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文学及文士观念的发展
——以《后汉书·文苑传》与《昭明文选》为参照

王 军 敏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觉醒的时期，《后汉书·文苑传》与《昭明文选》分别从史传与文选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东汉的文士与文学进行了关注。前者首次以类传形式为文苑之士单独作传，共有22位传主，其中多庶族寒门之士，体现出寒士入仕并崛起的社会现实以及范晔“以文为耻”的态度；后者收录了21位东汉作家，但入《文苑传》者仅3人，可见《昭明文选》更纯粹地是从文学角度选人选作。从《后汉书·文苑传》到《昭明文选》，可以窥见刘宋至萧梁近百年间的文学、文士观念的演进及寒、士族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

关键词：《后汉书·文苑传》；《昭明文选》；刘宋；萧梁；寒、士关系；文士观念

收稿日期：20150310

作者简介：王军敏(1991-)，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 207.22文献标识码：A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0604.1430.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4 14:30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观念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观点早已被学界普遍接受。该时期出现了不少与“文学”相关的现象，其中，《后汉书·文苑传》与《昭明文选》不容忽视。不少学者分别对这两部著作各自体现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分析，然而并没有从纵向发展角度给予关注。《后汉书·文苑传》与《昭明文选》分别涉及“文苑”与“文选”，虽然前者以人为重点，后者以作品为视角，然而都体现出作者及当时的文学观念。以东汉时期的文人为切入点，通过对《后汉书·文苑传》及梁代《昭明文选》所选作家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从中可以清晰展示出南朝刘宋到萧梁近百年来文学及文士观念的发展与演进。

一、《后汉书·文苑传》所体现的文士观

《后汉书》是刘宋时期范晔所撰。该著首次以类传形式为文苑之士单独作传，使文士群体形象正式进入正史长河中，从史传角度对文学和文士加以肯定。在东汉众多文人当中，被范晔作为传主选入《文苑传》的有22位。

从社会和政治身份来看，这22位传主大多出身相对较低，很少出自士族或是显赫官僚家族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后汉书·文苑传》充分体现了寒士入仕及崛起的社会现实。这些人物或依附外戚，或靠当世名人推荐，或通过举孝廉等自下而上的方式进入仕途。从整体上看这些文士自身的政治与文化独立性较低，对官僚贵族尤其是外戚的依附性强。

《后汉书》中文人相对缺乏独立性的状况，与东汉社会现实所赋予这个阶层的矛盾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东汉时期宦官与外戚交替夺权执政是政治史的一大特点，这使得处于两大集团之外的寒门文人迅速崛起。然而文人毕竟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社会现实和党争使文人地位得以提高，但同时也剥夺了其独立性的地位。文人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也因皇权的不断衰落而越走越远。文人的崛起便伴随着或依赖外戚或依赖宦官的尴尬局面。无论宦官、外戚还是皇权都对处于边缘地位的文人存在隔阂，因而文人是在这3种比自身强大的势力下求得生存，想独立却又无法独立。

总览《后汉书》，文学成就突出者比比皆是，如班固、张衡和蔡邕等，然而他们并没有被收入《文苑传》，而是分别以单传或合传的形式被收入《后汉书·班彪列传》《后汉书·张衡列传》和《后汉书·蔡邕列传》等传记中。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应该与范晔对文学及文士的态度有密切关系。范晔作为一位史学家，对文士及文学的态度并不是很推崇，甚至不乏贬低。他曾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写道：“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1他认为，文章应该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而时人所作往往无法兼顾文与质。所以，其对《后汉书·文苑传》的选录相对集中于寒门之士，或许是因为寒士更加符合其“以意为主”的文学观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选录之人首先都是文采之士，《文苑列传》中大多传主传记中都有“以文章显”、“少博学”等类字眼。可见“有文采”是范晔选录《后汉书》的首要条件；其次，由于范晔“以文为耻”的文学观念，客观上造成其选录范围相对集中于寒门之士。至于像班固、张衡这样名望、地位与成就突出的文人，则更突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并不以文学为主。

表1　《后汉书·文苑传》所收录的文士作品及出身情况

尽管范晔“以文为耻”，但依然在《文苑传》中为文人设立单传，这说明文士及文学观念在刘宋时期已经十分鲜明。刘石在《〈后汉书·文苑传〉的创立及意义》一文里，对《文苑传》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创立的史学意义进行了论述。众多出身寒门、颇有文学才能的人士之所以入选《文苑传》，与刘宋时期士族衰落、寒族兴起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南朝时，士族不断衰落，清谈之风盛行，士族名士不谈国事，生活腐化堕落。《宋书·谢弘微传》记载：“九年，东乡君(谢混妻)薨，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谢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公私咸谓室内资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营葬。混女夫殷睿素好樗蒱，闻弘微不取财物，乃滥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戏责，内人皆化弘微之让，一无所争。”1 593而与此相对的是一些寒族之士不断地努力进取，以提高自己在国家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宋书·沈庆之列传》记载：“庆之少有志力。孙恩之乱也，遣人寇武康，庆之未冠，随乡族击之，由是以勇闻。荒扰之后，乡邑流散，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1 996之后得到赏识，逐渐走入仕途，战功不断。在士族崇尚清谈，寒士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刘宋皇权政治也逐渐有取代士族门阀政治的倾向。“昔日豪门士族的优势渐衰，而以皇权为中心和以诸王势力为代表的新贵则逐渐形成。”109在刘宋政权统治下，士族衰落，寒族崛起。所以，范晔将寒士选入《文苑传》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是寒士不断努力的结果。

二、《昭明文选》所录东汉作家及其特点

梁代萧统《昭明文选》选录了先秦至梁代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作为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疏奏之类的应用文区别开来，充分体现了时人相对成熟的文学观。就后汉这一历史时段而言，《昭明文选》所选录的作家作品情况如下：

表2　《昭明文选》中收录的后汉作家及其作品、出身情况

在这21位东汉作家中，同时也被范晔选入《后汉书》的有13位：班固、张衡、王延寿、班彪、祢衡、傅毅、马融、孔融、朱浮、崔瑗、蔡邕、杨脩、班昭，其中仅王延寿、祢衡和傅毅3人被《后汉书·文苑传》录入。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昭明文选》选录的标准是以文学作品为主，其所涉及的东汉文人，既有如《后汉书·文苑传》中的寒门文士，也有孔融、班固等出自名门望族之人，呈现出一种寒族与士族兼备的风貌，这与萧梁年间士族、寒族并立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萧统编选《文选》的标准是以文学成就为主，而文人的身份与地位并不受重视的局面。

《昭明文选》中这种出身及门第不受限制的状况，与《后汉书·文苑传》中士族与寒族的严格区分形成了鲜明差异。整体上看，《昭明文选》中的作家观并没有士族、寒门之别，这与梁武帝萧衍掌权之后，为了稳固统治，关注民生、肃清政治，在启用寒族的同时，重用士族的政策密不可分。萧衍当上皇帝后，“赐民爵二级；文武加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榖五斛。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34。在减轻百姓生活负担的同时，“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闢，狱讼无章，忘公徇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輶轩所届，如朕亲览焉”36。选贤举能，广开言路，清明政治。而在这一系列初掌政权的开国皇帝都会实行的“明君”政策之后，在“天监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诏曰：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43。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地位不断被打压，而梁武帝萧衍即位以后，重新扩大士族的权利，利用士族为皇权统治服务。在寒族依旧处于上升期的梁朝，梁武帝启用士族的一系列政策使得士族重新复起。而后又在“天监八年五月壬午，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録。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漏”49。梁武帝给寒族以参政议政的机会，将寒族的地位提高，这便呈现出了寒、士两族并立的政治局面，在寒、士两族的牵制中，皇权得到巩固。萧统的文学观念便不自觉地体现着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他不区分文人政治身份，而以“辞采”编撰《昭明文选》，与其父推行的一系列寒、士并用的政策密不可分。

三、刘宋到萧梁年间文学、文士观念的发展

虽然《后汉书》和《文选》分别是从史传与选本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东汉文学进行了关注，但就文学而言，作家与作品这两个因素互为表里，一脉相连。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可见《后汉书·文苑传》与《昭明文选》的选录与其编选者本身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而编选者的文学观念又始终不离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从范晔生活的刘宋朝代到萧统生活的梁代，皇权之下，寒族与士族之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使得《后汉书》和《文选》在选录及人物的编排上也呈现出不同的标准。

刘宋年间，士族自身不思进取，逃避俗事，崇尚清谈，统治者为巩固皇权也对士族不断打压；而寒族不断争取在社会、经济中的权益迅速崛起，形成与士族相反的发展趋势。尽管范晔存在“以文为耻”的思想，然寒士地位相对上升的社会现实不容忽视。在《后汉书》中，众多以文学见长的寒门之士被单独归类，纳入《文苑传》中，既体现了刘宋年间的文士观念，又契合了范晔重“意”的文学思想。而在梁武帝统治的梁代，士族自魏晋以来不断下降的社会权力已经无法与皇权相抗衡，梁武帝便重新启用士族，士族在长期的打压之下，有一定的回升趋势；而寒族虽在士族的衬托下，发挥不断上升的社会影响，然依旧缺乏独立性，对皇权构不成威胁。如此，便形成了寒族、士族都得以为皇权服务的现状，寒、士族之间门第的差异伴随着魏晋以来的发展变化也逐渐缩小。所以，在《文选》中并没有寒、士族的明显区分，完全是以文学标准来选人选作。范晔与萧统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浸染形成的。

比较而言，《后汉书》与《文选》对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文人都相对比较关注，然其编撰体例的不同则体现出了不同的选录标准：《文选》更纯粹是从文学角度选人选作，文人是寒族还是士族的身份并不为萧统所介意，由于寒、士族社会地位的相对对等，选录中的文学因素被凌驾于门第及身份因素之上；范晔则把这些人物的历史地位与价值置于选文之中，使得《后汉书》中门第的差异相对明显，士族相对分散在其他单传以及合传之中，更加突出其在文学之外其他方面的成就，而《文苑传》则相对集中于寒门之士的选录。从刘宋年间到萧梁年间，寒、士族之间不断变化的社会地位使得《后汉书·文苑传》和《昭明文选》的文士观念呈现出一种与现实变化明显相关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范晔.后汉书·狱中与诸甥侄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刘石.后汉书·文苑传的创立及意义.古典文学知识，1996,(7)：99-102.

[4]沈约.宋书·谢弘微传(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沈约.宋书·沈庆之列传(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陈寿.三国志·魏书(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姚思廉.梁书·武帝本纪(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Scholars in Southern Dynasties

—Based onBookoftheLaterHan·ScholarsandZhaoMingSelectedWorks

WANG Jun-m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1,China)

Abstract: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an awakening period of literature,and Book of the Later Han·Scholars and Zhao Ming Selected Works put much ink on scholars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selected works.The former makes individual biographies for 22 scholars,most of who came from the poor family,by an analogous form,reflecting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poor being officials and rising,and Fan Ye’s attitude of being“ashamed to literature”.The latter included 21 writers of the Eastern Han,but only three of them can be found in the former,showing that the latter is more purely literary.From the two books,peopl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relative change in liter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scholar in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status between poor scholars and the nobles.

Key words:Song Dynasty of Southern Dynasties;Liang Dynasty of Southern Dynasties;relationship between poor scholars and the noble;concept of scholar

(责任编辑白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