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敏

“梅村体”指“吴梅村的叙事歌行”[1]，体现了吴伟业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代表性篇章有《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圆圆曲》《鸳湖曲》等，《圆圆曲》尤为经典，久负盛名。七言歌行叙事长诗《高丽行》是吴伟业明末的作品，体现了“梅村体”早期的形态，无论题材内容，还是风格艺术，都对其后来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堪称《圆圆曲》的序曲。在“梅村体”的研究中，尚存在不少有待深入认识的问题，如“梅村体”代表性篇章之间的关系，《高丽行》的创作时间、思想艺术等。本文尝试考察《高丽行》的作期、“诗史”性，辨析其与《圆圆曲》之间的关系，以揭示《高丽行》在“梅村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梅村体”的形成过程。

《高丽行》的写作时间

吴伟业传世之集，主要版本有二：《梅村集》四十卷，康熙九年（1670）卢缓刻，《四库全书》收录；《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宣统三年（1911）董康诵芬堂刻，《四部丛刊》收录。清人的几种吴诗注本，如靳荣藩《吴诗集览》、程穆衡《吴梅村先生诗编年笺注》、吴翌凤《吴梅村诗集笺注》，都是依据《梅村集》四十卷本作注。不过，《高丽行》不见于《梅村集》四十卷本，而见于《梅村家藏稿》卷二《前集二》（《四部丛刊》景清宣统武进董氏本）。

关于《高丽行》的创作时间，当今学界存在几种略异的说法。叶君远先生《吴伟业评传》提及吴伟业诗歌“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所占比例相当大，明朝末年的许多重大史实在其笔下都得到及时的反映。例如，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从墙子岭攻入塞内，他闻讯作《墙子路》诗；……黄道周忧心国事，犯颜强谏，遭到贬谪，他感之而作《殿上行》；朝鲜被清军战败，朝鲜国王被迫向清奏书称臣，他为此而作《高丽行》。”[2]认为吴伟业因崇祯十年（1637）朝鲜战败降清而作《高丽行》，但未具体说明时间。徐江先生《吴梅村研究》认为“当作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间”[3]。邬国平先生《吴伟业佚作十八篇》则说：“崇祯十一年，吴伟业曾经写过一首反映朝鲜战争的诗歌《高丽行》，哀朝鲜灭于清人，希望明朝的‘王师'能够帮助‘不死国'重新赓续世运。”[4]兹据相关材料，再略作考辨。

崇祯八年，吴伟业“入朝補原官，充实录纂修官”[4]。崇祯九年，奉旨典试湖广。崇祯十年，“八月，崇祯帝阅城，群臣策马从，铠甲旌旗甚盛。伟业与焉，作《圣驾阅城恭遇口占》。十月廿日，充东宫讲读官。”[4]同年，钱谦益、瞿式耜逮就狱，作《东皋草堂歌》赠瞿式耜。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刚直敢谏而遭贬谪，伟业赋《殿上行》。清兵入寇，作《墙子路》《怀杨机部军前》和《再忆杨机部》诗。崇祯十二年，“奉命赴河南禹州封延津、孟津二王”[4]，离开北京南下。崇祯八年到崇祯十二年，吴伟业在北京任职，这一时期，吴伟业关心国事，抨击时弊，志在匡救时局，忧国忧民，萦怀时局，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是其诗歌讴歌的主旋律。崇祯十年，朝鲜向清奏疏称臣的消息很快就传入京中，吴伟业关心时事，忧国忧民，其《高丽行》当创作于崇祯十年。

《高丽行》的“诗史”性

“梅村体”是吴伟业最具有特色的创作，其呈现出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采。叶君远先生认为“‘梅村体'具有‘事俱按实'、以人系事、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强烈的抒情性以及雅俗相融、融汇众美、自成面目等创作个性和创造品格，是我国古典叙事诗自汉唐以来的新发展”[5]。其中，“梅村体”的最大特征是其诗史特征，即“事俱按实”的特点。

早期“梅村体”作品大都以客观记事为主而夹叙夹议，《高丽行》体现了“梅村体”诗歌的这一特点，其中涉及复杂的时事问题，深刻地反映了明清历史的风云诡谲，变化莫测。首先，《高丽行》描述了明朝与朝鲜的友邦关系。据《明史》记载，朝鲜向明朝进贡三年一次，“三年加劳中尝宴”即指此事。其次，《高丽行》描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壬辰之战”，亦称“万历朝鲜之战”。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万历帝派出重兵援助朝鲜，两国协力击败日军。在万历二十年“五月，倭入朝鲜王京，朝鲜王李昖，奔义州求救。”“甲戌，副总兵祖承训率师援朝鲜，与倭寇战于平壤，败绩。”“壬寅，命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救朝鲜。”“三十六岛岛兵”即指日本发动的“壬辰之战”。据《日本风土记》记载：“日本，即古代倭国，与中国隔绝东海。于诸夷中最强大，有三十六岛，岛各有王统之。国主曰京王，居于东京，拥虚位，逸乐自恣，而一国之权，则属之大将军。”[6]这里的“三十六岛”即指日本。 再次，诗歌描述了清军入侵朝鲜，朝鲜弃明就清的历史事件，展示了明末明清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高丽行》中还描述了辽东地区各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和女真各部之间的斗争等历史事件。

“梅村体”诗歌以诗存史，叙咏时事，具有很高的纪实性，“事俱按实”。程穆衡《娄东耆旧传》给予了详细的评价：“其诗排比兴亡，搜扬掌故，篇无虚咏，近古罕俪焉。论曰：梅村之诗，指事传辞，兴亡具备，……期以摭本反始，粗存王迹，同时诸子，虽云间、虞山犹未或识之，况悠悠百世欤！”[7]“梅村体”“指事传辞，兴亡具备”的诗史品格，在《高丽行》中得以充分的展示。朱庭珍《筱园诗话》评论梅村诗说道：“吴梅村祭酒诗，……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记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之千秋之业。”[3]这都表现了“梅村体”诗歌的诗史性特点。

吴伟业密切关注明末时局，并将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运用到诗歌中，《高丽行》就像一部巨大的史书，表现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社会历史演变，给我们展示了一段风云诡谲的历史。吴伟业在客观叙事的同时，还杂以相关的议论，最后发出“呜呼”的感慨，期望明军早日收复朝鲜。

《高丽行》与《圆圆曲》之关系

《圆圆曲》是“梅村体”诗歌的杰出代表作，是吴伟业最负盛名的叙事歌行。七言歌行叙事长诗《高丽行》是吴伟业明末的作品，已显现出梅村歌行体诗歌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梅村体”早期的形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艺术，都对其后来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堪称《圆圆曲》的序曲。《圆圆曲》达到了梅村歌行体创作的顶峰，使“梅村体”的创作特色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化，“梅村体”的内涵更加丰富，特点更加鲜明突出。

吴伟业早期诗歌的艺术特点已初步体现了“梅村体”的艺术特点，其七言歌行体诗歌呈现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喜用对偶。梅村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对偶句式，使诗歌整饬有序。《高丽行》共三十句，有十六句用了对偶，对偶数量占了一半以上。二是熟于用典。梅村谙熟《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及南北史，写诗时典故随手拈来。《高丽行》的典故可谓处处皆是，在第三段中就有“陈汤”、“定远”、“三韩道”、“百济船”、“东方君子”、“玄菟麦”、“下勾骊”、“右碣石”等等，许多典故用得精切巧妙，使其作品意味深厚，古奥典雅。三是用韵上既有变化又有一定的规律，基本上四句一转，平声韵和仄声韵互换。四是风格上，有苍凉沉重之感。《高丽行》中饱含诗人对于明清形势的忧思，对于国家的担忧。《高丽行》这些形式上的特点，在梅村后来的歌行中得到承袭，并得以强化。

《圆圆曲》达到了梅村歌行体创作的顶峰，充分体现了“梅村体”的艺术特色。一是对偶用得更多了，且更加精严工巧。《圆圆曲》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构思巧妙，无懈可击，成为全诗醒目的警句，显出诗人独特的巧思。二是用典更加熟练精切，使诗歌镂金错彩，典雅富丽。《圆圆曲》中用典达到二十多处，使诗歌典雅含蓄，文学色彩更加浓厚，大量的用典，构成了诗歌婉转含蓄的风格，更有利于表达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三是音律更加谐婉，大多数诗句的平仄都合律，用韵则四句一转，平仄互换，读来回环往复，琅琅上口。且善于运用转韵法，转韵的时候常和内容、情感的转换互相配合。转韵之时，多运用蝉联句法，使诗歌具有跌宕流动，回环往复的音乐美。《圆圆曲》开头十六句，诗句都合律，四句一换韵，平仄互转，每次转韵，情感和内容也相互转换[1]。如“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哭罢君亲再相见。相见初经田窦家”。大量使用蝉联句法“使《圆圆曲》意换辞联，形成了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8]。四是风格上，慷慨悲凉，寓意深厚。在思想上更加有深度，格调上更加苍老深沉，余味无穷。《圆圆曲》产生于异族实行高压统治的新朝，这对诗人的心灵冲击更加具体和真切，那么反映在作品的基调和情感则更加深沉与悲凉。

《圆圆曲》的突出特点是叙事结构上的创新。吴伟业在前期作品包括《高丽行》在内，大都采用与时间顺序同步的单线发展结构来描写，但《圆圆曲》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采用顺叙、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使故事错综复杂，大开大阖，波澜起伏。在《圆圆曲》中，梅村先后“采用了顺叙、插叙、倒叙、分写、合写、映衬、呼应等多种叙事文学的表现手法，选取现实政治事件的表现角度，突出其故事性，将对先朝的追念，对乱臣贼子的抨击，对鼎革悲剧的反思，对人物命运的无奈，甚至诗人自我的身世之感都融入巧妙的叙事之中”[9]。这种叙事结构增加了诗歌思想的厚度，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同时诗人还巧妙地把叙事、议论、抒情有机结合，在叙事中插入议论，抒情，使全诗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丽行》作为梅村早期歌行体诗歌，诗歌结构还比较简单，叙事手法比较单一，不像《圆圆曲》那样运用多种叙事手法，故事错综复杂，波澜起伏。《高丽行》中对偶用典比较少，用韵方面还比较随意，《圆圆曲》中对偶用典则比较频繁密集，用韵转韵等运用得巧妙精致，娴熟自然。风格上，《圆圆曲》则表现得更加慷慨悲凉，基调和情感则更加深沉与悲凉，表现了深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

吴伟业、钱谦益和龚鼎慈三人在清初诗坛合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被称为“清初诗坛盟主”之一，他的诗歌从一个视角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风貌。梅村满怀感慨，创作了《高丽行》，以七言歌行反映明末清初的风云变幻，表达了对国家的忧思，对民族的关注。根据叶君远先生对于“梅村体”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梅村体”经历了萌芽——确立——兴盛三个阶段，《高丽行》在“梅村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属于萌芽阶段，初步体现了“梅村体”诗歌的特点，显示出梅村在七言歌行的运用和叙事诗的写作上特殊的兴趣和爱好，同时也预示着他在以后诗歌创作上的方向，对于梅村以后的诗歌创作具有引导作用。“梅村体”诗歌兴盛期的代表作当属《圆圆曲》，《圆圆曲》代表了“梅村体”诗歌的最高成就。《高丽行》对《圆圆曲》的发展创作起到了重大作用，我们可以说，《高丽行》在“梅村体”七言歌行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不可磨灭的一笔。

[1]叶君远.论“梅村体”的形成与发展[J].社会科学辑刊,2004,(2).

[2]叶君远.吴伟业评传[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91.

[3]徐江.吴梅村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5]叶君远.论“梅村体”[J].南京师范大学学院学报,2002,(2).

[6]戴名世.南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22.

[7]严迪昌.清诗史(上)[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386.

[8]吴寿林.试析吴梅村的《圆圆曲》[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4,(3).

[9]邓新跃,禹明华.吴伟业《圆圆曲》与“梅村体”的风格特征[J].语文学刊(高教版),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