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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对“灰姑娘”母题的继承与发展

2016-01-27

关键词:母题灰姑娘男权

周   芃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韩剧对“灰姑娘”母题的继承与发展

周 芃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灰姑娘”母题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近年来韩剧有意识地复制和改写“灰姑娘”母题,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成功与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影响,为数众多的女编剧的性别价值取向,以及数量庞大的女性观众的审美期待等有着密切的关联。韩剧对文学母题的合理继承与发展,对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剧;“灰姑娘”母题;男权;女权主义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2.015

“母题”是个外来概念,源于拉丁文“moveo”,意指动机,所以母题与动机有关。在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界,普遍采用的是美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用“motif”这个词来诠释的意义,即“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且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1]499。汤普森曾广泛搜罗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故事和叙事诗歌,并从中提取母题两万余个,经过比较,他认为“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1]51。

灰姑娘的故事在很多国家都有文本记载,尽管时间不同,地域不同,但故事的内容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将世界各地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合并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几个共同的部分:1.一个女孩受到虐待(后母和异母姐姐的不友善;父亲去世或无能);2.她被迫在家或在外从事卑贱、艰苦的劳动(得到树、鸟或其他动物帮助);3.她遇到一位王子,或王子知道她很美丽(王子与她跳舞时被迷住,同时对灰姑娘暗示自己所受的苦难感到迷惑);4.由于她的鞋,她被识别出来(试鞋或完成某种困难的工作);5.她和王子结了婚。

灰姑娘故事流传千年,广受全世界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究其原因,也许就像美国民俗学家R.D.詹姆森所说的那样,“灰姑娘故事最直接的含义还在于它表现了一个小女孩对于美好生活的幻想”[2]。对于传统社会的女性而言,她们最需要的是安全感和依靠感,是从亲密的关系中获得满足和愉悦,而灰姑娘故事里的贫民女孩与富有的白马王子的完美爱情故事无疑能极大地满足她们的精神需求。

文学母题就像种子,有着潜在的生命力和更新生长的可能性,只要合理地加以培育往往会事半功倍、收获多多。如今,聪明的韩国电视剧人看中了“灰姑娘”母题的艺术价值,为招徕观众,提高收视率,他们一部又一部地制作以“灰姑娘”为原型的电视剧,营造“乌托邦”,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韩国电视剧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时至今日,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在数量可观的作品中,“灰姑娘”的故事占据了相当的分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星梦奇缘》、《洗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和《看了又看》,到世纪之交的《蓝色生死恋》、《人鱼小姐》、《我叫金三顺》、《浪漫满屋》和《豪杰春香》,再到近几年的《新妓生传》、《成均馆绯闻》等,均属此列。这些电视剧虽出自不同时期、不同编剧,但剧情却大同小异。它们的主角都是年轻的女性,比如《看了又看》里的银珠,《蓝色生死恋》里的恩熙和《浪漫满屋》里的智恩,等等。她们家境平平,没有高学历和过人的天赋,整天辛苦地做着薪资微薄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偶遇家境殷实、学历高、工作体面的男主角。此后,男女主角由于身份、地位悬殊,在相处过程中难免遭遇各种挫折,但历经艰辛后终于花好月圆,结为夫妻。很显然,这就是典型的“灰姑娘”母题的翻版。何平在《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中指出:“母题是具有结构功能的文学元素,以类型化的结构或程式化的言说形态,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可以被别人识别的结构语言形式。”[3]为了便于人们看清这些剧作的“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可以被别人识别的结构语言形式”,我们选择其中的几个代表作,将男女主人公身份背景情况制成表格,展示如下。

韩剧男女主角身份地位、家庭环境差异表

众多剧作中男女主人公身份背景的高度相似显然不能用巧合加以解释,而是韩国电视人对“灰姑娘”母题的有意识的继承和复制,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经营策略。不过,这种继承和复制是有限度的。与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在与王子遭受波折后终于喜结良缘故事便戛然而止不同,韩剧延续着灰姑娘的生活,即女主角婚后的生活。她们或遭受婆婆刁难,或遭遇豪门世家美女插足,等等。这些节外生枝使传统的“灰姑娘”母题得以改写、变异和发展,使人在熟悉之中产生陌生感,从而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

早期韩剧里的女主角更类似于传统的灰姑娘形象,她们善良、克己、隐忍,对于不幸的命运习惯逆来顺受。例如《蓝色生死恋》中的女主角恩熙,在殷实富裕的教授之家度过公主般的童年后,阴差阳错地回到贫困而又负债累累的生母家,从此生活不再安逸,但恩熙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巨大变故。长大后的恩熙在酒店打工时,偶遇教授家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儿子俊熙,两人在接触中暗生情愫。但他们的感情却遭到多方阻拦,恩熙多次暗自流泪,最终不得已忍痛离开俊熙,独自承担内心的痛苦。在《看了又看》中,妹妹银珠在乡下长大,因为家境不好,高中毕业后只好去读卫校,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被母亲宠爱的大姐。后来,她嫁给家境殷实的检察官基正后,又因为自己出身贫寒、学历不高而被婆婆嫌弃,常遭刁难。银珠为了保持家庭的和睦而将自己遭受的种种委屈埋在心里,待独处时则默默垂泪。还有,像1997年的《星梦奇缘》、2002年的《人鱼小姐》等剧中的女主角也大多如此:性格温顺、忍辱负重,面对亲人的冷遇、伤害,婆婆的刁难和工作的不如意,大多一忍了之,即传统意义上的“贤惠”女人。

近十几年来,韩国受西学东渐的影响颇深,人们的女性观、伦理观、婚姻观已发生了改变,于是,韩剧里的“灰姑娘”的性格也悄悄随之变化。她们不再一味低眉顺眼、克己忍耐,而是热情开朗、乐观进取,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充满生命活力。比较典型的例子有2005年热播的《我叫金三顺》,其仅在韩国本土的收视率就突破了55%,在中国也很受欢迎。剧中女主角金三顺是个年过三十,没有显赫家世,没有正当工作,而且还惨遭前任男友抛弃的大龄“剩女”。她因饮食无节制而导致肥胖,面对困境时喜欢讲粗俗的笑话。失恋后她立刻去相亲,在被“高富帅”男主角真贤吸引后,多次主动向其表白。期间,家境较好的男主角的前任女友对金三顺的追爱行动进行阻止,要求其放弃真贤,对此,三顺断然予以拒绝。三顺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勇敢地坚持自我的现代灰姑娘。用剧中她自己的台词说就是:“相爱吧,就像没有受伤一样;跳舞吧,就像没有人看你一样;唱歌吧,就像没有人听一样;工作吧,就像你不需要钱一样;生活吧,就像今天是最后一天一样。”除了金三顺之外,2006年《浪漫满屋》中的智恩,2008年《豪杰春香》中的春香,2009年《花样男子》中的金丝草和2011年《新妓生传》中的丹丝兰等众多女主角,也都具有新型灰姑娘的性格特征。她们虽然家境贫寒、处境卑微,但都积极向上,决不向来自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低头。

韩剧对“灰姑娘”母题的继承与发展无疑是成功的,而其背后则涉及社会历史、婚姻习俗、性别心理以及文学传统等诸多因素。对于女性而言,向往有着白马王子的美好爱情的愿望是在任何时代都不曾改变的,不同的只是追求的方式。或者是过去的含蓄委婉,或者是现在的直截了当,方式的改变是因为时代的改变,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女性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

母题不仅具有功能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文化心理性。因而,“分析一个民族的文学母题,常常能够揭示该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母题以审美的方式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人和世界的独特态度和把握方式”[4]。韩国隶属于东亚文化圈,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其影响深远。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提倡的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尽管目前韩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西方文化的影响也随处可见,但由于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和绵延不绝的儒家文化基因的影响,其社会仍是男权文化一统天下。在韩国,男人是主角,肩负着支撑社会和家庭的双重重任。而女性,包括相当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往往蜗居家中,成为不得已的生活“配角”。如此背景下,“灰姑娘”母题备受推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韩剧的编剧多为女性,且家庭主妇居多。2005年上海曾经举办“中韩电视编剧研讨会”,当时与会的韩方代表有九成都是女性!这些女编剧没有养家的压力,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然而,在男权文化主宰下的韩国,“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5]231。长期生活在男权文化阴影下的女编剧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视女性为男性附庸的社会常规文化心理,即便她们拥有较为自由的创作空间,仍不约而同地将“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为爱情”[6]。当然,女性较之男性在感情上更为细腻、敏感,创作爱情剧本身也具有先天的优势。早期的韩国女编剧将“灰姑娘”式的爱情描写得唯美动人,她们笔下的女主角大多美丽、柔弱、善良,在精神和物质上多依附于多金而又帅气的男主角。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5]121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现实生活越来越偏离传统法则的指南,韩国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地位也日渐提高,比如,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即为女性。新世纪的女性对传统男权文化的认可度越来越低,于是,女编剧笔下的“灰姑娘”也变得独立而自尊,即使追求爱,也要与男性平等相处,而不再是做传统意义上的男人的附庸,即体现了这样的观念:“一个公正的愉快的两性关系,全靠两性间相依、平等与互相扶助的关系,不靠妇女附属与男性的优越。”[7]比如《我叫金三顺》中的男主角真贤因亲人出车祸去世而走向精神自闭,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梦想的三顺打开了他的心扉,并使其获得真爱。再比如《浪漫满屋》里的男主角李英宰是个超级大明星,在他遭遇事业低谷时,是通过不断努力而成为知名女作家的智恩伸出援手,让英宰成为自己作品的男主角,助其重回事业的巅峰。也就是说,新型“灰姑娘”不仅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而且还能担当起拯救男性的重要使命。

另外,新近韩剧里时常出现的一个情节也很值得玩味,即所谓“契约”。还是在《我叫金三顺》里,男主角真贤因为不堪家里无休无止的相亲安排,便对单身“剩女”三顺提出“恋爱契约”,即三顺假扮真贤女友来阻止家人的相亲安排,而真贤则帮三顺偿还家里的巨额债务。同样,在《浪漫满屋》里,英宰也与智恩签订了“结婚契约”,即英宰通过和智恩结婚来消除绯闻,从而稳定自己的明星事业,而无家可归的智恩则可以免费住在英宰的屋子里。此类“契约”的出现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当事人双方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公平的交易居然擦出了爱的火花。就像托尔斯泰说过的:“我们平等地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8]

在热播的韩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韩国的女编剧们试图通过“灰姑娘”的故事来展示在男权文化统治下韩国女性的某种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当然,冲破男权统治追求平等这条路走起来还是相当艰难的,男权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根深蒂固,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束缚着所有的人。因此,女性特征仍有待于解构、重建和完善。波伏娃曾说过:“人类社会最终将达到男女平等,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会逐渐失去以往的一些女性特征。”[5]21

韩剧的创作固然与编剧、与民族文化心理有关,但市场的因素也不能忽略。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文化市场,真正左右文化产品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化消费者。在韩国,电视剧观众80%为女性,而且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所以,要想提高电视收视率,就得满足她们的喜好。“灰姑娘”母题的不断重复和改写,都缘于这些女性观众的心理需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以使家庭主妇从繁杂琐碎的家务中脱身。女人天性爱做梦,完美的爱情、理想的“乌托邦”是她们永恒的精神期待。女人多半还有些自恋,且渴望被人爱怜,然而,现实生活中又没有那么多的白马王子,那就只好让自己暂时置身于剧中去扮演一回“灰姑娘”,在虚拟的故事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历年来轮番上演的韩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传统的灰姑娘,还是新型灰姑娘,灰姑娘故事的核心要素都没有变,即贫穷女人对于富有男人的依赖。所谓依赖,就是指对爱、感情、庇护、安全、物质等的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由于男女两性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及外部表现气质类型不同,以及环境、教育条件和活动方式的差异,男女两性的性格发展不尽一致,其表现也不尽相同。性格差异主要表现在性格类型的偏向性上”[9]。女性的性格特征就是偏向于依赖性、脆弱性和易受暗示性。而男性则相反,他们更趋向于独立、自主,更易于发挥自己的力量。所以说灰姑娘的故事能如此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它符合男女两性的普遍心理特征和心理期待。诚然,“灰姑娘”身影的反复出现也使韩剧遭到诟病,比如剧情陈旧、老套,缺乏新意,等等。可即便如此,吃准了观众口味的“灰姑娘”故事仍旧屡试不爽,足见文学母题所拥有的艺术生命力之强大。

韩剧对“灰姑娘”母题的继承与发展充分说明了传统的民间故事在当代社会是可以实现现代转化而重新焕发活力的。民间故事母题生长于广袤、厚重的民间文化土壤,是对人类在面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呈示。比如,“难题考验故事” 源于人类生存时常要面对的艰难考验,“孝子故事” 源于民众对亲子关系的期望和失望,“仙女下嫁穷汉故事” 源于民间百姓渴望平等、希望意外得福的心理期待,“恋人殉情故事”源于严酷的现实对美好爱情的摧残,等等。民间故事母题是民族文化积累的果实,它不仅在一代又一代的反复呈示中获得相对稳定性,而且还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超越性。现实从历史走来,现代孕育于传统。现代人与前人在生存中所遇到的基本问题的相似或相同决定了那些看似古老、陈旧的民间故事母题仍具有当代意义和价值,值得人们好好开掘与利用。

韩剧不仅在本土深受欢迎,而且也受到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广大电视观众的热烈追捧,以至“韩流”会成为一种时尚。在韩剧的影响下,韩国料理、韩国服饰、韩国旅游等相关产业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并为韩国经济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韩剧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政府在明确的文化强国目标下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有力扶持,电视工作者高效、精湛、完美的制作,电视剧运营商完备的营销策略的推广,等等。但从文学的角度考察,韩剧对文学母题的合理继承与发展功不可没!在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同时合理地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在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在坚持文化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同时兼顾文化的人类性和普适性,这些都是值得我国电视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2]R.D.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

[3]何平.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

[4]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42.

[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

[6]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27.

[7]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16.

[8]列夫·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301.

[9]程玮.女性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66.

责任编校:林奕锋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2-0069-04

作者简介:周芃,女,湖北黄石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05-07 201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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