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烨童

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好法制化的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地去确定攻关的内容、确定技术路线、去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的阶段，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就削弱了市场的竞争。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变革的关口，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投资拉动已经基本无效，怎么强调提高效率都不过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总结2015年经济发展时所表达的观点。

近期，中央政府在各类经济会议上也热议“供给侧改革”及其后续举措。由此看来，“供给侧”将是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

中国经济处于战略机遇期

各种矛盾、风险和挑战犹存

2015年12月，吴敬琏在媒体上撰文指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30 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

第一期叫做“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九五”计划时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20 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特别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2008 年底到2009 年，用强刺激的政策扩需求保增长。增长率保住了，但是负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日本1986 年的刺激政策引发资产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日本的前车之鉴启示我们，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隐患，各种挑战。

未来，国家经济该如何走？“供给侧改革”呼之欲出。

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正值“十三五”开局

“供给侧改革”提上台面

最近，有关中国经济最热的词汇莫过于“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

有专家解读，“供给侧”概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围绕“供给侧”，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先行经验，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这一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吴敬琏在2015年12月16日举行的“2015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就曾公开强调，“过去谈论宏观经济主要在需求侧，如今已转向供给侧，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他认为，“供给侧存在问题提出来很久了，但是在分析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到了需求侧。”

特别是2009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上暴露出许多问题，在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时，习惯的思维就是因为需求侧出了问题，需求不足。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方面不振所以经济上出现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样的观点、角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

其中，最容易办的、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资，叫作“扩需求、保增长”。

“但是这个办法看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引起了一些副作用。比如20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了。但最近两年副作用表现很大，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同样的刺激力度，但是回升的很少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甚至到了最近这一年投资下去了GDP增速没有变化。用增强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效果越来越差了。”

“另一方面，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就是票子、就是债务、就是寅吃卯粮，这样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整个国家的包括政府的、企业的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别是整个企业界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90%的水平，某些环节上出现了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而且发散开来，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甚至出现所谓的系统性风险。由此看来，对于从需求侧去看问题、从需求侧去找解决的办法，政府已经对其失去了信心。”

很多专家就“供给侧改革”发表了各自看法。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强调，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强调“要在适当扩大需求的条件下”。这表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有效投资；不是不要需求，而是要适当扩大总需求。根本意思是要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通过新需求推进新消费，通过新消费倒逼新产业。这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认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就是要以理性的供给管理释放和引领需求潜力。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如何通过供给管理，加强对经济社会中薄弱环节的支持，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强化发展后劲，客观上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

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 ，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新浪财经）

政府应建设法治环境

而非直接干预市场

那么，如何能够改善供给？

从2015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知，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指补齐短板，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增加人口供给、提升全员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强政策制度协调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实际上，改善供给的问题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例如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所谓粗放式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投资、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而集约式增长是主要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

后来，在1995至2000年的五年计划里就要求实现这个转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改善供给侧。但是，到了“十五”期间，这两个根本转变大大地减弱了。国家热衷于大投资，所以增长方式其实是有所退步的。

到了“十一五”期间，政府又重提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一五”工作的主线，但是改革推进的力度不够。“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等办法。”

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为了供给侧的改善，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让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是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出手并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大量地给企业补贴来发展光伏、LED产业等，而不是用市场的方法，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

在吴敬琏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所以，面对要改善供给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

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实践始自于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等，以上都是供给侧改革。由此看来，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回归常识。（经济参考报）

吴敬琏强调，供给侧改革要依靠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来推动，才能实现这样的改变。

“所谓突破变革的关口，就面临着供给侧它的体系和结构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这方面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需要我们共同来做好，政府就要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那样，做它应该做的事情上做的更好，而不是去重复过去的几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再说过的，政府做了一些不应该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它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好或者没有做好，要改变这种状况。”

“譬如说要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好的法制化的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的去确定攻关的内容、确定技术路线、去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的阶段，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削弱了市场的竞争。”

吴敬琏还强调，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变革的积极参加者。

“这项变革对于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对于整个国家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里面就有取舍的问题，是不是支持这样一些能够损害自己的短期利益的改革，全力的进行支持还是阻挠，去阻挡改革的实现。”

另一方面，企业家要做出准备，要适应新的经营环境。

“过去因为体制不健全，所以有了很多特殊政策或者政策优惠等。但是为了推进实现供给侧的转变，能够使得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一定要建立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样的营商环境下，或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下，能够把企业办得很成功，这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因为企业不能再依靠政府给你的特殊政策、特殊优惠去赚钱，只有靠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适应消费者需要的能力去把企业做到成功，这是需要花力气的。”

吴敬琏认为，只要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供给侧改革，就能够突破变革的关口，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