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岩

严歌苓作为一位笔耕不辍的成功的新移民文学作家，其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和创作姿态的边缘化使她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和精妙绝伦的故事。严歌苓的小说作品多以女性题材为主，而曾荣获2011年中国小说协会长篇小说榜首的《陆犯焉识》可谓严歌苓的“颠覆性转型之作”和她自己最艰难、最满意的一次创作。40万字的《陆犯焉识》描写上海大户人家出身的才貌双全的陆焉识留洋求学、回国任教、被放逐西北的人生际遇，通过知识分子陆焉识的人生遭际展示特殊时代中国的深沉苦难以及世相的炎凉和命运的多舛。严歌苓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她在《陆犯焉识》中更表现出她对叙事的兴趣和探索。

多重视点叙事

美国的杰拉德·普林斯提出叙事中的视点有三种主要类型[1]：一是“传统的”或者“经典的”叙述，叙事者不受任何限制；二是内视点叙述，一切都严格通过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的知识、看法和感知来表达；三是外视点叙述，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表现一切，他描述特定人物的行为或外表，但不涉及人物的思想与感情。在一部小说里，这些视点类型是可以变化的。

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采用了多重视点叙事，使其人物和故事的叙述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1.传统视点叙事

《陆犯焉识》是一部对知识分子命运进行检视的长篇小说，通过陆焉识的坎坷一生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政治与人生、政治与亲情、理性与欲望、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交织。严歌苓充分发挥传统视点叙事的优势，游刃有余地将自己的笔触往返于上海、美国和西北荒漠，岁月的无情、世相的炎凉和命运的荒诞尽收眼底。

陆焉识的爱情经历了空虚、放纵和回归的过程。他和冯婉喻的婚姻是由虚荣透顶的继母安排的，这场刻意的婚姻掐灭了陆焉识作为男人一生仅有的一次爱情机会。继母和妻子所构筑的围城让陆焉识感到窒息，最终催发了国外留学的念想。他自由地出入于华盛顿的各种场所，享受着脱离家庭羁绊的自由，彰显其狂狷孟浪的个性。课堂的邂逅和再次重逢使陆焉识和意大利女子旺达相识相爱。明知道和意大利女子旺达没有未来，他仍然优美奢华地葬送他们相聚的日子。在抗战时期，陆焉识与一名重庆女子韩念痕相识相恋，继续着他对婚姻的反抗。韩念痕是艳丽、性感、圆熟、柔韧的，保持着作为女人的自然特性，也征服了陆焉识。陆焉识对理想婚姻的想象“正好拿念痕来实践”，帮助他完成对困境的逃离。在被囚禁西北之后，他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家。陆焉识在经历世事沧桑后真切感受到，曾经是其人生困境的妻子冯婉喻，却成了他记忆中最美好的归宿。而晚年的婉喻已失去记忆，二人暮年重聚却不得聚。陆焉识只能以陌生人的身份，和自己的前妻重新谈起恋爱。陆焉识永远不再有机会让婉喻与自己相认，并感知自己的忏悔和爱意。陆焉识卑微地“寄居”在儿女家中，任劳任怨，到最后也没有和儿女们和解。孤独的陆焉识带着婉喻的骨灰从上海城里消失了。严歌苓暗示我们，他带着她又回到了青海的大草漠，因为二十年的牢狱与磨难，他竟然离不开那个荒僻孤寒之地了。正如小说的“引子”中谈到的这样的绿色大漠虽荒凉，却荒得丰满美好。严歌苓没有让她的主人公以时代精英的姿态出现，还原了他作为平凡人的世俗性和懦弱性，体现了这位跨文化的作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反英雄化的书写。陆焉识的悲凉命运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虚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欢乐与痛苦的交织，欲望与理性的纠结，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孤独和人生的荒诞，他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和精神危机。严歌苓以同情的眼光去关注她笔下的主人公的人生困境以及突围，书写了其与时代、与社会的错位，在沉静的叙述中蕴含着作家对主人公的理解。

基于传统的叙述视点，叙述者能够描述出人物更隐秘的内心世界。《陆犯焉识》中的恩娘是陆焉识的继母，刁钻和刻薄中隐藏着难言的寂寞和痛苦。她对陆焉识的感情融合了权威、母性、女性诸多心绪。恩娘事事跟婉喻比，事事要占婉喻的上风。她怄气，因为陆焉识把颜色亮的衣料给了妻子；她离家出走，因为陆焉识夫妻俩雨夜看梅兰芳唱戏；她嫉妒，因为陆焉识送婉喻一对珍珠耳环。恩娘“就像一个大蜘蛛，吐出千丝万缕，要把焉识缠裹住”[2]。在对恩娘的讲述上严歌苓一以贯之的对女性的关注和理解，严歌苓并未采用是非标准去评判恩娘的行为，也没有让她的生命屈从于现实，只是视其为一个平等的个体存在，发现其潜藏在男权社会中隐秘的内心世界，书写一个卑微的生命压抑与抗争的精神状态。严歌苓对恩娘的倾情书写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女性的独立与对抗之路的艰辛，促使我们思考中国女性的生存与发展。

2.内视点叙事

在采用内视点叙述的情况下，叙述者仅仅告知一个或几个人物所能够知道和讲出的东西。内视点可以是固定的、变化的、复合的。

其中，固定的内视点叙述主要是采用一个人物的角度叙述，如陆焉识被放逐的西北荒漠上，他用自己的眼神来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冷静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他伪装成结巴，以失语的方式面对现实。高干邓指挥是冷漠的、粗俗的；劳改犯的处境是残酷的，臭骂、戴镣铐、罚饭是正常的。十六岁的梁葫芦被呲牙咧嘴的笑容和漆黑的鼻孔抹杀了青春。姓谢的犯人头目用僵硬的大棒子在犯人的臀部敲打青稞，加工过的砸糍粑面由此常常要达到以血来和面的程度。

变化的内视点轮流采用几个人物的角度来表现事件。场部礼堂里放映的是有关根治血吸虫的科教片，主角是陆焉识的女儿冯丹钰。陆焉识很流利地给邓指导员述说着女儿的事情，差点使他十年的成功伪装功亏一篑。陆焉识是以一个父亲的姿态去关注自己女儿的，对女儿他有无限的期待和愧疚。为此，他在高原缺氧喘息、体力亏空的情况下，竟然打着寒噤告诉劳改大队的邓指挥员，自己必须请假去场部礼堂。他是带着“近乎气绝的欢乐”和“无以复加的疲惫”，连滚带爬地靠近场部礼堂的。陆焉识在由人的躯体所挤成的一扇“门”中穿墙凿洞地往里进，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杂耍演员。他用维持生存的馒头换来两个凳子，凭着自己的期盼和信念保持着平衡。终于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如愿以偿地看到了穿着白大褂的女子，他认出了女儿。陆焉识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无所顾忌地呜呜大哭。在其他的劳改犯眼中，这部科教影片是唯一可以满足他们生理需求和弥补精神空虚的享受，他们不厌其烦地欣赏，因为这有女性的出现。对于邓指导员来讲，他在乎的是这部科教影片的名字《借问瘟神欲何往》是毛主席起的。严歌苓分别从人性和政治的角度来关注科教片这一事件，这样的内视点可以更全面地展示亲情、人性在政治重压之下的考量。

复合人称叙事

人称是小说文本叙事中的基本元素，在语法上，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区别。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复合人称叙事手段，体现了严歌苓对其小说完美的距离控制。

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自传，正是因为“我”的叙述行为引出相对的故事层。叙述者“我”或多或少地具有介入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增添了小说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在小说的“引子”里，作者这样讲“叫陆焉识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祖父陆焉识”，“这是我祖父陆焉识和同类们被迫进犯大草漠的第四个年头”。第一人称叙事的使用暗示“我” 作为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的血缘关系。“我”作为家族的后代的叙事叙述者与被叙的对象之间不具有同一性，“我”参与了对故事的观察。这不仅能够满足作者对真实效果的追求，而且在设计小说的结构时可以游刃有余、开合自如，从而使其叙事更为真实和客观，缩短了故事与读者的距离。

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的第二人称叙述并不占据较大篇幅，不过她这种叙事方式隐含自己的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能够很好地诠释她对人物的理解。在陆焉识服刑的加工队，处处渗透着政治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将他华贵的自尊撕成一地碎片。谁有暗伤，有块难以抑制的心病，一定会有他人在揭穿戳痛它。因为你的悲痛欲绝可以缓解大家的悲痛欲绝，你的一份不幸给集体拿去，可以治疗大家的不幸。[3]“你”可以深刻体会严歌苓对人性的关注，就像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中所写的：“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祖母冯婉喻的眼睛是和她的心情一致的，是安静的。她心如止水，从未挖空心思去想如何惩治难缠的仆人，如何应对精明的婆婆，如何向丈夫撒娇多给自己要些零花钱。“你”在这里是作者的一个倾诉对象，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聆听作者的讲述。

第三人称的叙事不是支离破碎的，严歌苓没有以绝对权威的态度去对待她笔下人物的经历，规避了对人物和故事的道德判断，忠实地记录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经常采用人物的眼光体察周围的世界。在向读者介绍陆焉识这位男主人公时，她谈到陆焉识在这样的地方是以被收藏的形式出现的，他的名字和一套民国初年的《石头记》、他的英伦范呢子大衣被保管在监狱库房里。严歌苓带领读者穿梭于被叙述者的内心世界，呈现给读者一个全景式的画面。人的身体是一个规范有序、高度复杂的完整体系，其每个组合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形成现象场、身体场、认知场等场域，但是引发并约束各种身体行为及其内在潜能的基本要素则主要源于情思浑然、意欲一体的意志、智慧和情感。[4]

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通过人称的改变来调整她与故事之间的距离，在叙事中严歌苓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交叉使用，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

零散化叙事

严歌苓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可以冷静而厚重地讲述特定时期政治与历史的是非。严歌苓没有严格地沿袭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方法，她的故事时间是断开的、倒错的、交叉的，情节不断跳跃、切换，自有一种扩张的力度，形成其从容、舒缓的叙述节奏。时间只是人的存在方式，这种零散化的叙事体现了严歌苓更加倾向于体察人的情感波动和心理变化，更关注个人体验和心理动因所发生的具体叙事。

《陆犯焉识》这部长篇小说也并未完全遵循时间顺序来描绘主人公的人生历程，而是在看似杂乱的时间安排中蕴含着一条主线，那就是知识分子陆焉识对自由的追寻。在错位或者扭曲的社会中他面临被边缘化、被排挤的境遇，于是他逃离困境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保留着作为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善良真诚的品性。面对受束缚的境遇，他不是麻木不仁，也没有完全沉浸在无奈之中，而是逃离，反抗束缚，持续不断地去尝试，为实现自我的本真存在而努力。正是在这无希望的逃离中，被压抑的生命得以释放，人生的意义得以发掘。

陆焉识圆润、聪慧却不乏正直与善良，寄托了严歌苓对知识分子的种种想象。他具有传统文人浓郁的高贵气质，坚守自尊与自傲的精神底线。他在与置身的社会与政治环境间出现矛盾时，没有摒弃自己行为处事的原则。穿梭于华盛顿、重庆、上海三地，陆焉识疏离于外界严酷的政治导向，坚持着自己的自由人格。陆焉识宁愿离开美国的名校也不甘做学术的影子，为了维护上课的规则而深陷国民党的囹圄。在极端激烈的政治风波中，他作为“反革命分子”而被判无期徒刑，到西北荒漠接受无休止的劳动改造。在和他毫不相干的梁葫芦受到“加工队”的惩罚时，他结巴着大喊救人。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磨砺曾一度湮没他的尊严，他依然在追寻着那遥不可及的自由。陆焉识用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走着自己的路。

严歌苓这位旅美作家怀着悲悯之心和强烈的叙事意识关注特殊时期人物的悲欢离合，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的叙事探索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2-55.

[2][3]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3,47.

[4]张之沧,张禹.身体认知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