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莲，向延平

（1.湖南女子学院图书馆，湖南长沙410004；2.湖南女子学院旅游系，湖南长沙410004；3.湖南省自然与文化遗产基地，湖南张家界427000）

一、问题的提出

基于保护自然意识和经济利益驱动，全球各地掀起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热潮。伴随着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业发展迅速，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亦遭受到扰动，重开发、轻保护、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突出。1998年9月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受到联合国遗产委员会黄牌警告，武陵源环境保护倍受社会关注。2013年1月9日张家界、庐山和五大连池等因需“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整改而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治理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此，我们以武陵源为例，从经济学视角解释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治理成因，进而提出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治理相关经济学对策。

二、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治理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1.市场失灵：负外部性

根据经济学理论，环境破坏往往是造成市场失灵“负的外部性”所致。我们假定武陵源游客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如图1所示，当游客量为T1时，武陵源游客市场边际成本(MC)为ET1，它和旅游门票价格(P)、边际收益(MR)相等，即MC=P=MR，此时武陵源游客市场达到了均衡，利润实现了最大化。但这种均衡并没有虑及游客对环境影响。事实上，在武陵源创造利润价值的同时，也损坏了生态环境。若采用货币计量环境损害，则这些因游客影响而产生的成本，称之为环境损害成本。假设游客量为T1时的环境损害成本为FE，此时武陵源游客量T1的真实成本将是FT1而不是ET1，即(ET1+EF)。倘若环境损害成本FE由武陵源独自承担，在T1时会导致武陵源产生亏损，为了减少亏损，武陵源会把游客量T1减少到T2，此时在MC′与P交点E′上达到新的均衡状态。但是，若武陵源缺乏将环境损害成本EF内部化的新制度安排，为了逐利，它仍会选择将游客量维持到T1水平上，而将环境损害成本EF转嫁给其他区域或个人。由此可见，这种由于武陵源开展旅游活动而给它人带来的附加成本，我们称之为“负的外部经济性”。为了消除游客量T1时对武陵源自身影响，武陵源会追加边际成本FE用以弥补环境损害成本，则边际成本线MC会向左移动到MC〃，游客量从T1减少到T3，然而，其它地区或个人仍需承担环境损害成本HE〃。因此，“负的外部性”成为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需要治理原因之一。

图1 武陵源游客市场均衡

2.环境保护：正的外部性

环境保护表现出较强的正外部性，即市场主体不能独享环境改善所带来好处，却往往要独自承担环境保护所花费的全部成本。图2中，若治理武陵源环境，个人获益也许很低，但武陵源获益却很大，即具有正的外部性，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图中PMC曲线是私人边际成本，SMC是社会边际成本，PMB是私人边际收益曲线，SMB是社会边际收益曲线，此时，S=PMC=SMC，则SMB曲线高于PMB曲线，或者说D′曲线高于即D1曲线，图中ac即为游客量T1所产生的外部利益，对于武陵源来说，能否达到最大游客量是T2是由曲线S与D′交点所决定。在市场调节下，最终游客量仅有T1，这对武陵源与游客双方来说，超过T1并没有获得额外收益。T2状态下的游客只愿意支付旅游门票价格d，从而造成利益bd外溢，而环境治理边际成本是b。若存在外部经济性，则个人因不能获得全部利益而不愿意武陵源游客量T达到最大，致使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图2 武陵源旅游市场供求曲线

三、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治理措施的经济学分析

1.环保与税收相结合的成本-效益分析

武陵源治理环境需加以控制负外部性。武陵源在控制环境污染时需要耗费成本，即产生控制成本，我们对武陵源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治理效益进行分析。

图3 武陵源环境污染标准

图3中武陵源环境损失形式表现为排放污染物，边际社会损害成本(MDCS)和边际私人损害成本(MDCP)分别表示武陵源排放污染物给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用货币计量的损失。曲线MDCS和MDCP均向上倾斜，表明社会或私人损害成本随排污量的增加而递增，边际控制成本(MCC)是为控制污染而付出的成本，曲线向下倾斜，表明要减少污染则成本递增，在E点时，MCC=0，由于没有控制污染，MDCS很大。若控制污染，MCC增幅减小，而后随污染控制量增大，MCC增幅也渐趋增大。到了B点，MDCS=0，收益很高，但MCC也很高。从图3中可看出，最佳污染控制水平是C点。在C点右侧，MDCS＞MCC，应增加污染控制；在C点左侧，MDCS＜MCC，增加控制得不偿失；而在C点，MDCS＝MCC即达到收益最大，成本最小，有效率的排污量应是Q1。可若随意强制执行或缺乏制度安排，放任武陵源污染，仅会通过比较MDCP与MCC来消除污染对其自身损害，从而移向D点而非C点。故图3中，追加的MCC只会到D点为止，即MDCP＝MCC，污染量为Q2。对于武陵源来说这是低效率的，因为污染量为Q2时，MDCS＞MCC。

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结合环保标准与税收控制两种措施使武陵源从D点移开而趋向C点，其一，政府部门可把Q1定为武陵源排污量的控制标准；其二，按照剩余的外部损害成本(MDCS-MDCP)对武陵源征税t。由此，武陵源边际损害成本为MDCSMDCP＋t，这样，排污量大于Q1，若(MDCP＋t)＞MCC，武陵源将会减少污染，排污量小于Q1；若(MDCP+t)＜MCC，武陵源愿意为此买单，武陵源排污量最终控制在社会最佳水平Q1上。

2.经济激励与环境管制相结合的经济学分析

在武陵源环境治理过程中，可采取经济激励和环境管制相结合措施。在此我们分析经济激励与环境管制相结合的有效性。假设其他条件一定时，武陵源环境治理措施最佳组合将取决于治理环境边际管理成本MMC和边际交易费用MQC大小。治理环境边际管理成本是管理环境时增加一个污染单位所带来总成本的增量。治理环境边际交易费用是指管理环境时增加一个污染单位所带来交易费用的增量。武陵源环境治理措施组合可根据图4选择，横轴代表武陵源污染量Q，纵轴代表边际成本MC。图中显示曲线MMC、MQC随Q增加而发生变化：MMC曲线先向右下方倾斜，到C点后逐渐上升，这表明MMC曲线随着Q增加而持续下降，然后再逐渐上升，也表明曲线MQC随Q增加而增加，且呈现加速增加状态。

图4 武陵源环境治理中经济激励和管制相结合的有效性分析

图4中，当MMC＝MQC时，即MQC与MMC曲线交点B所决定的边际成本为MC′，污染量为Q2，说明此时选择庇古手段（如排污交费）和科斯手段均是有效的，我们把Q2当作庇古手段与科斯手段的临界污染量。当MQC＜MMC时，则Q＜Q2，理性的政府会选择科斯手段。在污染量很小时，如当Q＜Q1时，采用排污权交易会增加成本，最佳治理措施选择是自愿协商。当Q1＜Q＜Q2时，则可采用排污许可证方式治理武陵源环境。当MQC＞MMC时，则Q＞Q2，理性的政府应选择庇古手段。至于最低点C以后采用什么治理污染措施则涉及到比较庇古手段管理成本与管制手段实施成本。在D点左边，即MMC＜MC′时，即Q3＜Q＜Q4，政府部门可选择庇古手段。在D点右边，即Q＞Q4时，MMC急剧上升，环境污染加剧，采用经济措施难以解决环境问题时，则采用环境管制措施，依靠政府权威强制治理武陵源环境污染。

图5 武陵源治理措施结构模型

如图5所示，如果曲线MQC移到MQC＇，MQC与MMC交点由B点移到B＇ 点，临界污染量由Q2增加到Q2＇，说明用科斯手段治理武陵源环境污染的区间增加。假定MQC曲线不动，若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则MMC曲线移到MMC＇，MMC＇与MQC曲线交点为A＇，此时污染量由Q2减少到Q1＇，这说明用科斯手段治理武陵源环境污染区间缩短，用庇古手段治理区间反而增加。

四、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对策

1.实行征税或补贴政策治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

在武陵源环境治理中，政府部门应对武陵源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个人或是企业实施征税，要求给武陵源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或游客承担治污成本，消除外部性影响，政府部门也通过征税获得生态补偿资金。对于处于环境污染状态的武陵源，政府部门应尝试采取补贴办法，使之的私人收益与社会利益处于均衡状态，使得武陵源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提高武陵源治理绩效。

2.采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治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

科斯定理的核心是产权界定，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是排污权交易。运用科斯定理可解决诸多外部性问题，特别是公共产品领域中问题，为防止公共产品陷入“公地悲剧”提供了解决之道。武陵源环境治理属于公共事务，基于科斯定理，我们认为在满足武陵源污染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允许个人或是企业买卖其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提高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治理绩效。

3.采用直接干预手段控制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排污量

为了提高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治理绩效，政府部门应直接干预武陵源环境污染治理，适时规制，纠正市场失灵。其一，政府部门直接管制武陵源污染种类、数量和排污方式，制定排污标准和法律法规保护武陵源。其二，政府部门建立环保奖惩制度，对于武陵源境内污染排放不达标者，政府强令关闭和罚款，对于环保工作有杰出贡献者则予以奖励。其三，政府部门直接干预武陵源酒店、宾馆和游客等活动，控制其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排放量。

五、结束语

我们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治理的成因和治理措施。基于经济学视角，我们提出了采用征税、补贴、排污权交易和直接干预等武陵源世界遗产自然地治理对策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提高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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