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新闻事件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小说家纷纷将新闻素材吸纳进小说，构成其情节的一部分，2013年出版的两部小说——贾平凹的《带灯》和余华的《第七天》就是显例。对于新闻事件频频进入小说这一写作现象，学界反应复杂。有人认为新闻事件进入小说拓宽了小说的题材领域，增强了小说的及物性和现实介入能力，值得提倡；有人则认为新闻与小说难以相容，新闻事件进入小说会带来写作上的诸多问题。那么，新闻和小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新闻事件是否可以进入小说？假如可以，以何种进入的方式才是合法的、成功的？本文力图以《带灯》和《第七天》为中心，结合中外文学经典，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回应，以期为当下的小说创作提供一些启示。

新闻事件进入小说的文学史实践

新闻和小说分属两种文体和两个领域。前者以信息传播为中心，以求真和客观为要务，及时迅捷地向人们提供所发生之事的信息：发生了什么？在哪里发生的？何时发生的？涉及谁？为何发生？怎样发生的？（即五个w和一个h）后者则属于艺术领域，往往通过虚构的情节、富于艺术意味的形式、鲜明的人物形象，动人以情，启人以思。然而，二者又非彼此孤立，绝对排斥。一方面，新闻文本和小说都是一种语言织体，而修辞是语言表意的最根本特征，从语言到事实并非透明。而且，现代叙事学认为，作为叙述话语，新闻和小说都难以消弭叙事性，“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客观真实性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有限度的理想诉求。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也常从新闻事件中汲取养料，获得素材。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取材于一件普通情杀案新闻；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源于一桩新闻报道中的诉讼案件；鲁迅的《药》则脱胎于徐锡麟行刺失败后被清兵生食心肝的真实新闻；茅盾的《春蚕》与当年多起丰收成灾的新闻相连。可见，中外文学，对新闻的敏感和借用都是一种常见的创作现象，尽管这些作品在对新闻的借用中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往往不尽相同。

然而，人们同时还发现，上述文学作品在吸纳新闻事件时一般不会拘泥于真实的原始新闻事件，往往会采用多种方法对其进行加工处理，使之充分小说化、艺术化。具体而言，这些方法有：

1.对新闻事件变形、重组、改写和深化。广泛传播的新闻事件与社会事件相比，虽经过了记者的选择提炼和一般想象的过程，但是，在进入小说前，这些经过选择提炼的新闻事件还只是一种粗粝的文学素材和生活真实，它们要想成为小说情节，成为艺术真实，必须经过作家的想象虚构，加工变形，省略删减一些部分，突出一些部分，添加一些部分，有时还要对已有部分的关系进行重新排列组合。

2.为新闻事件赋形，将其纳入到某种艺术形式之中。新闻事件被媒体呈现出来时，其实就已经被编码，被纳入一种叙事形式之中。进入文学中的新闻事件的元素及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了建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故事的叙事句法、结构法则等叙事形式也势必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3.塑造出一些血肉丰满、有深度、有灵魂的人物形象。新闻传播，其目的在于信息传递，它对社会事件的关注，重在“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发生的”。它是一种“事学”，而非“人学”，一般而言，并不重视人，尤其不重视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然而，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则不然。优秀的小说要征服读者，往往离不开人物形象的着力经营。人物形象塑造是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尺，读者对一部文学经典的记忆，往往是与一些鲜活的人物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精神上自我救赎而复活的聂赫留朵夫，《红与黑》《复活》的艺术魅力势必要大打折扣。

4.提供独特的思想观念。任何进入到公众视野的新闻事件，都不是零度的、纯客观的、自我显示的，它们总是被纳入某种认知框架和阐释体系之中。随着新闻的广泛传播，新闻事件及与其相伴的认知框架和阐释体系也渐渐稳定、固化。因此，优秀的小说在借用新闻事件时，往往要进行艺术再造，摈弃新闻事件既有的认知框架和阐释体系，为读者提供新的意义图景。如《红与黑》远远超越了两桩社会新闻作为普通情杀案的庸俗趣闻的范畴，“司汤达‘升华’了阿德里安· 拉法格和安托万· 贝尔泰，将于连‘塑造为一个世纪儿’”[1]使《红与黑》成为“十九世纪的遗事”，一部展现复辟王朝社会矛盾的政治小说。

《带灯》：新闻的“小说化”、艺术化

作为一部乡村题材小说，《带灯》涉及了当今底层普遍的新闻景观：上访维稳、黑恶势力当政、灾害瞒报、超生罚款、牺牲环境的经济开发等。面对此类国人已经麻木的新闻事件，小说展现出高超的艺术创造力。首先，通过 “带灯”这一人物的亲身所历，亲耳所闻，小说将诸多新闻事件与村民纠纷、家长里短、道德溃败、基层政治运作等真实细腻的日常乡村生活水乳交融地糅合到一起，让那些生硬突兀、耸动视听、各自孤立的新闻事件回到它们生存的肌理中去，以具有强烈生活质感的人物和细节复活了新闻事件所寄生的乡村世界，使得小说中的新闻事件完全去掉了新闻味，成为血肉丰满，元气淋漓的乡村世界的一部分。

其次，在对这些新闻事件的阐释思考上，贾平凹也超越了既有的认知框架和阐释体系，提供了个人的独到观察。比如关于农民“上访”的书写，在新闻媒体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小说”中，“上访”已成为一种模式化和固化的景观：冤屈的农民、辛酸的底层、法律的孱弱缺失、弱势群体的孤立无助、艰辛悲壮的上访之路、冷漠坚硬的官场……但《带灯》中的“上访”则远远超出了这种单面刻板、简单化的描摹，呈现出多面立体的复杂缠绕形态。基层官场是多层次的，既有以“官本位”为行动指南、以个人利益为依归的权力中心者；亦有“带灯”、“竹子”等边缘化的体制内异质者；还有冷眼旁观、幸灾乐祸而唯恐天下不乱的权力失意者。底层农民也是多元化的，有作为贪腐官员利益同盟的黑恶势力，有屡遭践踏而呼告无门的沉默羔羊，还有狡诈油滑、以缠访闹访谋利的泼皮无赖。在人物塑造上，《带灯》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和多维。奉命“截访”“维稳”的“带灯”，作为一个边缘化的体制内异质者，既厌恶僵化可笑的截访和维稳，又对之竭心尽力，全身投入；既同情农民，哀其不幸，又恐其抗争；既反感权力政治，又对更大的权力抱有幻想和迷恋，更没有勇气彻底逃离权力体系。[2]总之，贾平凹的“上访”书写，已经超越了“底层小说”和媒体新闻所提供的阐释路径和思维定势，将转型期中国基层盘根错节的现实困境和生活的复杂性传达了出来，显示出对中国当下现实迥异时流的个人独到观察，从而达到了既 “贴地叙事”，又实现了对现实的“诗性飞翔”，[3]使大众视野中粗粝、刻板的新闻事件走向圆融独创的艺术之境。

《第七天》：小说的“泛新闻化”

与《带灯》相比，《第七天》吸纳的新闻事件更多：上访、袭警、地陷、暴力拆迁、灾害瞒报、黑市卖肾、煤窑塌方、天价墓位、有毒食品、高官包养情妇……近几年的许多新闻热点都被《第七天》纳入书写范围。那么，余华在小说中又是怎样来处理这些新闻事件的呢？

首先，余华对大众熟悉的新闻事件进行了一些增删、嫁接和改造，如将“鼠族”和“卖肾”故事捏合在一起，将孕妇火车厕所产子、单身父亲为养子终身不娶等故事相缝合，并以一个死去的鬼魂七天中游荡于阴间的所见所闻来统摄它们。但这些并未影响到新闻事件原有的故事内核，读者仍能清晰地将这些故事与媒体新闻事件一一对应起来，难以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从而成为所谓的“新闻串烧”和“新闻集锦”。

其次，小说对新闻事件的加工处理往往缺乏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虚假矫情，难以引起读者共鸣。比如，杨飞和李青的故事与一些通俗杂志上生编硬造的言情故事就毫无二致。整个故事大起大落，情节的发展走向都是由叙述人毫无征兆地叙述出来，看不出情节之间的内在必然性，也看不到人物的心灵律动。一个蕴含着金钱与堕落、灵与肉、罪与罚、制度和人性等诸多命题的故事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的黑暗。

此外，小说情节不仅残留着新闻的外壳，而且还保留着新闻事件的认知框架和阐释体系。这些新闻事件在媒体的阐释和大众想象空间中大都对应着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官员贪腐、法律弛废、环境恶化、金钱至上、民众暴戾、道德沦丧。然而，余华的书写并未超出这一范畴，未能展示出生活的多面与人的复杂。其实，每桩看似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背后都有着人物性格逻辑和社会文化逻辑，牵连着层层面面，往往昭示出特殊时代的社会密码、人性困境，只有从别人的可笑故事中反省到自身类似性处境，写出种种偶然性下的必然性，彰显生活的多重面孔，小说借用的新闻事件才能超越大众共识的庸常性，体现作家的个人发现和独到思考，走向超拔的艺术之境，正如歌德所说：“独特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地发挥，从而使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4]然而，余华并不比读者和媒体多一些武器和资源，他所仰仗的仍不过是现实愤慨和道德批判，贫︱富、民︱官、善︱恶、阴︱阳等二元对立项仍是他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的主要方法。马尔克斯说过，“拉丁美洲的苦难、不公正，我们见得太多了，每天都在发生，拉丁美洲的人民不需要这个，他们需要的是真正好的小说。”[5]遗憾的是，余华铺张地堆积了一个又一个新闻事件，然而，每一个都没有深挖，都没有令人信服地展开，都未能升华为精致的艺术，这些令欧美作家羡慕的材料被奢侈地浪费了。

结 语

对于日渐重视现实经验、力图介入当下的作家来说，如何处理新闻和小说的关系，新闻事件如何进入小说才具有认同度和合法性，这是一个普遍的命题。贾平凹和余华分别以《带灯》和《第七天》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前者以富有生活质感的细节、个性化而又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成功地实现了新闻事件的小说化、艺术化，对乡土中国做出了独到的观察和思考。而后者则臣服于自己一向鄙弃的“虚伪的现实”，拘囿于大众视野书写现实，无力让小说“贴地”而又“飞翔”，只能用连篇累牍的新闻事件对读者进行疲劳轰炸，使那个才华横溢，在想象世界自由穿行的余华变成了一个平庸写手。

文学经典和《带灯》《第七天》的写作经验都说明：作为一种文学资源，新闻事件进入小说完全可能，新闻进入小说要获得成功，取得合法性，作家需要努力拓展想象力，超越现实的美学束缚和意义管道，进行历史、人性、审美的多重观照，使新闻事件充分小说化、艺术化，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建构一个具有情感逻辑和心灵真实的艺术世界，表现作家对现实和人的独特观察与理解。否则，小说的泛“新闻化”只能走向歧路。

[1][法]戴尔·李托.《红与黑》序言——关于成书始末及其特色[J].钱志杰译.法国研究,1984(1).

[2]张延国.体制内边缘人的权力批判及其限度——论贾平凹小说《带灯》中的“带灯”形象塑造[J].小说评论,2013(4).

[3]吴义勤.“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J].当代作家评论,2013(3).

[4]歌德文学语录选[M].古典文艺理论译丛(8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15.

[5]杨庆祥.小处精彩,大处失败——余华的《第七天》[N].新京报,201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