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疏离与退缩：论柳永羁旅行役词的文化意蕴

程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柳永羁旅行役词集中展现了其文化身份的矛盾性，自陈身世的主体切入视角，使其不同于代言应歌之词，而是自述情志的为己之作，是其感性生命困境体验的直接表现形式。在表达家国乡愁主题上，柳词有回归古典传统的趋势，但突出了疏离政治本体、放弃士大夫政治人格的特点。彰显个体感性、追求情爱人生是其文化身份的本质所在，追忆旧欢、思慕佳人成为其羁泊无据时补偿家园失落感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反映出沉溺感性而无法确立价值感的退缩意识。

关键词:柳永；羁旅行役词；家园；疏离；退缩

柳永是词史上大量创作羁旅行役词的第一人，《乐章集》中描写登山临水抒发羁愁旅恨的词作有四十余首，加上临行送别、旅居怀人之作总有六十余首，约占其词作总数的三分之一*本文所引柳永词，皆据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下不另注。。前人评柳词，于其歌妓艳词、颂圣投献之词，雅俗之判几无异评。而对其羁旅行役词则颇有歧见，如“耆卿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温、韦忠厚之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秦写山川之景，柳写羁旅之情，俱臻绝顶，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陈廷焯《词坛丛话》)、“柳词胜处，在气骨，不在字面。其写景处，远胜其抒情处。……写羁旅行役中秋景，均穷极工巧”(蔡嵩云《柯亭词论》)。贬者谓其“大率前遍铺叙景物，或写羁旅行役，后遍则追忆旧欢，伤离惜别，几于千篇一律，绝少变换，不能自脱窠臼。词格之卑，正不徒杂以鄙俚已也”(周曾锦《卧庐词话》)、褒者则谓其“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畤《侯鲭录》)，这种文艺评鉴上的差异实折射出柳词文化意蕴的复杂性。柳永代市民立言的俗词在宋初词体演进过程中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而羁旅词则叙写的是士大夫文化背景下游宦行役之中的身世之感、失路之悲，词格卑俗之中又具有明显的雅的性质。柳永文化身份的矛盾性可以说最集中展现在其羁旅行役词中，要正确评价并理解其中的文化意蕴，须结合士人羁旅行役的传统，把握此类诗歌主题所包含的雅文化精神内核，与柳永以词彰显感性生存体验的文化定位之间的内在冲突，并由此洞悉其漂泊人生的悲剧底蕴。目前学界对柳永羁旅词的研究虽多，但多就其抒情模式、情感取向、意象形态等方面加以论述，在阐释内在文化意蕴方面仍待进一步探索*姚蓉、王兆鹏：《论柳永羁旅行役词的抒情模式》，载《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孙小梅：《四时意象最爱秋——柳永羁旅行役词秋意象统计及分析》，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曹章庆：《论柳永羁旅行役词的分期及其情感取向》，载《广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本文拟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讨论。

一、 柳永羁旅词的文本性质

柳永羁旅词中自陈身世的主体切入视角，使其区别于《乐章集》中其他内容题材的应歌代言之词，而是呈露羁旅穷愁之思的自述“情志”之作，是反省自我文化身份的“为己”之作，是其感性生命困境体验的直接表现形式。

柳词按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三类：流连歌舞调笑、狎邪情爱的歌妓艳词，摹绘都市繁华、歌咏太平的颂圣投赠词，表达羁旅情愁的羁旅行役词(其他状景咏物、怀古游仙词等在此不计)。从词体的写作对象和接受阶层来看，前二者基本属于应歌代言之作，后者则完全面对独特生存境遇中的孤独自我，是表达人生价值迷惘而追问不得的为己之作。首先，柳词在总体上都可视为书写真实人生的自我剖白，不但在内容上突破花间尊前、绮怨香艳的藩篱而回归丰富溢彩的现实生活本身，而且词的抒情也开始极具个性化。五代至北宋初的词经历了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尽管“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但体式格局上还不脱庭院深深、诗酒流连的文人雅意的框架，词中之情也显得模式化而没有突出主体之我。柳词浸淫于新兴的市井文化，真正展现了隆宋气象下繁华的都市街景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突出了充满世俗情味的主体精神世界。宋人即说“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刘熙载评曰：“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艺概·词曲概》)。“实说”即是以词写眼中景、说心中事、抒胸中情，无意不发，无辞不达，拓展词的表现领域，丰富词的言说内容；“实说”更重要的是“骫骳从俗”(陈师道《后山诗话》)而不遮饰、不造作，如实记录着生活百态给其感性生命带来的种种刺激和触动。当时晏、欧也作歌酒狎妓、男女相思的小词，但仍将世俗享乐规范在士大夫文化雅的底线之上，柳永则直写街头巷尾的俚俗之语和秦楼楚馆的儇薄之事，张扬着追求感性生活的本真自我。刘氏许其词体而非其词旨，是肯定其运用市井语言、创制慢词长调、以赋法铺叙等在词体演进中的历史地位，而否定其词“从俗”的文化品位，然而这正是柳词切近时代精神富于个性化的本质所在。其歌妓艳词毫不讳言自己偎红倚翠的情爱欲念，尽显其异端和叛逆本色，他的颂圣词虽出于赋颂帝里风光、敷陈太平盛世的政治投献目的，但也不自觉流露出对“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市民世俗生活的向往，其羁旅词已不完全是士人恋阙思家的浪迹旅叹，而更多是追忆帝京艳冶生涯、怅憾旧欢难再寻觅的感性失落。这些直裸大胆的自供状(典型如《传花枝》“平生自负”)，都表明词已不再是诗酒之余遣兴娱宾的工具，而是其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是其感性生命的个性化表达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观照柳词，才能与其真实的自我不隔。

其次说代言。由于词的社会功能和文学品格，繁荣于晚唐及西蜀宫廷文化的花间词在表现女性题材上常有“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叙述模式。一是由于文人作词付诸伶工歌女的唱作需要，二是出于侑酒佐欢、玩赏女色的艳科品格，如欧阳炯《花间集叙》所云：“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词中常由男性创作主体假想或拟代女性视角来写绮怨相思。代言体揣拟女性仪态心理婉曲逼真，虽不无美人香草的寄托之意，但不免流于侧艳，且假想的情境常与自己毫无关涉而遮蔽了创作主体的真实自我，通过词作文本难以直接了解作者志意的深层动机。冯、李、晏、欧的士大夫词破除花间窠臼而自抒其情，尽管涤扫浮艳而注入人生忧患的感慨，但其隐寓寄托的抒情姿态仍多有思妇代言的腔调口吻。就羁旅行役词来说，温庭筠《更漏子》(背江楼)、李珣《南乡子》(烟漠漠)是《花间集》中较少见的以行役山水直叙旅愁的词作，算是正格，张泌《河传》(渺莽云水)、李珣《河传》(去去何处)都是上片直写旅况，下片设想对方怀人，这是《周南·卷耳》《魏风·陟岵》以来转换思念视角的写法。而温之《河渎神》(孤庙对寒潮)、《望江南》(梳洗罢)、李之《河传》(春暮微雨)，则将游子行役隐没为模糊的情绪背景，以引出伤离送别、念远思归的女性形象自叙，男子的羁旅行役便多由离别相思的女性言说视角取代了。柳词中的代言体仅二十余首，且多是妓情词如《定风波》(自春来)之类，可看作花间绪余，其他词作则是创作主体的直接切入，不再有拟托女性视角的转换和遮蔽。羁旅词常以旅途之中的切身闻见直抒浪迹漂泊的感性经验，即使是旅居怀人的传统抒情题材，也着重于“我”的个性化的细节感受，如《尾犯》(夜雨滴空阶)写孤馆夜雨的落寞无眠、《女冠子》(断云残雨)写秋夜静寂的追怀旧侣，都是直接自述，而不再有旁观式的隔膜。因此其羁旅词文本所展示的，正是亲身经历的真实自我，是其漂泊生命境遇的忠实记录。

再说应歌。代言是指词的抒情视角，应歌则是词的创作体式因具体的写作对象而显示出不同的功能性质。应歌的具体内涵学界已有探讨[1]30-32，应歌是词体在士大夫化和“非应”的诗化之前基于唱作互动关系的首要性质，柳词的应歌尤其突出了市井文化背景下应歌妓而作的都市消费文化属性。前人的词话笔记屡屡指出：“柳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宋翔凤《乐府余论》)、“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由于是代市民立言，故采新声、创别调、用俗语、尚铺叙，体现出浓厚的市民意识，更与青楼歌妓结成了互动的消费关系：“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罗烨《醉翁谈录》)。柳永的应歌词体现了词体创作由贵族宫廷向都市艳情的话语转变，极具时代意义，因这不仅是词的娱乐功能和话语叙述向社会下层伸展，为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强大的世俗感性潮流推波助澜；更显示着创作主体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自觉选择，即促成了他对传统士大夫社会角色的背离，确立了浪子狎客和才子词人的身份定位。在这些讴歌世俗生活、流连妓女风情的应歌之作中，词人投注了全身心的热情，沉浸于感官刺激的快感和情欲爱恋的满足，体证了最真实的生命存在，而科场蹉跎与仕途蹇阻更加深了他将世俗享乐与追逐功名相对立的价值取向，由此确立了彰显个体感性、追求情爱人生的生活方式。其颂圣祝寿的赋献词如《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褒美州郡长官的投赠词如《一寸金》(井络天开)等，仍具有应制、应社的应歌性质，且都有铺陈街市阜盛、夸美德政风化、描绘节庆行乐的都市叙述痕迹，与纯粹的政治干谒不同。总的来说，应歌是“有为而作”故有内容的限定和风格的偏向，如歌妓艳词的声色狎戏和情爱话语偏于淫亵俚俗，颂圣投献词的太平景象和美誉套语又偏于典雅平正，这正是“应”的消费目的和接受对象影响了词创作的文本形态。相比之下，羁旅词的创作较少受外在目的性或接受者等因素的牵制，而直接导源于内在情志抒写的单纯动机，“以第一人称来表现个人内心世界，……不考虑接受者和发表的场所”“多以怀才不遇的士人排遣情怀的传统范式为基础”[2]252-263，它基本上是“非应”的为己之作。“非应”的性质抛开了迎合歌者、取悦赠主的写作规范，而与真实的自我有了毫无隔阂的照面，具有了自我抒写的“诗化”意义(柳永的自我抒写犹掺杂着直露的情爱欲念，词的诗化、雅化要经苏轼才得以完成)。而这自我抒写的动机，则是源于感陈身世叙说情志的自发性需要，是士人游宦的生命漂泊状态与相思远隔的个体感性失落之间的矛盾纠葛，是文化身份错位导致人生价值无所归依的惶惑追问和迷惘自诉。应歌词多是自适其情的，羁旅词则是情无所适故发为歌咏，所以其中既有士人羁旅行役常见的古典意象，如自宋玉以来摇落悲秋的文化原型，又缠杂着云雨艳情的世俗气息，呈现出一种雅俗间杂的风格特征，实则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此古典诗歌主题内发生了深刻的碰撞，由此造成了其文化意蕴的复杂性。

总结上述所论，柳永是“以生命填词”[3]，把词当作都市平民文化浪潮中张扬个体感性的表现形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可能越出士人以科举仕宦实现人生价值的旧路，所以其羁旅词真实地展示了他在羁旅行役中感性生命的困境体验。厘清了这种自白式、非代言、非应歌的歌词文本性质，我们才能以此为标本透视其真实的生命状态和人格意义。

二、 柳词的回归古典与潜在疏离

结合汉唐士人羁旅行役的大传统，窥近代文化风气之先的柳词在表达家国乡愁主题上有回归古典传统的趋势，但又明显突出了疏离政治本体、叛离士大夫政治人格的特点，这暗示了柳永人格的内在分裂，也预伏了羁旅词中失据无依的感伤基调。

《周易正义》释“旅”卦云：“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4]，羁旅行役是指因现实事务目的而客游在外、不得归乡的生存境遇，是一种不自由的游离流动的人生样态，谓其游离、客寄、失本，是因游子心中恒有一温暖的家园在召唤他回归。造成行旅失所的原因可归纳为亡国灭族、乱离灾疫、徭役征战、宦游迁谪、行商游艺等几类，“旅”所负载的不可抗拒的现实目的性，以及行旅之中理性所无可解释的生存困境，暗伏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存在悲剧。士人羁旅行役则专指为谋求政治进取而干谒漫游或公务宦游，其背后隐含着儒家“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自觉驱动：“家国同构”使士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必须以伦理为中心将家庭伦常秩序推而为国家政治秩序，最终实现济世救民、天下大同的王道理想；汉唐集权专制政治格局下养士用人的政策，尤其是科举取士的制度化，使士人不得不依附在官僚行政体系内求仕以行道，自觉向政治中心靠拢而纷纷踏上羁旅之途。由家到国的政治实践是士人的道德宿命，而家国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距离，更是文化、心理上的距离)则常使人淹留旅途、望君恋阙、怀土思乡，隐伏着生命无处安顿、家园失落的悲剧意识。方回《瀛奎律髓》“旅况类”小序云：“《易·旅卦》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宁终老守乡井乎？一有所役，而不能遽归，则有“旅琐琐”之忧，虽富贵得志，犹不无鞅掌之叹，而况于贫贱不得志之人？此‘旅况’诗所以作也。”[5]士人的四方之志根源于对仁与天道的自觉追求，因此生来就要自我放逐地离开温暖的家而选择羁旅漂泊的旅程，但无论走得多远都有故土之根的萦系而期待回归，希望找到价值的归宿和家园感的安顿。不管穷达贵贱，羁旅之途都充满悲辛，常交错层叠着诸如爱恋睽隔、亲友抛别、青春易逝、生命消磨、政途蹇阻、故乡渺邈、天道茫昧等多重悲剧意识，情理的张力造成了游子悲故乡主题中多层次的丰富文化意蕴。中国文化系统单一而稳固，天道恒久不可否定，在中国人感到无家可归之时指出了在现实中寻求超越的方向，即追询家园感过程中不断积淀起来的新鲜的心灵体验、以及情理冲突的洗礼本身就构成了精神家园的意义。因此作为补偿意象的伦理温情的家，就成为羁旅行役中更深层次的探询和追求。家与国构成了游子行役中生命两端游履的价值支点，游于家国之间则成为士人普遍经历的生存境遇和特殊的价值追询模式*程磊：《羁旅山水与家园体验——论羁旅行役诗中家园感呈现的意象形态研究之一》，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45-53页。。

士人羁旅行役中饱含了对生命困境的情感体验和理性审视，由此形成了以家园意识为精神内核的羁旅诗歌传统，汉唐士人对家国情怀与乡愁主题的不绝吟咏，也反过来淬炼了民族心灵的丰富性，反复体味的家园感就呈现在诗歌的情感和意象中。如何逊《初发新林》：“回首泣亲宾，中天望宛许。帝城犹隐约，家园无处所”，典型地反映出士人游于家国之间惶惶无所依的生命状态；杜俨《客中作》：“书剑催人不暂闲，洛阳羁旅复秦关。容颜岁岁愁边改，乡国时时梦里还”，又概括了羁旅行役背后矢志不移的政治追求，以及家、国价值补偿转换的心理定势。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唐人政治本体意识空前强化，“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6]，认同现世的政治秩序、融入永恒的天道，成为士人追求人生理想的终极目标。国的价值得到充分揄扬，家的补偿意念也就愈加强烈，唐人奔放自由的情感便在这情(浪漫张扬的个体感性)、理(政治传统的历史理性)的冲撞中凝聚成诗的精华，羁旅诗中的家园意识也就与体认道德秩序的政治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柳词的首要特点是展示了时代精神“俗”的一面，具有指向近代文化思潮的先驱意义，然而柳永以词来描写羁旅行役，透露其作为士大夫身份的内心怀抱时，仍有游于家国之间、追问家园何在的回归古典的趋势。如《归朝欢》：“一望乡关烟水隔，转觉归心生羽翼”，《安公子》：“游宦成羁旅……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就是羁泊无据时望乡怀归的典型姿态；《满江红》：“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凤归云》：“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则是士人身羁宦游、向往归隐的普遍腔调；他还屡陈“锱铢名宦”“利名牵役”“便恁奔名竞利去”，也是羁旅诗中表达名利成空、厌倦仕途的常见主题。宇野直人根据其羁旅词中常用的语汇意象如“书剑”“披衣”“扁舟”“渔樵”等，指出“其深层心理中应该也潜含着经世之念”和“怀才不遇的士人情怀”[2]256，这种判断应是合乎情理的。出身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躬逢真、仁盛世的柳永，不可能完全脱离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也不得不走科举仕进的老路去实现用世之志，因此他的词创作从应歌转为自我抒写时，就从都市艳情转向羁旅登临中的身世之感和家园之叹，自然回归到汉唐士人羁旅行役传统的精神内核上来。如其倾心于宋玉并屡引以自况，《戚氏》被宋人推誉为“《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王灼《碧鸡漫志》)，正可窥见其延续汉唐士人政治悲剧意识的某些消息。

尽管这种回归都发端于生命困境体验中的价值追问，但追问的立场和价值指向却又是根本不同的。唐人在乡愁泛起、苦觅家园之时，常在山水赏悟或历史追怀中暂时消弭了家园失落感，然后重新回到对政治本体的体认以确立价值感；柳永则对政治本体产生深刻的疏离，这种疏离源于中唐以来一系列的政治文化危机，士人对天道深信不疑的政治信仰已潜在地转为对现实人道的反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尽管面对人生旅途的种种悲剧，唐人犹对代表永恒天道的现实政治秩序保持莫大的信心，希望将个体生命付诸政治实践、融入道德历史以成就人生价值。但晚唐五代以来的政治颓势、纲维失坠已极大地动摇了这层信仰，文化思想领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裸露于政治空洞后无处归依的个体感性生命，开始以词的言说形式寻找沉溺感官享乐的抚慰。南唐宋初的士大夫词在浅酌低唱之中总有排遣不尽的惆怅情绪和忧生之嗟，这是一种追问人生终极价值而迷惘不可得的深层悲剧意识，它已超越了唐人执守政治秩序的生命依托和道德实现，而是对人生本原意义的全新追问。宋诗多是对重塑道德本体、重构价值体系的理性思索，宋词则偏于以具体实在的心情意绪来感受和凸显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对人生的悲剧性作直接的情感体认。柳永的羁旅词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疏离状态下价值追问的迷惘：第一，其厌倦宦游行旅突出的是感性生命无法满足的憾恨和感伤，而非政治功业不达的失意，如《定风波》：“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此情怀、纵写香笺，凭谁与寄”，《六幺令》：“展转翻成无寐，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政治本体无法给人提供价值感，男女情爱才是其人生第一要义，但沉溺于感性并不能作为坚实的价值依据，在现实孤旅离别的境遇中才会陷入更深的伤感情绪；第二，其游于家国之间的失根漂泊突出了向女性温柔乡的退缩和追忆，而不是向国的价值努力进取，如《诉衷情近》：“追前好。帝城信阻，天涯目断，暮云芳草”、《轮台子》：“恁驱驱何时是了？又争似、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临江仙引》：“香闺别来无信息，云愁雨恨难忘。指帝城归路，但烟水茫茫”，望神京、念帝城已非汲汲追求“国”的价值的政治关注姿态，而是怀念“暗寻思、旧追游，神京风物如锦”(《宣清》)的都市繁华生活，是追忆“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往昔曾迷歌笑”(《满朝欢》)的狎游浪荡生涯。如木斋所说：“科举在柳永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含义，而是情爱的附属品”“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是以自身生命的愉悦为本位……做官、宦游耽误了自己的情爱生活”[1]43-45。文化身份的错位使他放纵感性生命欲求、追求情爱人生，甘心投入市民俗文化潮流而放弃士大夫的政治人格，但又不得不依违于科举仕宦之路，始终得不到主流士大夫文化的容纳，于是造成漂泊无据、旧欢难觅的国与家的双重失落。唐人犹有可供依靠的政治本体作为家园的归宿，柳永则是无家可归的，感性的沉溺加剧了现实的悲感，一旦远离歌舞繁华地而体证真实生命的矛盾错位，人生之情的巨大悲剧性就凸显出来，剩下的只有“浪萍风梗诚何益”的感慨，以及韶华难再、生命衰老的惶惧。

三、 柳词的时代新义与退缩意识

结合中唐至北宋文化转型中重视世俗生活、彰显个体感性的时代浪潮，柳词突出表现了对男女情爱人生的显扬和追求，追忆旧欢、思慕佳人成为其羁旅词中补偿家园失落感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出沉溺感性而无法确立价值感的退缩意识。

肇端于中唐的唐宋文化转型展示着社会思想、文艺审美等全方位的深刻变革。文化重建由体认政治本体转向对世俗的“人”的关注，一方面是走入内心证悟心性境界，以道德为本体构建“文化的人”；一方面则是迈向世俗张扬感性生命，刺激情欲的进一步觉醒和满足，复性崇情的合流激荡使汉唐政治的雅文化时代逐渐过渡到宋代近世文化的世俗时代。审美理想嬗变表现于文学形式就是主情的宋词蔚然繁荣，与言志主理的宋诗分庭抗礼。邓乔彬先生指出：“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由进士文化延伸发展而来的‘中隐’思想和享乐意识，与词这种新兴的、同女乐关系密切的文体是很适应的”[7]，道出了词的兴起与士林思想转向以及尚情的时代潮流之间的内在联系。经历了西蜀、南唐不同质素宫廷文化的洗礼，词至宋初主要朝着士大夫文化的方向发展，宋人尊儒弘道挺立精神主体，恢复儒林传统以革洗进士文化浮华放浪之弊，促成词的雅化；同时服膺白氏中隐思想指引的生活方式，在文人政治宽松的思想环境中陶醉于文人雅集的诗酒风流和商业都市的市井风情，以禅心不执行迹、凡圣双遣迎合着“宋世风流”中重视感性生命的时代浪潮，又导出词宛转从俗的另一发展路径。宋初词体演进的雅俗性格几经转换，实际上表明士人不断尝试着以词的形式为个体感性寻找合适的文化定位。晏、欧词对生命流光有着极敏感的把握，但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悲剧并不能为歌酒行乐所消释，忧生之理语仍体现着士大夫文化雅的性质；柳永以浪子才人的形象讴歌世俗生活，但沉迷于感官享乐和男女情爱同样不能为他提供实在的价值依据；苏轼针对柳词而“指出向上一路”，对词的雅化就是既肯定感性又超越感性，将世俗之情提升到生命本体的高度，以展示逐渐成熟的宋型士大夫文化品格，情感本体化的文化哲学的建立，才真正为这一感性潮流指出了合理的归宿。由于词作为倚声文学的当行本色，以及市民消费文化和传播效应的温床培育，词在雅化的同时始终保留有入世从俗的一面，呈现出雅俗结合的发展趋势，这与宋代近世文化建构的时代特征是相契合的。了解这一总体背景，柳词对男女情爱人生的显扬与追求就自有其独特意义，绳之以市井文化是顺应世俗潮流的，绳之以士大夫文化则与词的雅化进程相悖。其雅俗相参的羁旅词正反映了身处二者夹缝之间的价值困境，游于家国之间所指向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目的已不再是其人生价值的安顿所在，而沉溺于感性的迷误又不可能解决现实羁旅漂泊中的孤独境遇，人生本原意义的家园感就深深地失落了。

如前所述，中国人价值困境的暴露和弥合是相伴而生的，家园感失落的同时也伴随着补偿因素，就士人羁旅行役诗来说主要是山水、佳人这两种意象形态。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特定的自然山水凝聚了游子心灵层层积淀的文化信息，成为表现家园感的诗化符号，每一次对这些熟悉意象的感性经验，都会激起家园感在心中渳渳漾开，家国之间山水阻隔的羁旅之游就往往转变为山水之间诗意心理体验中的审美之游，中国山水诗本就具有表现生命漂泊与家园安顿合二为一的文化品格。唐人的羁旅山水便多有此类体验，山水既是游子旅思乡愁的直接表现形式，又是融入自然体味天道获得安顿的媒介。柳词中登高临远的羁旅秋景远承宋玉悲秋、失职不平的传统，以工笔描画高浑清劲、气象万千的山水景物，渲染天涯浪迹、寥落难偶的家国失路之悲，如《雪梅香》(景萧索)、《曲玉管》(陇首云飞)、《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倾杯》(鹜落霜洲)等，都是历来为人称道的“雅词”。郑文焯认为：“柳词高健处惟在写景，而景中人自有无限凄异之致”(郑文焯《大鹤山人论词遗札》)，叶嘉莹也说：“休将俗俚薄屯田，能写悲秋兴象妍。不减唐人高处在，潇潇暮雨洒江天”，指出其山水意象开阔高远，如唐诗一样具有兴发感动的力量[8]。这些都是对唐人羁旅山水传统的承继，又以慢词长调的章法结构和赋法铺陈，使其羁旅之情在清劲含悲之中贯注着浑沦浩瀚之气，则是对词体的革新和拓展。不过唐人在山水中体味家园感仍着眼于以人道亲合天道、体认政治本体的价值追求，柳词则以山水缠杂雨恨云愁的情爱欲念，以水远山遥反衬感性的失落，这是文化意蕴上本质的不同。

相比之下，思慕佳人以补偿家园失落感更能反映柳词的本色。由于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中国人对于家的认知常以女性为中心，游子对女性的思慕，除了两性的吸引外，更多是祈求人伦亲情的补偿和慰藉，女人即是男人的根与家园。尤其是妻子与游子的感性生命最为亲近，常对客游在外的后者形成情感的召唤；在游于家国之间的价值模式中，追求君臣二人关系的理性要求，常使处于从属地位的夫妻二人关系脆弱而易于断裂，爱恋暌隔、夫妇怨旷的离别之悲成为羁旅乡愁的基本底色，而追求政治理想不达的价值失落也常常直接表现为爱情和家园的失落。不过自《诗经》以后直接表达思念妻子的并不多见，汉唐羁旅行役诗中的女性形象常表现为两种样态：其一是以《楚辞》中的美人、神女为例，与君王政治的理想追求挂钩，变伦理身份的妻子爱人形象为象征美好价值、具有诗化意义的美人意象。美人意象是超现实的理想化身，它不止于对爱情的追求，更隐喻着对明君美政的政治追求，以及对自身高洁正直的人格砥砺。以夫妇怨弃主题寄托政治活动中追求君臣关系的忠爱缠绵之志，以男女情爱曲隐贤人君子幽咽怨悱的不能自言之情，就成为中国诗学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羁旅行役诗在表达以女性形象为载体的家园意识时，往往突出了这种理想纯美而又缥缈虚幻的美人意象，放大了其中政治隐喻的寄托义，也凸显了修身以求而难以企及的悲剧性，但原有的夫妻伦理关系、男女自然情爱等因素则被大大遮蔽了。其二是以拟代、闺怨诗中的思妇为例，游子假拟女性身份不断重复书写着女子独守空闺思盼归人的主题，总想象着佳人在为自己坚贞守候和痴情等待，游子的生命体验便有了伦理情爱的抚慰，这其实都是男子行旅文化背景下家园意识的折射，暗示了士人的追求意识易于失落而退缩到女性温柔的幻梦中以求得情感补偿。这类女性形象“都刻意淡化夫妻关系，而还原为男女关系”[9]，基于感性生命的男女情欲或被压抑了的情爱自由，得以在拟代闺怨诗中通过女性话语的渠道获得部分释放，身份模糊而痴情守望的思妇就成为羁旅诗中安慰游子寻求家园安顿的重要意象。

柳永羁旅词中的女性形象则是抽象而含混的。首先，不同于其歌妓艳词中风尘俚俗而富有现实生活气息的尤物娇娘，这里的佳人常置于梦回凝思、想象追忆的独特情境体验中，删汰了过于热烈直露的市井气的痴怨嗔恨，而仅以缠绵深挚的细节轻轻点出模糊的形象。如《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采莲令》：“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虽是实写与妻子临歧相别[10]，但笔墨婉转含而不露；《引驾行》：“泛画鷁翩翩，灵鼉隐隐下前浦。忍回首、佳人渐远，想高城、隔烟树”，《迷神引》：“帝城赊，秦楼阻，旅魂乱。芳草连空阔，残照满。佳人无消息，断云远”，写旅途思忆都只在孤冷的情绪中呈现一个美丽温馨的朦胧影像。艳词中的女性常代表炽烈直白的情欲，在这里则被深沉的离愁别绪所澄净，她越是幽隐朦胧越能牵动游子心魂，浪萍风梗的生命就有了渴望归泊的方向；其次，这些带有类型化象征意味的佳人又不同于言志诗歌传统中具有理想色彩的美人意象，她并不隐喻政治诉求和道德人格，而是从巫峰幻梦走向现实之中，直陈绣阁轻抛、鸳衾虚设的情爱欲念的失落，流露出“云雨梦、任欹枕难继”(《婆罗门令》)、“旧欢何处，后约难凭”(《留客住》)的感性生命的哀伤，与佳人离而未合的欲望缺憾才是其倍感家园失落的症结所在。宇野直人指出这种女性形象是“依存于‘效颦、云雨、芳草、雁信、衣带’等古典意象和比喻的、观念化的、缺乏现实感的形象”“具有寄托其心情的符号化的意味”[2]253，她召唤着游子的生命漂泊，成为抚慰其心灵创伤的理想对象，将向往情爱又蹉跎羁旅的矛盾心态彰显了出来，而这实深刻地折射出士人在羁旅之中进退失据、两面耽误的退缩意识。典型如《八声甘州》，上片以秋风残照红衰翠减预示着生命的流逝和漂泊失家之悲，又以江水无语东流加剧着人在自然面前存在的悲剧性，下片乡愁难解仍落实到“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这样一个美好女性的形象上，在被思念的甜蜜安慰中——这又更多出自游子单方面的假想，而不管这假想是否成立，它都是向往温暖家园的某种退缩意识或者说信念——词人一切有关家国两误、青春消逝、人生何据的价值迷惘都暂时消解了。佳人安顿着游子漂泊疲惫的心灵，正是家园感的显现形态，却又隐伏着更深的价值追询的空洞，因感性的沉溺经不起现实经验和理性思考的质询，这种撩人的闲愁悲哀就始终回荡在羁旅路途而消除不尽。人生终极价值的家园应该深入到文化本体的层面来加以解答，柳永包括同时代的晏、欧都无法找到答案，他们只是以惆怅隐忧的心情意绪发现、触及、领会到了人生之情的巨大悲剧性，以感性来体证生命止步于此。这种退缩意识与整个时代内倾收敛的文化特质是暗合的，唐人以政治实践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已经丧失，文化的出路只有转向内在体味生活本身的精约纤细，造就内心世界的丰富。只不过柳永的退缩仍沉溺于感性的层面无法自拔，也别无他途可走，至苏轼以生命实践树立新型的文化人格，对词的雅化以超越世俗感性而建立内在自足的心灵本体，才真正完成了宋型文化中精神家园的建构之路。苏、黄等在北宋中后期党争背景下的贬谪羁旅词便突出了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思考深度，家园感已不必拘泥于山水、佳人的外在呈现，而在人格境界的内省提升中获得安顿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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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乔彬.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J].文史哲，2004(4)：110-116.

[8]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9.

[9]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90.

[10]薛瑞生.柳永别传——柳永生平事迹新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57.

(责任编辑杨文欢)

Estrangement and Retrea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Liu Yong’s Ci about Business Trip

CHENG Lei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Liu Yong’s Ci about business trip typically reveals the contradiction of his cultural identity. Due to the particular viewpoint of life experience narrated by himself rather than being a spokesman or lyrics writer, his Ci about business trip demonstrates the complication of his own inner world, becoming a direct manifestation of his life experience of dilemma. On the theme of nostalgia and patriotism, his Ci shows a tendency towards classic tradition; however it emphasizes features such as estrangement from politics ontology and abandoning political personality of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feudal China. The nature of his cultural identity is to highlight the individual sensibility and pursue the life with emotion and love. Retrospection of ole lover, missing and admiring the beauty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compensate the frustration of losing homeland when drifting and wandering when he travels; in the meantime, it also shows the retreating consciousness of being addicted to sensibility and incapable of establishing life values.

Key words:Liu Yong; Ci about business trip; spirit home; estrangement; retreating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2-0021-08

作者简介：程磊，男，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代山水诗研究”(14YJC751006)

收稿日期：2015-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