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托发达的网络建设的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渠道发表自己的见解，标榜自己的个性，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大多数人还是一如既往的从众，或者从众这个词也不太准确，叫凑热闹、人云亦云也可以。

5月25日，杨绛先生去世，忽然间，似乎所有人都在怀念这位一直低调过着自己日子的老人（图1）。当然，老人家是值得这样的尊敬的，只是这铺天盖地的各种缅怀着的人们如果真的读过先生的文字，真的是因为对先生的敬仰而有感而发，那就是最好了。

知道钱钟书是因为那部被改编成电视剧而火爆的《围城》，知道杨绛是因为透着温婉气息的《我们仨》（图2）。

图1 杨绛先生

图2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图3 钱钟书先生

我其实从没有完整地读过钱钟书的《围城》，电视剧也只是断断续续地看过，《我们仨》倒是完整读过，但也是因为当时这本书频频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而让我对钱钟书肃然起敬的倒是因为几年前读到李慎之写的《送别钱钟书先生》（图3）。李慎之先生曾经做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后来调到社科院，与钱钟书做过同事。1998年钱钟书去世，慎公去送行，因为事情来得匆忙，“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