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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的新娘

2016-01-22杨柳

山花 2015年16期
关键词:舅舅

杨柳

如今,村里只剩下老父母和祖父母了。他们头发花白,老态龙钟,人生迟暮,免不了会忆及往事。黄昏中,他们坐在门槛上,脸上涂满夕阳的油彩。他们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婚嫁,娘家或者岳家,就在附近的村寨。婚礼很热闹,大红嫁衣,红丝绒盖头,新郎是黑绸布长褂,黑瓜皮绸帽,红绸从肩夹斜勒过腋下,胸前扎着盆大的红绸花。嫁妆有十六抬,或者二十四抬,家境优渥的是三十六抬。盟誓定终生。从交换庚辰开始,就置办嫁妆。两个家族是老亲,数辈相互通婚。

衰老是村庄的面目,嫁娶和生养是村庄的情节。儿女长大成人,就在附近的寨子寻上一户合适的人家,经过郑重的嫁娶,然后当家成人、生儿育女。方圆几十里,每个村庄都有姻亲,扁担亲、转角亲、亲上亲、换亲、调亲,层层叠叠的亲戚关系让村庄与村庄之间像红薯的藤蔓错综牵连,难以割舍。

到了这一代,儿女长大了,却舍弃了土地,开始了更远的行走。他们的行走已经不像祖辈或者父辈那样,爬坡上坎,翻山越岭,从这个村庄走到那个村庄,最远的,也不过是走州过县。他们是陆路、水路、空路并举,走到这个国家的天南地北,在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在厂里轧钢,车鞋跟,焊电路板,做毛绒玩具,或者在工地上砌砖,挑水泥,和灰浆,一个月挣下的钱能把一家人一年从土里刨的粮食买下。生活在这一代上忽然翻了身,谁不欢喜?就这样,一带十,十带百,年轻人都辞别爹娘,离开寨子,去了远方。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穿着黄色、蓝色或者绿色的工装,左胸襟上印着工号。在这个城市里,他们的姓名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的工号,在工厂里,他们是××××号或者××××号。他们作为一个号码,被编入某道车间,某某小组,某某生产线,做某件产品的某某工序。他们成了这个城市工业生产中的一个数字,每天,他们穿上左胸襟上印着工号的工装,在或宽敞或狭窄的车间里,在机器尖锐的嘶鸣和飞扬的粉尘中,做一个城市的产业工人。他们每天点名上工,点名下工,按日或按月领取薪水。他们的头上,有小组长、车间主任、部门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这些领导,但他们不懂这些,也不这么称呼,他们只叫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等。有定单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拼命干活,没定单的时候就天天耍,闲得忧愁。他们抽5块钱一包的纸烟,女人吃五毛钱一根的冰棍,渴了就嘴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发薪水了就把钱存到一个卡号上,那张四四方方的银行卡则保管在几千里外父亲或者母亲的手里。他们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回家,问候父母的身体和庄稼的长势,有时候也问到牲口,或者左邻右舍的事情。故乡遥远。亲人遥远。乡邻遥远。嫂子的堂妹,舅妈的侄女,伯母的侄儿,同学的哥哥,父亲朋友的女儿,这些沾亲带故转弯抹角的亲戚和熟人,也都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散落在某个城市的某个不可知的角落,也许是在一间工厂,一家餐馆,或是一个什么砖场, 一个建筑工地。每天在他们身边一起流汗,一起挣扎着挣血汗钱的,是说着陌生乡音的年轻人,他们来自遥远的不知名的地方,那些地方,以前仅仅在小学和初中的地理课本上看见过。而如今,这些来自不川地方的陌生人,说着五花八门的乡音,在一个陌生环境里相遇,做着同一件事情。他们都年轻,都憨直气,皮肤上泥土的颜色还未褪尽,有着土地的青涩和羞怯。都是年轻而蓬勃的生命,也许要经过一些吞吞吐吐的暗示,一些遮遮掩掩的试探,也许还有旁人的点拨,总之,这些年轻人在异乡,就好上了。

春节足寨子最热闹的时候。村里来来往往的人中,有好些个衣着洋盘的媳妇,她们南腔北调,在丈夫的指引下,大大方方地向寨子里老人长辈问好,从随身的小手袋里掏出糖果来逗小孩子。这一代人的婚娶,已经小像父辈那样,距离局限于对山的板凳岩,山后的王家家坨,和山背后的冯家沟了。这些媳妇的姓氏,也不是冯家沟的冯,任家山的任,马家坝的马了。她们中有些姓氏,村里人简直闻所未闻,姓关,姓藏,姓米,姓桑,有个山西猗氏县的媳妇居然姓令狐,这真让村民长了见识。这些媳妇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父母一点也没操上心,没有三媒六证、认亲过礼的繁琐程序,两个年轻人在外面情投意合了,见了父母,拜了天地,就成了夫妻。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媳妇,又都在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灵动秀气得很,嘴巴也远比本地的姑娘旷达,实在叫老少几辈人满意和惊喜。那些女孩子的家乡,大大超出了村民的地理认知极限。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张中国地图挂在他们面前,他们会发现全国各省的姑娘像鸟儿一样拍着翅膀飞到池流水这个寨子来了。而那些女孩子的家乡在村民听来,跟外星球差不多。

贤吕的二儿子三毛给老汉写信,报告在深圳耍了女朋友,那姑娘的家乡是个大地方,毛主席都坐过。

此后,贤昌逢人便说,三毛媳妇的娘家是大地方,就连毛主席都坐过。

毛主席都坐过,那必然是大地方了。

人问:是不是韶山?

不是。

瑞金?

不是。

西柏坡?

不是。

再问: “未必是延安?”

贤昌把延安两字在嘴里念叨几遍,恍然道: “就是盐淹。那地方有条河,叫盐河。一涨水,城里就盐淹了。”

“盐淹”到底在哪里呢?贤昌赶场,在供销社的新华书店代销点买了一张中国地图,贴任大门上。世界就在眼前了。贤昌在密乱如蚂蚁的河流、山峦、城市、铁路等名字中,找到一个红色的小圆点,食指·点,“这就是延安了。”穿过这个圆点的.条绿色的弯曲的细线就是延河。贤昌把门上的春联纸撕下拊指大一小片,蘸上浆糊,粘在“延安”两个字上。

这以后,贤昌经常请人去家看地图,指着小红纸片,得意地说“这是三媳妇的娘家,那是个人地方,毛主席都坐过”。

珍昌去贤昌家看地图的时候,在密如繁星,乱如蝼蚁的小字中,找到了儿媳的故乡河南新乡。珍昌也撕下一片春联纸,粘在“新乡”两个字上。

这以后,寨子里的人都来贤昌家看地图,找媳妇的家乡。聊一会,感叹一会,就撕下一小片春联纸,粘在媳妇家乡的名字上。有女儿外嫁的,也在女儿婆家的名字上粘上红纸片。开春后,贤昌的地图上,已星罗棋布,又星火燎原般地,粘上了几十张红纸片。贵州,河南,山西,新疆,陕西,湖北,甘肃,好多省都有小红旗。

珍昌看了地图,说:“池流水的红旗插遍五湖四海,大江南北,插遍全中国。”

贤昌说:“不,是全中国都把红旗插到池流水来了。”

树荫真好。从前在乡下,六月里割麦,太阳光像火灼过的钢针,刺得脸庞、手臂、颈项毛焦火辣地生疼。割到棬子树下,那团暗绿的阴凉把人罩住,忽然就凉爽了,人在浓荫里,刚才被阳光的万千钢针刺痛的针眼子,咝啦啦地把那翠绿的凉气吸进身子里,身心忽然就安静清凉下来。后来赶集,砍柴,背豆棵回家,只要遇着树荫,就忍不住卸下重负,坐下歇息,久久不愿起身。她真喜欢树,喜欢树荫,喜欢翠绿满枝,喜欢粗壮沉默的树干,真的感觉很亲。后来,她跟新婚的丈夫来到广州,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六月里顶着烈日穿街过巷,在电线杆、墙头和各种各样的便民信息栏里找招工广告。广州的太阳比家乡的烈多了,像有两个太阳那么热。有时候他俩寻了一天,脑袋都要晒裂了,路上遇见树林,就忍小住跑进树荫里,擦擦汗,把疲惫的身子靠在树干上。她感觉树木是她前世的兄弟,失散多年,忽然在异乡与她重逢,给她清凉亲切的慰藉。亲爱的树。

这棵小叶榕比家乡的桐籽树、棬子树都好,树身低矮,枝权横生,树冠阔大,枝叶葳蕤,树荫厚密,蓬蓬勃勃的,简直就像牢固的凉棚,挡住了天上的月亮,树旁的路灯,在草坪上投下圆圆的一片黑影。

这个城市里,每隔十多二十公里,就有一个小小的社区公园,建在一片居民区附近。公园有大门,但不售票,市民可以自由出入,在里面游玩、休憩、遛狗、健身。天气晴朗,且又凉爽的夜里,树下的阴影里就时时会有黏在一起的人影。他们中有情感火爆,但关系隐秘的人,不能走到阳光下,只能在黑夜里纠缠厮守。也有早恋的孩子,学校和家庭都容纳不了他们的爱情。更多的是千里迢迢来到这座城市打工的疲惫夫妻,他们的薪水租不起夫妻房,只能各自住集体宿舍,趁着夜黑,在公园的树影下潦草团聚一番,又匆匆赶回集体宿舍。差不多每一团暗黑的树影里,都纠缠着一对男女。他们以黑影为界,画地为牢,各据一方,相互纠缠,难舍难分。这一刻,黑影外的世界,离他们是多么遥远啊。

她是新婚第七天,就跟着丈夫来广州打工的。断断续续进了几家厂子,最后在市郊一家电子元件厂安顿下来,焊线路板。丈夫在广州没找到工作,后来去了东莞长安,在一家鞋厂车鞋跟。每周五,丈夫下班后,从长安坐公交过来看她。新婚夫妻聚会,无处可去,只好来这个免费的小公园散步,然后就发现了这片树荫。这片树荫在公园后半部分,一座缓坡下面,白天都稍显冷清,到夜里就人迹罕至了。树影斜斜投下一大团厚密的黑影,牢牢地护住他俩。在这片树荫50米开外的环形步游道上,健步的人成群结队,腰上系着外套,疾步如飞,那匆匆的样子像是要去赶考。山前小广场上一大队人马在跳佳木斯舞,跳舞者的头颈和肩臂像木偶似的可笑地耸动,像在集体抽筋,打太极拳的老头进进退退不紧不慢,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一招一式都狠着呢,劲儿都用在有无间,倒是喇叭里的音乐尖锐又干硬。这些灯光、人影、声音,都在这片树影之外,这片圆圆的黑影是他们的领地,黑影之外,已是另一个世界了。

她今天带了一张薄的毛毯,平平整整地铺在阴影中的草坪上。城市公园的草坪看起来毛绒绒的,又厚又软,其实欺负人得很呢,躺下去,又硬又尖锐,草尖戳得皮肤生疼,她跟他的胳膊、颈项、后背都被草尖刺得火辣辣的,还把她的衬衣后背染上了零乱的绿色痕迹,回去洗了好几次都洗不掉。他的脊背上也印上了纷乱的绿色草印。

她把毛毯四四方方铺好,铺得很仔细,平整,端正,像揭开庄严的幕布,而自己仿佛一件祭器,等着呈在上面,领受神赐的琼浆。

她刚把毯子铺好,他就过来,抱起她就放倒在毯子上。她初为人妻的年轻身体洁白羞怯,轻轻碰触,便像含羞草似的蜷曲起来。因为疲累,也因为孤独,还因为喜欢和亲爱,每次她都伏在丈夫的胸膛上,喃喃道:“抱抱我……抱抱我……”

哪有功夫和力气抱抱?丈夫在粉尘飞扬的车间里车了一整天鞋跟,到下班时,头发、眉毛、嘴唇、睫毛都被白色粉尘覆盖得像个雪人,筋骨都散了。站在车间门口,跟工友用一条旧毛巾互相拍打浑身的粉尘,抹抹汗,就去赶公交车,从长安到广州,一路摇晃过来,骨头都散架了。年轻的男人憋足劲,一路奔跑,就等着这夜里最后的冲刺。要等到气喘吁吁地撞了红线,这场漫长的奔跑才算正式到达终点,大功告成,男人坍塌下来,松弛了。

远处的佳木斯舞曲停了,曲终人散,小广场安静了,灯光也暗了下来。环道上健步的人也稀少下来。打太极的音乐还在响着,可是因为声音很小,公园显得更静了。在灯上扑打的蚊蝇,也少些了,刚开始是着急地在灯上扑打,现在,都淡然地缭绕了。丁香还是那么浓,香气在黑夜里新鲜得呛人。她坐起身来,穿上衣裳,从包里掏出一只小药瓶,倒出一粒,用矿泉水吞了下去。他在一旁看着,说:“莫吃那个了。”

她迟疑地说:“万一怀上了咋办?”

男人说:“怀上好。趁媳妇还新,腰壮,土肥,随便撒颗种,长出的都是壮苗。”他躺在毯子上,看着头顶上那浓密的树荫,十分慵懒地说: “这树好,这树我是忘不了。若生个放牛的,就叫树生:若是个绣花的,就叫树叶。”

她不同意。天长路远地来到这大城市,孩子的名字,说什么也得带个“穗”字,再说, “穗”这个字好看,也好听,她都想好了,若是个儿娃,就叫穗生;若是姑娘呢,就叫穗子。

男人气道: “球!虽然来到大城市,只在大城市的边边角角,底底脚脚混,城市的筋脉在哪里,我们都没摸到。电影,高楼,商场,哗哗流的钱,我们样样都沾不上边。生了孩子,不管儿女,都不带他妈的那个‘穗字”。

“就叫树生、树叶。”他说。

她小心翼翼地说: “我们还是租一间屋子吧!租便宜的,只要能遮住头就行。”她没别的要求,孩子至少得在一间屋子里上身吧。她小心翼翼地说这句话,其实是感到委屈的。敲锣打鼓外加一拨唢呐明媒正娶的媳妇,反倒弄得像露水夫妻,怀个孩子还得到野地里。

但他觉得不划算。找工作不容易,小两口,一个在长安,一个在广州,虽说集体宿舍差,拥挤,潮湿,还闷热,但免费,这是捡来的葩合(便宜)。乡下人什么苦吃不下?男人一周休一天假,从长安赶去广州,一周就住一夜,付一个月房租,不合算。

她义说: “那就回去怀吧,怀上了再出来,月份到了就回去生。”他也觉得不合适。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虽然两口子不在一处,但各自薪水都还过得去。回一趟老家,再来,说不定岗位就是别人的了。小两口这么一盘算,就无语了。她又躺下身子,手臂轻轻碰碰他的头发,他的头就马上抬起,她手臂伸过去让他枕住,温暖柔软的手掌护住他的肩臂,头在他的肩脖问很亲昵地蹭蹭,再蹭蹭,就伏在胸前不动了。

就这样抱了好一会儿,她又轻轻地说: “你以后下班先洗了澡再过来吧,满身汗得黏乎乎的,还有锯末面儿,我倒没什么,但你坐车,就不怕车上人闻着。”

他疲累地翻个身,抬抬腰身,说:“下班晚,还要洗澡,等会儿回长安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她的手臂让他枕着,听他的鼾声匀速响起,她又安详又怅惘。

舅舅赶集回家,路过我家小坐,从背篼里掏出一只巨大的牛仔包,母亲知道他去意己定,就不再多说了。出远门,而且是去大城市,可不能像乡间赶场、下地,背只背篼,或者拎只蛇皮子口袋就行。牛仔包最好,能装,还洋气,劳动布料,结实得很,尤其是那个水磨蓝色,似旧非旧,似新非新,不张扬,又不落魄,上得市场,下得柴房。还有背带,好背,这对背惯背篼的舅舅来说,无疑太合适了。一床棉絮,两张被单,四季衣物,再加一双胶鞋,一双布鞋,一大袋炒米,一大摞小米糍粑,一捆草烟,一只有盖的、吃饭兼喝水用的搪瓷缸子,鼓鼓囊囊一大包,一个远游者所需的全部家当都放进这只牛仔包里了。舅舅低矮老弯的脊背背上这只硕大的蓝色牛仔背包,像一只曲背的蜗牛驮着它的大房子。巨大的牛仔包就要带着我们的舅舅去闯天下了,此去世事纷繁,人间多歧路,他会不会被那只牛仔包弄丢?

舅舅南下打工,母亲和我的两个姨妈都坚决反对。年近六十的人了,该呆在家里颐养天年。虽然孑然一身,但有一幢老屋住起,地里每年还能出粮食,后坡上那片柏树林,随便砍一棵卖,都够他油盐酱醋烟酒茶糖地过上半年。再说了,大姨妈也表了态,到小舅舅动不得的那一天,三个姐妹的儿女称粮食养他,咽气时,所有外甥会披麻戴孝送他上山

但舅舅很坚决。他对他的三位姐妹说,他一生了无牵挂,在哪都是活,不如趁还有一口气,出门找儿个钱打酒喝,只要末了把气咽在老屋里就行。

村里最初出去打工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似乎只有年轻聪明,才能去到远方。一二年后,四十多岁的男人和女人也按捺不住了,他们将儿女托给已然年老的父母,背上行囊远走他乡。再过一二年,村里近六十的维良舅舅也背上硕大的牛仔背包出门了,他在佛山建筑工地和灰浆,挣的钱居然能供两个儿子上大学。

维良舅舅的出行对小舅舅无疑是个巨人的鼓舞。再加上一个远房的表弟,也就是舅舅的侄子打工回来,跟舅舅聊了半夜,说茶园人出去都找到钱了,大城市五花八门,千式百样,样样都有,直吹得天花乱坠,最后侄儿对他挤眉弄眼,其中的暗示让他坚信广州不仅是个银钱多得叮当作响,还是一个人人各得其所的天堂。

小舅舅终身未娶,这并不是说他本人有什么缺陷,相反,他长得还算好看,家境也还算丰足。只是,茶园,那个藏在大山深凹里的寨了人远了,也太偏僻了,上镇里赶一趟集,天不亮就出发,天黑尽了才到家。不光偏远,还缺水,没有稻田,过年才能吃上大米饭,饮用水望天落雨,遇上天晴三五天,就得去十几里外的阿蓬江边背水。村里的姑娘都远嫁,而男子婚娶都十分困难,许多人家就换亲,用闺女给儿子换回媳妇。我的外婆生前最后悔的事就是轻率地嫁掉了三个女儿,未曾用其中一个给她换回一个儿媳。出于内疚和怜悯,她活着的时候格外怜惜她这个独子,她把他照顾陪伴到五十岁,料想从此除了一日胜一日地衰老,儿子的人生不会冉有希望也不会再有困难了,才撒手归去。

小舅舅年轻的那些年,我的母亲和两个姨妈最上心的事情就是给他物色对象。她们四处托人,努力了很多年,终无收获。眼看着小舅舅进入天命之年,人生至此,已成定局,该来的已经悉数来到,不该来的也不会再来,按说不会有翻盘的机会了,像负重远行的人走到终点,她们仨忽然都松了口气。

一生的鳏居,对舅舅是很深的戕害,他不到六十,就耳聋,眼昏,还迟钝了,种的庄稼总是收成很坏,烤烟叶也老烤出黑炮叶。村人已懒得跟他交流,但遇有红白喜事,他就上门去,给人劈柴,背水,把一家人的水缸、黄桶装满,劈好的柴禾在后院里堆成小山。当鞭炮轰鸣,唢呐声响,亲朋族友在席上吃肉喝酒,猜拳行令的时候,他则一个人坐在吊脚楼下废弃的石碓上,手里捧一只粗瓷人碗,低着头默默往嘴里刨饭,或者倚在柴房里的石磨上打瞌睡。他算不了帐,也记不住事情,但赶集路过外姓的村庄,他会给妇女唱很黄的小调,或者很黄地搭讪。他的这些不恭和下流,人家并非不介意,不过是明白他的境遇,不跟他计较罢了。

舅舅从镇上买回这只巨大的牛仔包,我的母亲用针线把拉链沿原先的线路重新缝了一遍,再把背带用双线缝牢,使劲扯扯,放心地说: “哪怕背一包石头去广州,都不得绽线,不得断带了。”

舅舅砍了一棵抱大的银柏卖掉,背上硕大的牛仔包,笨手笨脚地跟在那位侄子身后,战战兢兢地踏上了南下的路途。

那只巨大的牛仔包带着舅舅在南方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先是烧砖窑,扛水泥,后来又在离城很远的山头一家养猪场喂猪。工作虽然得心应手,但已经与老家的生活无异了。他担心这样会有违初衷,影响前途,于是辞掉养猪的工作,背着巨大的牛仔包流落到东莞,每日拎一只蛇皮子口袋,走街串巷捡垃圾。

很快他就发现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城里人生活好,连垃圾都好。舅舅拿一根有弯钩的粗铁丝,在垃圾桶里翻拣,易拉罐、矿泉水瓶、废纸、废金属,这些都能立马换成现钱。有时候还有意外的收获,一件毛呢夹克、一双旧运动鞋、半瓶饮料、过期的饼干、糖果、缺了口的杯子、脱了漆的皮包,舅舅每日见到这些,就像亲眼见到天上掉下糍粑一样惊喜。他把捡来的衣物直接披挂在身上,上身穿一件藏青色毛料西装,里面的衬衫领子翻出来,下身套一条军绿色的户外裤,脚上是一双帆布鞋,虽然不合身,甚至有点滑稽,但比他自己的老蓝布中山装强多了,体面得很。除了劳有所获,捡垃圾这事,最大的福利就是,可以走来走去,到很多地方,见到很多人,能遇到许多的事情。他一边走,一边看,这大城市种种的好,直入云霄的高楼,川流不息的汽车,大街上各式各样的行人,五光十色的商场,闷热的夏天从那门口路过,冷气窜出来让人嗖嗖直冒鸡皮疙瘩。舅舅有些庆幸地想,幸亏当机立断地出来了,不然,还没看见高楼,就死在茶园那个小寨子了,那多不合算啊!这样的生活里才有理想和机遇呢。舅舅半辈子在茶园一无所获,也算主场不利。如今到了客场,舅舅想着只要机遇一来,一定紧紧抓住,死不松手。

有天舅舅在一个安静的小区门口翻倒垃圾箱,在搜捡“可回收”垃圾箱时,一个女人过来,扳倒另一只不可回收垃圾箱,舅舅想提醒女人里面只有果皮、烂菜叶、尘土和用过的手纸,还有一些不能确定、无法表述的物件。但他不知道怎么说。他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说广东话,除了茶园话,他不会任何一个地方的语言。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这个女人明白。他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个女人用一把长长的火钳在一大桶不可名状、难以形容的垃圾中翻、刨、拨、捡,最后夹起一只皱了皮的苹果,在衣服上擦擦,放进衣袋里。

舅舅看着那个女人,头发花白,用一分钱一根的那种胶圈在脑后束住,又绕着胶圈缠了两圈,最后用几颗黑色发夹固定住。衣衫也干净,只是一张脸实在不年轻了,像是有很深的愁苦。那女人在那只垃圾桶里一遍遍翻拨,直至实在翻刨不出什么了,才抬起眼,跟舅舅说了一句话。舅舅完全没听懂,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女人拎上蛇皮袋慢慢消失在马路尽头。舅舅果断地跟了上去。

几天后,舅舅把这个女人带到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尽头,在一间又脏又旧的旅馆里,舅舅把这个女人抱在胸前,禁不住热泪滚滚。他一会把头埋在女人的胸前,一会又把女人的头颅按在自己的胸膛上。他翻来覆去地抱着她,生怕把她抱化了。最后,他用双唇去轻触那女人枯白的头发,心里亲爱得不得了。

他告诉女人,他的家乡,在一个叫茶园的地方,他有一双儿女,皆已婚嫁。他的妻子早年去世,他为了不委屈儿女,一直不曾续弦。他说得很慢,女人能听懂。女人也告诉他,她的家,在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庄子,那里是宽阔的平原,地里长麦子,种地不用牛,也没有锄头,都用机器,咣当咣当开一路,麦子种下了;再咣当咣当开一路,麦子收下了。她也有一双儿女,也已成人。男人在外面混得乱,于是离了。女人用的是一种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带着浓厚怪异的方言。舅舅不知道这种语言到底来自何处。他对女人的话似懂非懂。他瞪着茫然的双眼,毫无概念地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女人戳出食指,在空中画一个圈,说:“好比,这就是中国。”舅舅忙不迭地点点头。女人又在那圈里某处用手指一点:“好比,这就是我的家。”舅舅又忙不迭地点点头。女人想想,又在圈里另一处一点,说: “好比,你的家,就在这里。”舅舅这下懂了,又忙不迭地点点头。

舅舅又把女人揽在怀里,翻过去倒过来地抱着,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舅舅忽然又热泪滚滚,他说:“你服侍我。我要为你当牛做马。我把钱全给你。”

女人说:“中。”

三毛是腊月二十六那天娶亲的。乡间的婚礼像层瓣繁复的花朵。鞭炮从早炸到晚,喜庆的硝烟呛得人愉快地咳嗽。两支唢呐一前一后,你追我赶,是调皮优美的明亮。红对联贴得一幢房子红朗朗的。院子里搭起喜庆的席棚,几口大铁锅煮得翻江倒海,热气腾腾,浓郁的肉香满院子扑。村邻一大早就聚拢来了,有的裤腿上还粘着露水和草籽,围在桌上打扑克牌,打麻将。人人都喜形于色,笑语喧哗。三毛身着银灰色条纹西装,身上披挂着他姑姑、姐姐、舅舅们挂的红,五花火绑似的,胸前用红绸扎了菜盘大的花,在院坝里来来去去地招呼亲戚,上烟,还未说话,嘴角就咧开了。贤昌在院坝边忙着迎接客人,告诉人们媳妇是火地方来的,那地方毛主席都坐过。

三毛的婚礼没有嫁妆,没有红漆的木器,五彩的花铺盖,也没有迎亲和送亲的女眷。翻开一层一层的花瓣,在花蕊中央,是那个从延安来,盛装颔首、脸颊绯红的新娘,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外面罩一件大红的羽绒服,头发用重重的发胶盘在头顶,发髻周围插卜一枝红色绢花。婚礼虽然热闹,但程序上略显简约。好在村人对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娶已经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有什么。

乡间的婚礼要持续到第二天下午才结束,次日早晨的穿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拜堂。第二天早晨,重要的亲戚都聚到贤昌家的堂屋来了。一对新人在红漆茶盘盛上新布鞋,祖父母、父母、姑父母、舅父母、姨父母、叔叔婶婶、伯父母等至亲站在一旁,傧相喊“祖父祖母大人!”一对新人就托举茶盘行跪拜礼,把新鞋奉给祖父祖母。祖父母从茶盘里取过新鞋,把红包放在茶盘上,新人收下,起身。

接下来是父母大人、姑父姑母、姨父姨妈等等,依次卜去。

这项礼仪,是新媳妇与至亲见面,赠送见面礼,并接受祝福封箴的。

二毛跟媳妇高托着茶盘最后一次跪下,新媳妇还未来得及把红包收下,就见一个中年妇女一脚跨进堂屋,一把抓起新娘,另一只手指着列在堂屋两边的人,逼问哪个是父亲。贤昌迎上去,嘴巴还没张开,女人就指着他大骂,骂池流水穷得鬼不生蛋,骂贤昌两口子耸头耸脑像讨苦子,又骂三毛,把延安的女儿拐骗过来当泥腿子受苦,骂完,也哭了,哭完,扯起她女儿就走了……

一大屋的人眼睁睁看着新媳妇被母亲扯走,那姑娘边走边回头,满脸是泪,穿一身红嫁衣。

这以后,三毛的母亲一想起那个场景就眼泪长流。她的儿媳像浮萍,遥遥飘来,一夜之间,又飘远了,恍惚得像一场梦。三毛疯一般地打媳妇的手机,起初几天‘直关机,打到后来,就是停机的声音了,三毛忽然就崩溃了。贤昌就说要去延安找儿媳。可是延安到底在哪里?三毛母亲觉得她那个扯_了证、拜过堂的儿媳,那个满脸是泪的孩子,如今像一粒雨滴落进大河那样渺茫。

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年轻的新娘,她一直想在一间屋子里等待她的孩子来临。她想象那个房间里有床,铺着干净的床单,新棉花絮成的被子暖和又松软,散发出植物安详的味道。松木家具散发出淡淡的松香。她躺在床上,脱下衣服,像一件白玉的祭器被摆上祭坛,等着领受神赐的琼浆。她一直这么向往。

她跟她的丈夫落脚到这个城市,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像尘埃一样飘浮。尘埃和尘埃之间,每天有多少相逢,又有多少离散啊。她跟他的丈夫,都只是尘埃中的一颗微粒。

后来她真的躺在这个城市一个房间的床上,窗户帘幕低垂,灯光橙黄、柔软。她安详庄严地躺在这张床上,以庄严慈悲的心境承接她的孩子。她的身体里被人送入一粒她的孩子。那个馈赠的人不是跟她一起从家乡出来的青梅竹马的丈夫,而是一个穿着真丝T恤,梳着大油背头,眼泡浮肿的中年男子,男人的T恤花纹复杂,表情复杂,口音复杂,目光复杂,跟她生孩子的原因也复杂。

她可能是每周跑那个免费的公园跑累了:也可能是后来天气冷了,公园的树荫不能替他们遮挡寒气:还可能是在一次缱绻中受到打扰或者惊吓;或者是对树荫感到厌倦了。总之,她离开了丈夫,跟一个来历不明、目的不明,但信誓旦旦的人在一起了。她希冀从此后就是一个安详的妻子,一个幸福的母亲。

她原以为,她在这座城市的一个房间里怀上她的孩子,此生就此安顿下来。她没想到,这恰恰是她漂泊的开始。这人言此意彼,心思叵测,凉薄,少仁义,她始终不得要领,因此屡屡受挫,但都不死心。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她以后所有的青春岁月里,一直在不断行走,不断停伫,不断追寻,不断逃离。

她是寨子里改嫁最多的媳妇,一次在广州,一次在东莞,一次在河北,一次在四川,还有一次在湖南。她不断地行走,跟着滚滚人流,抵达某个城市,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在一处屋檐下,成为一个人的新娘。最初的几次,也有盟誓和亲人的祝福,也是红罗帐,西窗烛,双喜的鸳鸯贴在窗棂上。到后来,这些郑重的程序就都免了,有时候有结婚证,有时候连结婚证也未来得及扯。她有时候被欺骗,有时候被遗弃,有时候又是她在遗弃,还有一次,婚姻算安宁, 她还算满意,但结婚不久,她的丈夫逝于一次工伤,她又开始了行走。

十余年的行走生涯,她已经褪掉了初去广州时穿的那些乡里乡气的花衬衫,黑色直桶裤,平底的丁字猪皮鞋。现在,她上身套着紧身的弹力T恤,领口缀了一圈亮晶晶的珠片,下身是黑色的包臀裙,裙子很短,露出长长白腿,俨然已是一个城里人,而且是被大城市的生活熏陶浸润多年的人。村人还注意到她的脚跟,踩在十公分高的鞋跟上,这使她看起来远比从前留在乡下的时候挺拔、修长。她腿部的肌肉因为足蹬高跟而显得十分紧张,拧成一股一股的,那样子像是永远也不得闲,攒足了劲儿,随时准备出发,或者正在路途上,而每一步都不是坦途。由于不断行走,她迎头顶上许多风霜,额头上就有了皱纹,厚厚的脂粉也遮不住,一笑起来,脸上有许多比同龄的女子更深的沧桑。但她总不死心,总相信有一份缘分在前方某处等她,有一个房间在深夜的某个角落亮着灯,屋里有一位温良诚笃的男子等着她去俯首为妻。她一直没完没了地追寻,没完没了地逃离,没完没了地在路上。

乡间哪能跟城市相比?三日褪去一层皮,五日新生一根筋,每天都是日新月异,推陈出新的阵势猛烈得很。而乡村,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都不见得有什么变化。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寨子里的老树更老了,几根粗大的枝杈已经干枯掉落,断头处长出的寄生子已经高过树巅了。老墙远未颓圮,但似乎更青更黑了,也更沉默了。有几位老人已经谢世,另有一些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他们空出的位置,又有几位中年的人填补进去。你看他们满头斑驳的白发,就知道他们确实应该列入老人这个行列。以前他们被当作中年人,是因为有那些老人还稳稳地活着,他们哪敢言老!这一切都慢,慢得不知不觉,慢得根本感觉不到时间在朝前走,有时候竟觉得像已经停滞下来似的。

所以半年后小舅舅回家,其衰老的程度让村人震惊。他人瘦得厉害,身子更弯了,像一根废弃的犁辕。他的躯体倒是被那只巨大的牛仔袋带回来了,但灵魂显然在那个城市弄丢了。他看人的时候,眼珠子直愣愣地瞪着,目光已经涣散了。他养猪的钱,烧砖的钱,扛水泥的钱,捡垃圾的钱,都交给了那个女人,恨不能把自己的心窝也掏出来给她,因为她要为他们未来的家置办家具、被褥,以及锅碗瓢盆。她答应随舅舅回到茶园,种包谷,烤烟,喂猪,服侍他到终老。

但是她一夜之间不见了,连同舅舅所有的钱。这个人消失于一个城市,就像一滴水在人间蒸发,舅舅一下就懵了。他回味那女人的手如何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圈,又回味她如何在圈里某一处点了一点,又在另一处点了一点。舅舅于木然中也学女人用手在虚空中画一个圈,又在圈里点了一点,又点了一点。这一点,舅舅猛然被点醒:她是谁?来自何处,因何而来,为何相遇,如今又去向何处?这些问题舅舅一无所知。当舅舅明白他一无所知后,“嗷”的一声就栽倒了。

舅舅回乡后,在老屋里昏睡了三天,把我的母亲和姨妈吓坏了。她们劝他,半截入土的人了,妻,不要也罢。再说,钱毕竟是身外之物,破财还能免灾呢,所以未必就是坏事。至于出门,是万万不能了。舅舅沉睡三日后醒来,忽然就彻悟了。村里有句老话,叫“东方不亮西方亮,除了南方有北方”。在一个地方跌倒,就赶去另一个地方爬起来。舅舅吃了一大碗米饭,身上的力气又回来了,他去后山砍倒三棵香柏,卖给镇上的木材加工厂,把钱存在卡上,又背上那只巨大的牛仔袋,跟着村里一群农民,在一名乡干部的带领下,去到新疆摘棉花去了。

从此以后,他不断北上,南下,东进,西突,除了摘棉花,他还在甘肃割过麦子,在大同小煤窑背过煤,在河北、山东扛过水泥、石沙,在张家口喂过羊。他的身子和肠胃已经完全适应了异乡的生活种种,包括风沙和粗砺的饭食,习惯了周而复始地在路上。不是他要走,是路在牵着他走。他学会了好几种方言,会唱好几个地方的荤曲,他已经变得油滑老练了。他下苦力挣来的钱显然不够他花销,每隔三五个月,或者半年,他就回来一趟,砍倒两棵香柏,把钱存进卡里,又上路了。后坡上属于他的那片山林被砍光了,满坡都是树头。最后,他不顾大家劝阻,把留着做材子的两棵巨大香柏也卖了,换了很大的一笔钱,就去了东莞。最后一次回来,他已病得不轻,油尽灯枯的样子。每到黄昏来临,他就坐在老屋朝门下,看人牵着牲口从村外归来,人和牲口涂上夕阳的油彩。接下来,老树枝头鸟鸣稠密,寨子一阵乒乒乓乓忙乱后,家家屋瓦上升起炊烟。空气中荡漾着灌木和秸秆燃烧的香气。舅舅贪婪地把香气吸进肺里,舍不得呼出去。他身上的毛料西服、衬衫、运动裤已经破破烂烂,肮脏不堪。他的身体在溃烂,神态却像一根老油条,仿佛已经在尘世这口沸腾的油锅里烹炸了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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