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社会】

陕甘宁边区村选的实践创新
——以1941年选举为例

马成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710063)

摘要：陕甘宁边区辖区内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因此边区的选举是以农村为基础而展开的。在村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引导帮助广大基层选民积极发扬民主，做出了许多实践层面的创新。

关键词：调查会；红白榜；背箱子选举

收稿日期：2015-5-20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市社科

作者简介：马成(1980-)，男，陕西榆林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陕甘宁边区政治法律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046.3

陕甘宁边区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民主普选运动，本文选择以1941年边区普选运动为考察对象。1941年普选时，边区外部环境相对和平稳定，选举最大限度的吸纳了各党派、各阶层群众。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历经此前十余年“左”与“右”的党内路线斗争，党的方针、政策恰在1940年前后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经济的理论已基本形成，这些都为普选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一、选民登记与公布选民榜中的创新

1941年5月初，按照边区政府的原定计划，开始进行调查登记选民的工作。当时调查登记选民的办法可细分为六种方式：第一种，由乡市政府、乡市选举委员会、农村工作组并聘请的当地小学教员、识字的人士组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分别前往各个自然村召开村民大会，向乡村的老百姓说明调查户口和登记选民的重要性；之后，选举干部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调查登记。一般情况下，已经理解选举意义的老百姓就能会将自己真实的姓名、年龄、家庭人口告诉干部，个别还没想通的老百姓，其中许多是听了反共顽固分子的造谣，由于他们还是担心要去当兵，仍不愿意将真实情况告诉干部。面对这种情形，负责调查登记的干部采取“迂回包围”的方式：除了继续说服教育外，亲自下去调查，采取走张家问李家的办法，特别是注意多询问那些已经懂得选举意义的老百姓，通过邻居处获取的信息来印证调查统计的结果。第二种，在各村召开村民大会时，给群众详细说明选举的政策之后，当场开始统计，由老百姓自报家庭人口与适格选民。第三种，召集家长会议，还是采取群众自行报告的方式，彼此监督保证。因为同村村民都是相互熟悉的，倘若其中某一个人说谎时，通常马上会有另一个人去揭穿他。这种工作方式的核心在于要争取到当地有威望的开明公正人士到场与会，其他人基本上就不会撒谎。第四种，由村上的干部依照前一年度的人口表册，按户修订改造。如去年十七岁的人登记为十八岁，将新出生的孩童增添上，把去世的人从表册中删去，其他的信息依次照表填入也就顺利完成登记。第五种，邀请当地公正人士，共同商讨填报。之后协助选举工作的干部到各村各家去复查登记，遇到虚假情况及时予以更正。第六种，有些地方，就在村民大会上统计到会人数，以到会人数作为本村的选民。以上六种办法中，1941年选举中以第一、第二种的实行最为普遍，尤以第一种的实际效果最好，第三种也运用较多，而第四、五种采用的地方较少，第六种只在个别村庄采用，且主要集中在陇东分区的个别地方。

经过调查登记得来的人口与选民人数还要进一步的核实，来确保获得的信息准确无误。乡市的选民资格审查工作，有的地方是将调查登记表册统一集中，由乡市选举委员会去分村审查；也有的地方是以保、乡为单位进行审查的，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由该会分行政村去审查。通常一村的家庭调查完毕，就会召开一、两个调查会，来校正材料。选委会选择参加调查会的村民，一般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而又敢说真话的、可靠的积极分子。如调查意见一致，只注明“调查会意见”；如不能得出一致意见，就在材料后面标记，并说明是某人的保留意见。若查出有与材料不符的，需要再次核实清楚。积极分子本人的校正意见通常放在最后面。如绥德县靳家沟的调查会请来五个人，其中三个雇工，一个贫农，一个中农。先由选运干部把开会意义和参加理由详细说明后，再向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之后一家一家的校对下去，经过大家讨论，靳家沟依照这种方法查出来的“说谎分子”，43家中有11家。调查会召开以前，富农们有些怕，经选举干部的耐心说明，多把说谎的原因归于”解不开话”及”不清楚调查是干什么”，结果11家都自动汇报了实情，还给这些“说谎分子”留下了政府的“考查工作有办法”的印象[1]。

选民资格审查之后就是公布选民。边区公布选民的办法是以行政村为单位来张贴红白榜。红榜公布的是有选举权的公民姓名，按照边区的选举条例规定，18岁以下不够法定年龄的选民，虽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仍需列入红榜中。只是需要与合格选民分列，以示区别；而列入白榜的人员包括：精神疾病患者、汉奸卖国贼及被边区法院判决褫夺公权未满期限者。

公布选民名单遇到的第一个具体困难，就是写榜时如何写婆姨的名字，因为按照当时的依丈夫姓氏命名法，名字完全相同的实在太多，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许多的张王氏和李陈氏。假如这样来写选民榜，必然会产生极大的混淆。选举干部解决此类问题的常用办法有两种：一是遇到婆姨同名的，以一个家庭为一个单位来写，即先将这一家的家长写上，接着就写他家所有的人，写完之后再写第二家；第二种是将一个”婆姨”跟一个”汉”(写在一起，使看榜的人一看便知，这是谁家的张王氏。

公布选民名单的第二个具体困难就是边区许多地方，因为物资匮乏，买不到红纸。没有红纸怎么写红榜呢？有的人主张将选民的姓名上点红点或画红圈，以此来表示上了红榜。这个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老百姓的强烈反对，群众们认为只有临上刑场的人才点红笔的。后来就有了第二个办法，就是在白纸的前面用红笔写上”红榜”两个大字，然后再写姓名，这样老百姓基本满意了。另外，在书写人名时老百姓还要求干部给他们写成一排，认为若排成上下行，下行的人会感觉低人一等似的。

当老百姓知道了选举的重要性后，他们就会非常重视自己的选举权利。清涧县老君殿的红榜被风吹掉了，老百姓即刻捡起来，将它重新贴的稳稳当当的。各地贴榜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看，妇女、老汉都很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到红榜上，大家都很满意。绥德在审查选民资格的人知道当地有一个老百姓，平时呆头呆脑，当地选运干部就主观的误认他是一个傻子，因此在公布选民榜时，将此人的名字写在了白榜上，结果这个人看到之后大不满意，要求将他的名字写在红榜上。绥德还有一个婆姨，她的名字被列入白榜，她知道后大哭起来，一直闹到保长家里，要求选举委员会将她的名字写在红榜上。看到榜上有了自己的名字，地主、富农也非常高兴，他们说：咱们的名字也上了红榜。过去对共产党怀疑的富有者也安心了，逃到榆林去的一些地主还返回到边区来[2]。

针对边区许多地方文盲众多，因为识字的人少。当地干部考虑若直接公布榜单，群众们看不懂，实际效果不好。就先召开村民大会专门将红榜和白榜分别公开念一遍，再将榜单贴在村口或村中心地方，再发动老百姓去看榜。边区政府还要求公布榜单同时也要公布正式选举的日期，确保群众牢记选举日期，按时参加选举大会。

二、乡村提案工作中的创新

1941年选举运动开展之初，边区政府就对乡村的提案定了基调：“提案必须要具体，如某村有若干小孩要读书，须增设小学；那里的路坏了，桥坏了，要修理，某村有几家抗属或孤老要救济……等。空洞的、原则的提案在乡以下区域里是用不着的”[3]。基层提案最大特征在于它的具体性，除了要接地气之外，提案的数量也不是追求越多越好。提案关键要分出缓急轻重，并能及时反映并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形。重要的提案应充分讨论，以便表决通过后能顺利施行，并且还要能施行得通畅。提案的价值在于切实能行。

经过上届乡级政府工作的讨论，广大选民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加上各政党各团体提出的竞选政纲，通常会是杂乱无章的。所以要经过群众讨论的修改补充，“将许多老百姓的意见，总结成简单扼要的几项，再在选举大会上正式提出，作为给当选人的指令，这就是提案”[4]。来自基层群众的提案对于边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尤其显得重要。

边区选举工作团广泛发动和帮助人民尽量的去提案。有些老百姓想不到的，工作团的同志帮他想；老百姓不会提的，工作团的同志帮他提；老百姓不敢提的，工作团的同志鼓励他，让他大胆的提出来。绥德选举工作团鼓励婆姨们提案，婆姨们一时想不出提出什么提案，后来工作团的同志对她们说：这里的河湾上修一个桥，好吗？婆姨们听了兴奋极了，因为她们都是小脚，深深地感觉到过河的不方便。如果河湾上修起桥来，就解决了她们的过桥痛苦。然后工作团的干部告诉她们，架桥这件事就可以在大会上提出来，干部临走时又再三叮咛她们。结果婆姨们真的就在大会上提了出来，同时还提出了小孩看病无医生、优抗金要早发、对土匪要严格一些、希望晚上找个女娃娃给抗属作伴……等许多提案。仅绥德一县各乡村累计的提案总数竟达到2232件，提案内容涵盖了本地经济问题及群众生活中的小问题，无一不涉及[5]。

当时提案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由党或群众团体统一提出，交选举委员会提到参议会上讨论通过后执行；第二种，开群众大会或选举大会，由人民自由提，这种提法一般都会有预先的布置——鼓励积极分子“打头炮”，先发言，借此鼓励其他群众的情绪和提高他们的勇气，让大家提出更多的意见来；第三种，由选举工作团的同志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留意群众的呼声，收集群众的意见。随时负责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由选举委员会提交到参议会上讨论通过并执行；第四种，有些地方群众并没有提出任何议案。这样就由选举工作团根据群众一贯的呼声和迫切需要拟定提案，经过群众大会讨论通过后，选举委员会提到参议会上讨论通过后执行。这种方式，绥德分区和陇东分区及延属县都是有采用的。

边区大部分老百姓的文化程度较低，如果不切实际的要求他们书写书面提案是极不合适的。群众在选举会或村民大会上的口头发言，包括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是乡村议案的重要来源：“宽敞的大礼堂已经坐满了人，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着。在人声的哄笑中，夹杂着婆姨们带来的小孩子的叫声。我要说两句话……一种喃喃的声音使得会场趋于寂静，一个小孩扶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瘦瘦的老头子站了起来，只听清了他的头一句话，下面便都认不清楚了；经过主席的解说，才知道他是一个贫苦的抗属，他要求救济，并对过去的优抗工作有些意见。坐在女选民席顶前头的康老婆刚一开口……她放下了手里的毛线，立起来继续说了下去：……我家里一满没个办法……去年冬上我缝了几件棉衣和被子，保上没发下钱，是咋一回事？她刚一说完，就又有人同时站起来说话，一个是刚才那个盲老头重复了他的意见，另一个是位短发少妇的发言，她说的也是关于优抗的事，希望早点把优抗费发下来，并且说去年的出粮负担不公平。有提案的，有质问的，有批评保政府工作的……”[6]。群众就是这样，只要有人开头，类似的问题就会接连的提出来。“农民依然是土色土香的一群婆姨和庄稼汉，但他们其实是懂得使用自己民主权利的”[7]。类似盲老头提出的“落实优待抗属”诸如此类意见，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之后，选举工作团将这些意见加以整理后交给当地的选举委员会，带到乡市参议会上作为正式提案讨论通过后执行。这种提案方式是全边区普遍采用的。

三、投票工作中的创新

正式选票是由当地选举委员会统一印发的，除将候选人姓名印在选票的票面外，一般还须加盖乡级选委会的图章，以防伪造。投票已普遍采用秘密投票，废止举手表决，举手表决本来是边区之前最为常见的投票方式。但因为举手不秘密，农民通常碍于情面，别人都举起手来，他也就随着举起，这样往往会选出群众本来不愿选出的人，1941年选举除个别地区外已经废止不用了。比较而言，秘密投票完全由选民自由选择，对农民没有任何心理牵制。

为着投票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各地的选举工作团首先敦促各种群众组织，加紧动员工作，特别是农村工作组和农民的选举小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选举日期。由各村民组长保证本组选民在投票日不外出，以此能保证更多村民准时参加选举投票。绥德县义合联保第三保曹家沟，村妇女主任召集妇女会议，决定采用两个办法来确保村民按时投票：一，回娘家的妇女限三天以内要回来投票，由各组长负责；二，除生产的人外，所有妇女到会投票。妇女会议一结束，就有一位刘老太婆，下午就催促他儿子叫儿媳妇赶紧从娘家回来投票。

选举投票方式按照选民投票地点的不同，共分为三种：第一种方式，开会选举。主要适用于人口稠密的较大的村庄。具体方法是利用农闲时间统一召开选民大会，到会的选民按自然村一行一行排开。当场选举自然村村长和行政村主任，并一起票选出该行政村应选的乡市参议员。这种开会选举，在投票或画票的方式上，还有许多的不同。

绥德县薛家坪选民大会对于写票的方法是“对号入座”法：候选人按着选票上名字排列次序对坐在群众面前，这样不识字的人，或不知道候选人名字的人，就可以看人划票了。陇东分区曾采用了以下的几种方式：第一种，划杠法。选举时首先由群众选出三至五人的检票员，分工负责发票、检票、收票、开票等工作。然后发给每个选民一张印好候选人的选票，由选民执笔挑选。同意某人当选时，就在他的名字下面，画一个圈圈，否则刻一杠子，表示自己不赞成他当选；第二种，投大票。首先将所有候选人名字写在一张大纸上，如选民人数较多，就多写几张，然后将到会选民按自然村编为若干小组。投票时依次将选民请到这张“大票”面前来，由大会主席团给他读名单，由他自由挑选。如果选民赞成某人当选参议员时，就请他在大纸上写着该候选人名字的地方用香火烧一个洞，烧完之后再叫下一个选民上来投大票，最终以烧洞的多少来决定谁能当选；第三种，“编号选举”法。首先由选委会把所有候选人编成一定的号码，将候选人的姓名和编号都写在一张大纸上。然后发给每位选民一张上面印有候选人号码的选票，再由主持选举的同志宣讲大纸上书写的各个候选人姓名及编号，待读完之后，就由选民自由选择行使投票权。同意谁当选参议员，就在这个人的号码上用香火烧一个洞洞。[8]边区范围内，大会选举中最为普遍的方式是“烧洞洞”法。给每位选民发给一张上面印好候选人姓名的选票，香头一个。然后大会主席团详细介绍候选人，介绍完毕由选民自由选择。同意谁，就在谁的名字上烧一个洞。如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随时询问助选的同志，随时解答。选委会保证选民都清楚了解，而后才投票，由选民自行自由将选票送入选票箱内。总的来说，开会选举的方式节省时间，同时也比较容易鉴别候选人，仪式也显得正式隆重，通常能给选民以深刻印象。它的缺点在于选民很难全数到会，选民投票率因此不是很高。

第二种方式，背箱子选举。这种投票方式是延川县首创的，边区各县多有采用。边区的很多地方，村庄很小，住舍零散，人烟稀少，召集大会不是很容易。尤其是许多小脚婆姨不便行路，若远走数里往往就会借故不参加了，以及那些有病的人也是很难到会选举的。此外，边区的边境地区因反共顽固军的武装骚扰，不便召开选民大会时，亦多采用这种方式。具体办法是：“利用农民早晚在家，当地选举委员会派一专人背着加锁带封的箱子，在一些箱子不好找的地方也有以葫芦代替箱子的。另一个人则手持户口册，及选民登记表。第三人攥着选票，一家一户把票送到选民手中，并将每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依次详细的介绍给每位选民。第二天晚上再来收选票，也有的地方隔一、两个小时来收票。收票时还是一个人背箱子，另一个监票，挨家挨户的收”[9]。由选民亲自将选票折叠起来，再投入选票箱中。投票完成后，根据当地农民的早晚农闲时间，再召开选民大会当众开票。或由各村派出代表，共同开票。

背箱子选举优势在于能够吸收更多的选民参与投票，且当面介绍候选人，直至每一个选民完全了解为止。一、两个小时后或隔日收票，能使选民有较为充分的考虑时间，能保证选民真正选出自己心仪的代表人。但是，农忙的时候选举干部的人力物力无形中消耗过大，此外也不便直接表现出民主运动的热潮。还有就是零星收票，另选日子再开票、公布当选人，会给选民有“做票”的嫌疑，极易引起落选人的误会。

第三种方式，开大会与背箱子兼用并举。首先动员那些可能到会的选民来开大会，当场选举。其他那些不方便参加大会的选民，如小脚婆姨、在家有病的男子等，就用背箱子的办法，把选票送给他们。然后将两部分的选票汇集起来在大会上，一起开票并公布当选的参议员。两者兼用的方式最好，既能广泛吸收了选民投票，又可以在选民大会上实现“全体选民一齐上大课”的示范意义，兼收并蓄，效果最佳。陇东分区庆阳县采用这种方法，全县27000多名选民，仅有1981名选民没有参与选举投票，参加选举投票的选民达到了93.8%。

庆阳县投票情况统计表 [10]

四、开票工作中的创新

选举完毕之后的工作就是开票，也就是计票。开票时先由选民选出开票员、唱票员、监票员各若干人。然后当众打开票箱，清点票数。当时常用的计票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划正字”方法。一方唱票，一方计算票数——画“正”字。一人划“一”字，二人划“T”字，五人划“正”字，多者当选。有黑板的地方，就先将黑板放在主席台上，使群众都能看见，念一个名字，就由计票人画一画。没有黑板的地方，有的地方用门板代替，有的干脆就在大石头上画。

“划正字”计票法在一些选举环境较差的地方，还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即采取个别投票，集中计票的方式：陇东分区环县环洪二区，首先按居住的地方把选民编成小组，每组5人至9人，男女分开，并推选组长1人，负责讨论候选名单、施政纲领和乡长的工作报告及投票等；之后，每个组发一张票，同意谁就在谁的名字底下划一杠，该组的选民都划在这一张票上，工作组在开会前一天，就把不能到会的选民票一律划好，并总结起来带回；最后，在选民大会上亦按上面的办法，把到会的选民编成选举小组，分别划票。例如甲组5人，就按次序在一张票上划好(会前的票)，最后把杠子总结起来，“正字”最多的就当选了[11]。

第二种，数豆子，也叫“豆选”。这是清涧选举工作团在选举工作中的创造，边区各地区亦多有采用。方法是开票时先使选民坐成一个大圆圈，开票员、唱票员立于中央，按候选人数选出检票员。每位检票员发给一个碗，碗上黏贴一个条子，条上写着一个候选人的名字。碗放在前面，检票员手里拿一把大豆，靠近主席台，面向群众坐定。然后唱票员每唱某人一票，监管这一人的检票员，就将一粒豆放入碗内。在全体选民的共同监督下，唱票结束之后数豆，谁的豆子多就是谁当选。这种办法在文化程度极低的选民区域最为适用，施行起来非常简便易行。选民们对于豆选的热切关注体现在边区许多歌颂豆选的歌曲中，如“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步步引咱走正路”[12]；“满坬的稻黍数呀数谁高，人里挑人呀数谁好？盘算又盘算，商量又商量，把那选举的豆豆给那好人投”[13]。

普通村民对于选举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早在延安裴庄乡试办选举的时候，就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太婆，跋山涉水，六里外赶来投票。她还说：这是民主权利，不能放弃。也有的老乡说：今天圈的，等于咱们种地的种子，收成好不好，就看种子好不好，锄的好不好，以后咱乡上公平不公平，就要看今天选举的人公正不公正。安定县的一个石匠，在村做工一天收入一块二，那天他专门告假回家参加选民大会，别人说：参加个会，断送一块二，而他说：一块二，天天都有，选举只这一次[14]。清涧县店子沟，有的选民把窟窿烧错了，又把它小心的糊起来，重新烧过。当别人给婆姨介绍候选人时，她认真地表示自己意见说：咱圈某某人，咱不圈某某人。有的村民还把圈好的选票自己折好，用纸包着，不让别人看。待收票时，才亲自将票投入箱内。葭县高齐坬开选民大会时，村民高均旺的媳妇投票非常认真。她听了主席对候选人的介绍后，再与念票员讨论，并向念票员建议说：最好在官民的下面，再写上小名，这样婆姨们就解开了[15]。

五、小结

选举是是实施民主政治的保证，它唤醒人民的政治觉悟，教育人民使用权利，组织人民掌握政权，锻炼人民推行善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区村民选举运动的成功就是民主政治的胜利。首先，通过村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建立起三三制的新政权机构。实现了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号召，将“五一施政纲领”的规定，具体表现在乡级政权和乡级以下的组织里。乡选充分吸收了边区各抗日阶层党派人士参加政权，执行了共产党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提出的三三制的政策，使边区的各阶层人士广泛的参加政权。

其次，村民选举对于下层行政机构的改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选举切实加强了乡级政权组织，扩大了统一战线，进一步团结了边区人民。1941年选举中“各级选举训练班训练了许多选举干部，各县级、区级、乡级涌现的积极分子共计9000人以上”[16]。此外从边区群众中选拔了三万以上的代表到议行合一的乡市参议会、乡级政府、行政村、自然村中来担任工作。这些积极分子和人民代表成为了边区的经济建设、民主发展、抗战救国、军事建设生力军，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中下层的组织中去。

参考文献

[1]《农村家庭调查方法琐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5日，第四版.

[2]《乡市选举运动的胜利》，《解放日报》1941年9月13日，第一版.

[3]《选举前和选举后》，《新中华报》1941年1月29日，第四版.

[4][5][7][8][9][10][15][16]《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编1941年，第51页；第52页；第57页；第57—59页；第60页；第60页；第63—64页；第1页.

[6]萧诚：《今天这会开美了——绥德分区选举速写》，《解放日报》1941年6月2日，第二版.

[11]《环县选举办法介绍》，《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6页.

[12]杨和亭：《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1996年，第148页.

[13]《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82页.

[14]《新中华报》1941年5月15日，第三版.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Village Election in Shaanxi, Gansu and

Ningxia Border Region, Instance of election in 1941

MACheng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 710063, Xi′an, Shaanxi, China)

Abstract：Most population in the Shaanxi, Gansu and Ningxia Border Region are farmers, hence the election in the border region was based on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 elec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ave full play to execute people′s spirits of initial innovation to guide and assist voters to develop positively democracy and made practical innovations on many aspects.

Key words：Meeting of Investigation; Notice of Praise and Criticizing; Election on Case-carr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