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莉

年过半百之时，回首过去，不禁感慨我们这代人是非常幸运的。1977年，我上初一，适逢整个国家迎来科学的春天，对知识的渴望充盈在我的心灵深处。职业发展过程中，得益于国家的开放与变革，我有机会在香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学习，还曾两次在美国给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不仅从教学与研究中得到很多的锻炼，也在社会服务中找到了乐趣和价值。贯穿这些经历，性别视角始终带给我很多的激励和启发，使我成长为一位女性主义者。

一、大学：模糊的社会性别意识

中学阶段，我酷爱数学，初三时就自学了高中教材，并和高中生一起参加数学竞赛。数学让我体验到探究的乐趣，增加了我的成就感。1981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我更加被科学所折服，学到的每一个理论都使我感到奇妙而神秘。但是，理论研究的艰深也使我隐约地感觉到未来专业发展的困难，而且物理系的女教师也比较少，这让我隐隐地觉察到一种隐匿在学科之中的区隔。

大学时代，三点一线的生活之余，我和同学们都会被各种新的人文与社会思潮所吸引。我们除了会阅读一些对我们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著作，如《大趋势》、《人啊人》等，还会听很多的讲座，如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的演讲，而且从她的讲述中我看到了一种女性的坚定和魅力。之后，我又开始读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女士的传记，在两位女性间形成的对比中，我对女性形象应是怎样的开始出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