产技术，就是福柯和拜厄特通过历史考察和艺术探索为当代主体困境所指出的哲学和艺术出路。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赵洪艳】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2.006

作者简介：段国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扬州 225009)，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收稿日期：2015—07—01

顾明栋，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