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晓 霞



论民初小说理论的转型期特征及其价值*

谢 晓 霞

摘要：民初文学以及民初小说理论所展示的渐进式变革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常态。我们在肯定“五四”文学激进变革的先锋形态的重要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和贬低民初小说理论作为常态形态的价值。它将小说纳入文学范畴并深入探讨其艺术特性，实现了民初小说理论从重视文学之用到关注文学之体的转型；它也给我们将一直困扰着中国现代小说家的“体用之辨”和“雅俗之争”问题拉开了序幕且展示出其复杂性和丰富性。民初的小说比较理论更具开端价值。这一切，在给我们展示了文学史的常态发展过程中观念和实践变革的努力的同时，也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进行了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上的准备。

关键词：民初小说理论； 中国小说现代转型； 常态； 局限； 价值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长河中，“民初”始终是一个较为尴尬和暧昧的存在。尽管历史上的“民初”曾是一个思想激荡、人才辈出、人们为共和理想的实现而挥洒激情的时代，但是，一回到文学本身，前有晚清的余晖，后有“五四”的璀璨，“民初”文学很自然地就因其曾被视为“旧文学”而黯然，甚至寂然。对小说理论来说，因为“五四”时期的小说理论从一开始就已非常系统化和多元化，人们更容易忘记它还有过一个作为过渡和转折的民初时期。可是从实质上来说，即便我们承认“五四”对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全面转折的意义，也依然禁不住要问：“五四”这样一个断裂式的革命难道就是凭空发生的吗？“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人们接受“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民初”小说理论本身来探究中国小说理论的现代进程，就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小说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发生学上来理解“五四”文学革命“何以”和“以何”发生，这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62页。民初小说理论无疑也充当了这样一种“中间物”。 然而，这又是一个令人欣喜和疑惑的“中间物”，它将贫瘠与丰富、保守与创新、终结与开端非常奇异地融合于一体，构成了一种丰富与芜杂并存的理论景观：它将小说从晚清政治启蒙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正式纳入文学的范畴探讨其文学特性；它掀开了困扰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家和理论家的许多问题的帷幕；它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终结，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序幕。在中国小说理论的许多领域，它无疑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存在。虽则其最终的命运是被“五四”文学革命的大潮所淘汰，但它给我们展示了文学史的常态发展过程中观念和实践变革的努力。

一、小说文学地位的确立

民初小说理论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将小说从晚清政治启蒙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认可小说作为文学的审美特性并就一些具体的艺术问题进行探讨，实现了民初小说理论从晚清重视文学之用到民初关注文学之体的转变，直接推动了中国小说观念以及创作的现代转型。虽然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都还比较粗浅，但是“其主要价值不在于纯理论意义，而在于促进了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陈平原：《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概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格局中，诗文居于正统，小说一直是不入流的“小道”，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一些正统的文人根本不认为小说是文学。到了晚清的新小说理论，出于改良群治的需要，小说被纳入文学且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饮冰：《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表面上看来，小说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从本质上来说，新小说理论并没有体现出小说观念上的进步。在新小说理论家这里，小说是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和工具而得到推崇的，小说的文学意味非但没有加强，反而因为宣传的需要而有某种程度的减弱，甚至连创作者自己也承认：“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稍殊。篇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后来的小说林派理论家黄人在他的《〈小说林〉发刊词》中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1期，1907年。但他的声音很快便被淹没在新小说理论的巨大轰鸣之中，没有对当时的创作界和小说理论界造成多大的影响。王国维、徐念慈的主张同样也没有成为主流。在晚清，占主要地位并对社会发生重要影响的始终是梁启超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理论。它看重的是小说的工具价值，对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产品的本体价值的关注则远远不够。这是晚清小说理论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所存在的严重不足。

相形之下，民初小说理论不仅指出小说是文学，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探讨小说作为一种审美产品的本体特征，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管达如在《说小说》中毫不含糊地指出：“文学者，美术之一种也。小说者，又文学之一种也。”*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第5、7至11号。他不但将小说看作文学，而且也看到了小说作为文学的审美本质，并且还指出这种审美特性给读者带来的吸引力和审美的愉悦：“人莫不有爱美之性质，故莫不爱文学，即莫不爱小说。”*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第5、7至11号。这表明，管达如对小说的认识已经切入到小说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和艺术产品的较为本质的层面，他看到了小说独立的审美价值，尤其是注意到了读者阅读小说时情感体验的参与。小说成为文学，并且能以其美感打动人，这是民初小说理论的巨大进步。正如袁进先生所认为的：“与晚清相比，民初的小说理论更注重情感，晚清小说理论不重情感而重知识，把小说作为教科书。”*袁进：《试论民初小说理论》，《科学界》1997年第3期。虽然在政治小说的热潮刚刚开始减退的民初，指出小说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特性并不见得就将小说真正建立在了艺术的基础上，但管达如于1912年就提出的这种观点在当时还是如空谷足音一般惊醒了民初的很多小说理论家。

紧随其后发表于《中华小说界》的民初另一篇著名的小说论——成之(吕思勉)的《小说丛话》则在管达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小说为美的制作，义主创造，不尚传述。”*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3至8期。他还介绍了西方的模仿、选择、想化(想象)、创造的艺术理论，作为美的制作的4个阶段。对晚清以来普遍将小说工具化、知识化的趋势，成之也进行了自己的辨析，并进一步强调小说的文学特性：“开通风气，灌输知识，诚要务矣。何必牵入于文学之问题，必欲以二者相牵混？是于知识一方面未收其功，而于文学一方面，先被破坏也。”*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3至8期。这对于将小说从晚清政治启蒙的宏大叙事之中解放出来，恢复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显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小说界之后的一系列变化，包括“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进变革，无疑都有民初小说理论的推动和铺垫之功。有了管达如和成之的开端，民初的其他小说理论家也都自觉地在文学的基础上对小说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论述。张毅汉在一篇讨论短篇小说的论文中指出：“盖小说，乃一种文艺之著作”，而且还申明：“述小说则必勿背美术之旨，在在动人。”*见张毅汉在《小说月报》第10卷第1、2、5、10、12号的“短篇小说范作”专栏里对短篇小说形式进行分析的5篇短文。将小说看作文学，承认并指出小说作为文学的审美特质和情感属性，由此不但成为民初小说界的一种共识，而且也为“五四”关于小说的一系列探讨作了理论的前期准备。

在小说的文学地位和审美本质得到肯定和提倡的同时，民初小说理论也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些误区进行了清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常常被视为史传的附庸，写小说只是为了补正史之阙，小说向来是被作为“野史”、“稗史”来看待的。这种状况到晚清仍然没有多少改观，即使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也似乎没有认识到小说的虚构本质，反以作品的真实有据而自豪。在他的《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就有这样一段“著者按”：“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纸中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2号，1902年。

民初小说理论在注意到小说作为文学的独立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小说从历史的覆盖下解放了出来。如改革前《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就不但看到了小说这一文体的虚构本质，而且还以据实而录为小说的大忌。他认为：“小说之文，寓言八九，蜃楼海市，不必实事，钩心斗角，全凭匠心……今此文据事直书，失其旨矣。”*焦木：《〈血花一幕——革命外史之一〉后记》，《小说月报》第3卷第4号。管达如在他的《说小说》一文中，将世界分为理想界与事实界，认为：“一切书籍皆所以记载事实界之事实，小说则所以记载理想界之事实者也。”*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第5、7至11号。在认识到小说的虚构特征，将小说提升到人的精神创造层面的同时，管达如对小说和历史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历史小说“其所叙述事实之大体，以历史为根据，而又以己意，捏造种种之事实，大抵真者一而伪者九，若《三国演义》其代表也。小说之作，所以发表理想，叙述历史，本非正旨。”*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第5、7至11号。管达如这段论述所持观点，与后来“五四”小说家们对小说的看法有着一致之处。如胡适就指出：“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郁达夫也认为：“小说家当创作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束缚的。然而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也没有太拘守史实的必要。”*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虽然管达如的理论表述不够系统，在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证方面无法与“五四”小说家相比，但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也足见他的理论识见和勇气。成之不但将小说作为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认为“小说者，第二人间之创造也”*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3至8期。。而且还就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许多艺术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如创作过程中想象的问题、艺术典型的塑造等等。

如果将民初小说理论与晚清的新小说理论稍加比较，便足可见其中所体现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小说理论虽然从理论上赋予了小说前所未有的地位，但这一代理论家启蒙的热情使他们忙于将小说作为启蒙工具来看待，在凸显小说的启蒙现代性的同时，小说的审美现代性被搁置。民初小说家理论则在回归和恢复小说的文学本性的基础上，就小说的许多具体的艺术问题进行了各自的阐发，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中缺失的审美现代性的一翼找寻了回来。

二、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诸多问题的提出

在民初小说理论中，围绕着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的许多问题尽管无解，却都被提了出来。虽然这些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直观感受和常识性的表达，芜杂琐碎，不成系统，但是，它们却包含了无限的生机和可能，具有了开端的价值。这里既有政治与小说的关系问题，还有小说的雅俗问题。

小说和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始于晚清。晚清梁启超等人所发动的小说界革命以一句并无实据的“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的传言和猜想而将小说提上了文人和政治家共同关心的可以承担救国救民重任的议事日程。小说从传统的末流小道步入了对“新民”、“新道德”、“新政治”、“新人格”等经国大事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神奇地位。小说地位的这一系列变化，均是因为梁启超等人坚信“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这种对小说在西方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的过分迷信和夸大，加上康、梁等人急于改良中国政治的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小说理论在小说和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偏颇立场，那就是出于改良政治和启蒙宣传的需要而过分夸大了小说对政治的作用，在催生出了中国的政治小说的同时，他们的小说理论也成了一种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色彩的改良主义的小说理论。

清末民初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热切关注的新小说理论在这一点上恰好切合了当时的时代情绪。这使它成为在清末和民初最有影响的一种小说理论。当时以至稍后的小说家和理论家在一种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不约而同地认同或者继承了它的某些观点而看重小说的政治功用和社会功能。如恽铁樵在《〈小说丛考〉赘言》中写道：“吾国社会之优点为孝，为义侠，为慈善；劣点为淫，为凶顽，为迷信，为诈。凡此种种，于何造因？其最大之潜势力，即旧小说。”*恽铁樵：《〈小说丛考〉赘言》，《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对当时社会生活和社会风气对小说题材以及作家写作的影响，他却只字未提。由于过分看重小说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否有助于教育青年、激励社会人心或者扭转社会风气成了他对小说进行衡量的标准。在他看来，“小说之用，有惩有劝，视政治教化具体而微，而为之补助者也……言情欲者皆宾，言其他事实者皆主”*树珏：《再答某君书》，《小说月报》第7卷第3号。。

到了管达如和成之的小说理论，虽不直接谈小说和政治的关系了，但是，问题被置换为小说和社会的关系依然在讨论，只不过民初小说理论家和作家们明显更重视对小说本体特征的探讨。小说和社会关系问题的讨论因而更多地关涉到小说的艺术来源和小说的社会功能。在理论层面上，小说的社会作用和社会责任依然被高度重视，但具体到创作，大量言情小说以及通俗杂志的出现却向我们表明：这的确是一个矛盾的时代。

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20世纪中国小说以至文学的一个问题的帷幕，在此后的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甚至是后来的改革文学、反腐文学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问题的持续和衍变。

雅俗问题也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争议的一个核心。在民初前后的小说理论中，这种争议主要体现为语言的文白之分。文言和白话在此时成为雅俗争议的焦点。

在传统的观念中，白话一直被视为下等人使用的语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相应地，白话创作也成为俗文学的一部分。从晚清开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出于政治启蒙的需要，梁启超等人使用报章文(一种浅近文言)来创作文章和小说，黄遵宪等也在诗歌语言方面进行了通俗化的尝试。这些理论和实践无疑在一步步地改变着传统的雅俗区分。到了民初，随着科举的废除，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进入小说创作的队伍，这导致民初小说非但没有在白话文的演进方面做出什么成绩，反而呈现出一种向文言和半文言回归的倾向。

令人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在进行着白话化的努力，而随着这一系列的努力，传统文言的地位开始松动了，白话小说开始跻身雅文学之列。管达如在《说小说》中认为白话体“可谓小说之正宗”*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第5、7至11号。。在《说小说》中，他将我国的文字分为3类：一是古文，二是普通文，三是通俗文，并认为小说应该用通俗文来作。管达如心目中的通俗文，就是白话小说和民初白话报刊中所使用的白话，虽则和现代汉语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已经极为接近了。他还进一步指出：“且古文与通俗文，各有所长，不能相掩：句法高简，字法古雅，能道人以美妙高尚之感情，此古文之所长也；叙述眼前事物，曲折详尽，纤悉不遗，此通俗文之所长也。”*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第5、7至11号。管达如的语言观虽然不像“五四”的小说家以白话取代文言那样具有颠覆性的效果，但能克服一直以来的为语言划分等级的弊端，却也实属难得。

恽铁樵则从语言自身进化的角度对民初风行一时的骈文进行批驳，认为骈文堆砌雕琢，了无新意且不合时宜，进而指出：“小说之正格为白话。”*铁樵：《〈小说家言〉编辑后记》，《小说月报》第6卷第6号。包天笑也认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包天笑：《小说画报》短引，《小说画报》第1号，1917年。他所主持的《小说画报》杂志也全部使用白话。

在他们的倡导下，一批小说家开始了白话创作的实践。如一直被文学史误读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徐卓呆的小说创作就都用的是和现代白话极为接近的传统白话。他刊载于《小说月报》2卷1号(1911年)的《卖药童》不仅题材上写底层平民的悲惨遭遇，而且将传统白话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徐卓呆这一时期的其他小说也都采用的是传统白话。胡寄臣在民初的自由诗创作也几乎可以和“五四”后的现代白话诗乱真。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如上的白话提倡和实践，“五四”现代白话的推广才得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白话创作才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雅文学。1920年1月，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使用语体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白话，现代白话在社会层面就此站稳了脚跟。

三、比较文学理论的萌芽

清末民初翻译热潮的出现，使许多西方名著进入中国社会和读者的视野，与此同时，大量西方小说的翻译，也在某种程度上促生了比较文学理论的萌芽。由于当时翻译的文学品种主要以西方小说为主，因此，最初在中国露出头角的主要是小说比较理论。

在笔者看来，民初小说比较理论中，最成熟、最成系统的并不是被誉为民初比较理论鼻祖的孙毓修的比较理论，而是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在和读者信件往来中关于中西言情小说的比较。在《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一文中，恽铁樵从5个方面比较了中西言情小说的差异，最后得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的结论。第一，恽铁樵对中西言情小说的主旨进行了比较。通过对中西国情的分析，认为西方人大都有自己的信仰，而我国当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适逢信仰失落之时，旧有的道德正面临崩溃，新的道德体系还未建立，国人的是非标准是“杌镍无定”*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6卷第7号。。小说作为社会生活和作家思想的反映，势必受其影响，这导致我国言情小说“惝恍失据，终不可欤”*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6卷第7号。。第二，题材方面，恽铁樵认为西方小说纯粹为言情而言情的极少，而我国小说则有专事言情的传统，这可以说是抓住了当时中西言情小说在题材方面的不同。但也不无偏颇之处：纠正中国言情小说陋习的热望使他看不到或者说不想提到西方也有专讲言情的小说。第三，他从社会根源上对中西言情小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言情小说不如西方的社会原因：“外国言情小说，层出不穷，推原其故，则以彼帮有男女交际可言。吾国无之。彼以自由结婚为法，我国尚在新旧嬗蜕之时……是故欧洲言情小说，取之社会而有余；我国言情小说，搜索枯肠而不足。”*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6卷第7号。第四，他从中西社会规范的比较入手，认为西方社会思想观念比中国先进，故其言情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也优于中国。在这里，恽铁樵主要对中西关于婚嫁生死的看法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人深受宗法思想的影响，所以导致社会存在重男轻女、婚姻不自由、财产世袭、义务教育不普及等弊病。小说所反映的，也是旧规范下的旧观念。第五，他从语言的角度指出我国言情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之处，那就是词章味太浓。

恽铁樵的这篇文章，相对于后来成熟形态的比较理论而言，显得很稚嫩和单薄，甚至也不乏偏颇之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确属难能可贵。从社会功效来说，这篇文章在纠正人们对西方小说的偏见方面也极为有力。针对当时鸳鸯蝴蝶派小说泛滥的局面，恽铁樵在另外的文章中指出：“彼西国小说之言历史、科学、侦探，无不参有爱情，亦无不以爱情为宾笔；至其专言爱情之作，无有不以家庭、社会、德性、宗教为标准。求如中国《西厢》派之公子、小姐、丫环云云，虽百千万本中，不能得一。”*树珏：《再答某君书》，《小说月报》第7卷第3号。这一切都表明，作为民初作家、编辑、小说理论家中的一员，恽铁樵已经具有初步的比较意识，他对中西言情小说的比较，不论是从方法还是从比较的角度来说，都具有了现代小说比较的基本规范和思路。

《欧美名家小说丛谈》的作者孙毓修在该书中对中西小说及其影响小说的因素进行了比较。其中有中西小说题材的比较。在介绍法国作家柔罗(今译凡尔纳)的《二万镑之奇赌》(今译《八十天环游地球》)中，他指出中国小说题材方面的缺陷，和西方小说相比，缺少科学意味的科幻小说。还有中西小说作家的比较，他在《欧美小说丛谈·英国十七世纪间之小说家》中将莎士比亚比作我国的屈原和杜甫，认为他们都是“永远的，世界的”*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英国十七世纪间之小说家》，《小说月报》第4卷第2号。；也有对于作家遭遇和其著作关系的比较，如他指出：“昔太史公遭腐刑，荟萃先秦之记载而成《史记》；司各德以亏其形体，归而著书，犹此志也。谓司各德为‘西方之太史公’，谁曰儗于不伦乎？”*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司各德、迭更斯二家之批评》，《小说月报》第4卷第3号。他还对中西小说的语言进行了比较，认为我国言文不一致，所以导致“吾国人一言小说，则以为言不必雅驯，文不必高深……欧美各国，文言一致，故无此例耳。其小说文字，皆非浅陋者”*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司各德、迭更斯二家之批评》，《小说月报》第4卷第3号。。孙毓修还注意到中西读者欣赏习惯的异同，“往往有英人极脍炙之书，我辈视之，味同嚼蜡”*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英国十七世纪间之小说家》，《小说月报》第4卷第2号。。但中西读者的欣赏趣味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喜欢读通俗小说，他还举出霍桑和施耐庵作为例证。孙毓修的小说比较相对于恽铁樵来说，显得凌乱、不成系统，但也抓住了小说比较的一些基本方面。这表明民初的作家和理论家已开始将眼光投注到外国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他们已经能够客观地看待中西小说之间的异同。而这些，正是借鉴西方小说及其理论的必不可少的一步，也是必须经过的一步。从中可以看出的是，民初的小说家和理论家在摈弃晚清中优西劣等成见之后，对中西小说的阅读和理解都已经走向深入。作家、作品以及造成这样的作品的世界、读者的欣赏习惯等等，都进入了他们的比较视野。

管达如对中西小说的比较则纯粹是从小说的社会功用着眼。他认为中国小说的写实性不如西方小说，原因在于我国社会缺乏科学思想，因此，应“以他国文学之所长，补我国文学之所短”*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第5、7至11号。。同时，他也看到中西读者欣赏趣味的差异：“各国国民之好尚，互有不同。”*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第5、7至11号。管达如对于中西小说的比较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他的这些看法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这些文字混合在他对民初小说的整体论述之中，因此，既不成系统，又很零散，这也是当时比较文学还没有起步的结果。

民初比较文学理论的萌芽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中西交流的加大和一大批西方小说的翻译。但长期的封闭也造成了当时文人在审美心理上的某种偏颇，他们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西方小说的长处。直到启蒙的需要促使着他们，西方小说才开始以比较本真的面貌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这导致比较理论发展的迟缓，它是附带在普通的小说论中渐渐成长的。因为没有独立的论述框架，它难免琐碎、零散，同时也不尽客观。但可喜的是，小说家已经在以一种逐渐走向成熟的态势进入比较文学的领地，并开始了他们的最初探索。

结语：民初小说理论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

从总体上来看，民初小说理论回到文学本体，将小说纳入文学殿堂，指出其审美本质并就小说创作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探讨，促进了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在开端的意义上，它给我们将20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小说家的许多问题拉开了序幕且展示出其复杂性和丰富性。民初的小说比较理论更是不容忽视其价值。但这一代小说理论家自身的局限以及当时社会的局限使他们仍然滞后于整个世界文艺思潮。他们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窠臼，建立像“五四”那样全新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对传统难舍难离的不彻底的背叛中，他们也给自己铺下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五四”的大潮所淘汰，成为了文学历史中的“中间物”。即便如此，我们也仍需看到并正视其价值。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民初是直接地开启了五四新小说，提供了五四小说出现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及可能性。”*柳珊：《前夜的涌动：论民国初期的小说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6期。对民初小说理论价值的肯定不仅关涉到我们对中国小说理论现代转型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丰富、复杂和艰难。

陈思和先生在《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中，将现代文学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常态与先锋。认为常态形态的文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异。时代变化，必然发生与之相吻合的文化上和文学上的变化”*陈思和：《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如果我们把“五四”文学革命所带来的小说理论和创作的激进变革看作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先锋形态的话，民初小说理论所展示的渐进式变化无疑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常态形态。作为常态形态，它将中国小说转型中的许多问题以更丰富更充分的方式展示了出来。但当我们以后来的文学史叙述的眼光将“五四”激进的先锋形态看作现代文学的主流的时候，这种常态形态显然只能是被遗弃和被批评的命运。

对民初小说理论以至整个民初文学来说，这样进行判断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当1917年前后的那场文学的激进变革发生的时候，民初小说理论基本上已经从观念和实践两个领域将小说的文学本质推广到了民初的文学界，这使“五四”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在文学的基础上来探讨现代小说以及其他现代文体的变革和发展问题。民初小说理论关于小说的体用之辨和雅俗之分也并非只是历史的中间物，“五四”以至后来的文学仍在延续这一问题并在争议中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比较典型的如30年代老舍的创作、40年代张爱玲的创作还有十七年的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对小说雅和俗的理解和处理。民初小说比较理论展示的也不只是比较理论的萌芽，更是一种与晚清截然不同的对西方文学的接纳态度。这无疑对“五四”以世界的眼光进行文学变革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总而言之，面对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我们虽则不至于将问题硬性提升到“没有民初，何来五四”这样的层面去探讨，但是，在看到其作为转型期小说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和局限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抹杀民初小说理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所具有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上的准备。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赵洪艳】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2.004

作者简介：谢晓霞，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518060)。

*收稿日期：2015—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