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政

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贪官落马、伸手必被捉成为常态。这其中，既有劣迹斑斑，早已“贪声”在外的，也有一些“潜伏”很深，东窗事发之前，甚至随时随处可见其正气凛然的姿态，或闻其慷慨激昂的誓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场“两面人”。

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主人公唐敖与林之洋出海游历，来到一个叫两面国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味嫌贫爱富，见到穿着光鲜的便谦恭可亲，若是有衣着旧朴的前来问话，登时冷若冰霜，换了一副脸孔。更可怕的是，两面国的人个个头戴浩然巾，把脑后遮住，正面看起来和颜悦色，背面却藏着一张恶脸，青面獠牙，一条长舌犹如一把钢刀，口喷毒气，阴风惨惨，不经意间便要害人。

正是由于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种丑陋的社会现象，“两面人”也因此成为言行不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者的代名词。如今，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贪官落马、伸手必被捉成为常态。这其中，既有劣迹斑斑，早已“贪声”在外的，也有一些“潜伏”很深，东窗事发之前，甚至随时随处可见其正气凛然的姿态，或闻其慷慨激昂的誓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场“两面人”。

某种意义上，官场“两面人”的危害更甚于其他贪官。这是因为，这些官员前后对比的反差越大，其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就越强烈，对于国家政权形象的破坏也越深，因此，当其败露之时，既使人大跌眼镜，也更令人痛恨痛心。

回顾历史，这样的官场“两面人”，其实早已有之。

口蜜腹剑——人前与人后的两面

古代官场两面人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唐代的李林甫。开元二十三年（735），李林甫被授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张九龄同朝为相，一年后又接替张九龄升任中书令（右相），一直到天宝十一载（753）病逝，是唐玄宗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曾经强盛一时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而李林甫也被认为是导致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

李林甫排斥异己、阻塞言路、独断专行的恶迹可谓罄竹难书。这一点，其实唐玄宗自己也心知肚明。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皇逃至四川，有一次和给事中裴士淹点评即位以来所任宰相，当谈到李林甫时，唐玄宗毫不犹豫地说：“论妒贤嫉能，没人能跟李林甫比。”裴士淹随即问：“陛下既早已明知，为何又让他当这么久的宰相？”唐玄宗听后默然不语。

事实上，可叹的是，李林甫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独揽朝纲，也正是缘于唐玄宗的宠信。唐玄宗早年以艰危得位，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特别是擢用姚崇、宋璟等名相，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盛况，然而后期沉溺酒色、厌倦政事，于是将朝政全部交付李林甫，自己高居深宫，专心当起了安乐皇帝。而李林甫也深知唐玄宗心思，曲意逢迎，特别是着意和唐玄宗宫中左右交结，时时窥测唐玄宗动静喜怒，“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由此深得唐玄宗专任，即使张九龄曾向他进谏“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也不为所动。

正如唐玄宗所言，李林甫为人最大的特点是妒贤嫉能，但凡被唐玄宗稍所看重的，李林甫必百般妒忌，“以计去之”。唐玄宗有一次偶然在高楼上看到兵部侍郎卢绚的翩翩身影，不禁赞美了几句，李林甫得知后，竟随即设计，将卢绚贬至东都洛阳。而李林甫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原因就在于其人前与人后截然不同的两面招数。史称，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纵使怀恨在心，表面也不动声色，甚至还显得亲热无比，既掩人耳目，又消其戒备。如陷害卢绚以及宰相李适之、绛州刺史严挺之，都是打着为其着想、出谋划策的旗号，背后却处心积虑布下圈套，世人因此称之“口有蜜，腹有剑”。这也正是“口蜜腹剑”成语的来源。而此种人前“以甘言啖人”、人后“阴中伤之”的伎俩，也成了两面人的重要特征。

巧言令色——所说与所为的两面

晚清时期，曾担任过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的刚毅编纂过一本《居官镜》，书中包括《臣道》一章和《治道》六章，分论吏、户、礼、兵、刑、工之政。翻开此书，论“臣道”则有“居官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为主”，论“治道”则有“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纵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者”“用人不易……为上司者，惟当随时审察，因事体验，衡情以应之，酌理以处之，庶无大谬矣”“治乱之要本乎吏治、民风”，等等等等。书中甚至还深刻地指出“夫贤与能，理本一致，岂容歧而为二”“居官立身固以操守为本……（但）若仅以操守博取名誉，而乃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顿，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如此违道干誉之清官，其与贪吏迹虽不同，其所以负恩误国之罪一也”，也就是说，居官不仅要固守清廉节操，而且要进取有为，若只是清廉而庸，其与贪吏一样危害巨大。可以说，这样冠冕堂皇的语言散见书中、随处可见，显然，这是一本教人做清官、好官、能官的教材与指南，其谆谆教诲、拳拳之心令人叹服。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刚毅本人又是怎样一个官员呢？或者说，他又是怎样做的呢？据史料记载，刚毅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钦差赴江南查办专件”，“但闻此次所到各省，多有收受陋规之事”;又有“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大肆搜刮，除常款外，无公私悉取之，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曰：‘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历史的真相总是令人瞠目结舌，谁能想到，如此金玉良句的主人，竟是肆无忌惮、利令智昏的大贪巨蠹。

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当然不是单纯地否定言语的作用，而是指，如果只是口头上的花言巧语、天花乱坠，却没有实际上的行动，甚至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这样的人，难道不正是“鲜矣仁”吗？难道不正是指向刚毅这样的官场两面人吗？

唐太宗曾感叹：“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官员，地位愈高，语言愈美，而行为愈劣，仿佛正是一切两面人的共同特征。

两把尺子——对人与对己的两面

北极紫宫，惟皇宅中，身为民表，心与天通……冲和者养威，淡泊者养禄，惕励者养安，忧勤者养乐。

乞皇上……敦尚俭德，撙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

皇上亦宜仰尊圣母慈训，痛自改悔，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胤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庶今日之悔过不为虚言，将来之圣德愈为光显矣。

这几段话，是万历初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向年轻的万历皇帝进言中的一番教导与规劝，情真意切，谆谆善诱，有的地方甚至毫不隐晦、直陈得失。看到这些奏章，当时的万历皇帝总是虚心接受、铭刻在心。在万历皇帝心中，这位为人师表、不怒自威的“张先生”俨然就是圣人、道德的化身，他的话岂会不对，岂容怀疑？事实上，他也从来都是小心谨慎甚至胆战心惊地按照“张先生”的话去做的，甚至在张居正面前，他这个皇帝时常还会紧张流汗。

直到张居正病逝而万历皇帝终于长大并亲理朝政，他才极度震惊地发现：这位满口忠言直语、总是对他严格要求的老师，生活原来如此奢华，声色歌舞不绝于身，金玉珠宝琳琅左右，回江陵安葬其父时还高坐着三十二人抬着的大轿，行事张扬而不以为意。而在他的教诲与督导下，自己身为九五之尊，甚至都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至于不得不打白条记录在册，以待日后兑现。特别是，这位老师甚至曾经无所避讳地当面劝告他“疹后最患风寒与房事”。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万历既伤心又出离愤怒？仅仅两年之后，他下令对昔日的老师抄家夺产时，除了树威固权的考虑，心中何尝没有对于张居正对人与对己全然迥异行为的忿恨？

被梁启超誉为明代唯一政治家的张居正，由于改革者的形象，以及生前身后命运的悲剧，一直被后世所同情，《明史·张居正传》中也称赞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说他是两面人或许是过于严厉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再同情他的人，也难以替他生活上的奢靡开脱，对于他对己与对人“两把尺子”宽严的反差，更难以辩白。这或许，才是张居正最大的悲剧。

余论

官场两面人的出现，说起来也毫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内心何尝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面目？而为了装点形象，就必须把话说得越满越唬人，把戏做得越足越安全，似乎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瞒天过海。但再美的谎言终归有败露的一天，纸总是包不住火，当它们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昔日的道貌岸然与信誓旦旦，只变成后来的无尽笑谈。

尽管如此，产生官场两面人现象的，既有人性上的因素，更是制度制约不足的结果。例如，正是由于权力运行机制的隐蔽性与不规范，过于相信官员的表面文章，才导致官场两面人可以当面和和气气，背地里却上下其手、陷人无形;正是由于考核机制的不足，过于看重官员的自我表白，而没有深入实际地去考察了解，才使得官员说与做严重脱节而不被发现;正是由于监督机制的漏洞，或者说监督只来源于权力本身，过于依赖官员的道德自律，才造成权力高者可以对权力低者严格要求，自己却无人制约、为所欲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灯下黑”。这也启示我们：解决官场两面人的问题，既要加强思想教育，使官员真正树立并实践为民、务实、清廉的理念，更要加强制度建设，在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中，杜绝“暗箱操作”的空间;在严格的考核机制中，对官员“听其言”又“观其行”;在严密的监督机制中，使官员不敢胡作非为，用制度的力量令官场两面人无处遁形。

李林甫的儿子李岫见父亲权势熏灼，心中忧惧不安，有一次与李林甫游园，见一人挽重车而过，趁机跪倒在地，流泪说：“大人久居相位，树敌甚多，以致前途荆棘遍布。一旦祸至，恐怕想跟眼前此人一样都不可得了。”李林甫听后不高兴地说：“势已然，可奈何？”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节选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