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吉洪（1.浙江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社,浙江杭州310014；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的筹资策略及启示

徐吉洪1，2
（1.浙江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社,浙江杭州310014；
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丰裕的财政经费支持。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将筹资视为事关大学发展的战略任务，开展各种形式的筹资活动，并形成了独特的筹资文化。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的筹资策略主要有：以知识理性为前提，坚守大学筹资伦理；设立专业的筹资机构，大力开发校友资源；招募专业的筹资队伍，提高大学筹资效率；建立完善的筹资制度，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这些成功的筹资策略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筹集办学资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筹资策略；启示

1900年美国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简称AAU）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最早具有自我意识的一批研究型大学出现了。纵览当今任何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①基本上都位列世界最顶尖大学的行列，长期稳居世界一流大学“第一集团”的前列。在世界高等教育业已形成的“边缘与中心”格局中，这些大学不仅居于“中心”，而且是绝对的“核心”。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为何能有如此卓著的学术业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长期发展规划中，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将筹集资金视作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客观地说，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超强的筹资能力成就了它们的学术辉煌。美国高等教育财政专家费舍尔通过研究发现，“自哈佛大学建立到美国内战，在美国建立了1000多所学院，其中只有不到200所存活下来，其余的都因缺乏大额捐款而消失。这些存活至今的学院大多成为世界最为知名的大学和学院”[1]。基于此，本文着重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的筹资概况与策略，以期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开展筹资活动提供经验与借鉴。

一、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的筹资概况

仅对20世纪上半叶一些私立研究型大学克服由经济危机和战争影响而引发的办学经费困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成为20世纪后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筹资行为。1987年斯坦福大学提出了筹资11亿美元的五年筹资活动，19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提出了筹资10亿美元的计划，1990年哥伦比亚大学提出了筹资11.5亿美元的五年计划，1992年耶鲁大学提出了筹资15亿美元的计划，1994年哈佛大学更是提出了25亿美元的筹资目标。这种专项筹资活动使得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加入了“十亿美元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也被称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十亿美元的十年”。

（二）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筹资文化

1.深厚的宗教文化

“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是宗教。”[5]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时期，美国大学的筹资活动带有极大的宗教热忱，主要以慈善募捐为主。19世纪美国长老会的布道家查尔斯·芬妮指出：“上帝恩宠的证据是一个人对他人的乐善好施。”基督教的“富人原罪说”教义让不少美国富翁养成了“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财富观。于是，洛克菲勒将其向芝加哥大学提供的共计3500万美元的捐赠视为其一生中“最好的投资”。[6]正是这种深厚的宗教文化，使得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有资可筹”。

2.忠诚的校友文化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谁给学校提供永久的支持？答案是‘校友’！”[7]校友在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的筹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忠诚的校友文化。哈佛大学在1919-1920年筹集到的1400万美元中，校友捐赠占94%；耶鲁大学在1926年筹集到的2000万美元中，校友捐赠占97%。2008年，芝加哥大学校友戴维·布斯（David Booth）将3亿美元捐赠给母校商学院，成为芝加哥大学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单笔捐赠。同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经费遇到困境。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在线期刊《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发表了题为“五个学院鼓励校友捐赠，他们是怎么做的”（5 Colleges That Inspire Alumni Giving，and How They Do It）的文章，详尽地介绍了五所学院的校友向母校捐赠的情况。校友捐赠为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经费保障。

3“.首席执行官”的大学校长角色

在美国，“如果你是私立大学的校长，对你的评价

（一）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开展多种形式的筹资活动

1.以捐赠为主的常规筹资活动

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将筹资视为事关大学正常运行的常规活动。以哈佛大学为例，1641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当局就派出3名牧师到英国为哈佛学院（哈佛大学的前身）募捐。[2]“在哈佛需要钱的时候，它在大街上寻找。”在1900年之前，这是一句格言。哈佛大学在上世纪开展了五次筹资运动：1904-1905年，为了教师工资的需要筹资250万美元；1919-1920年，为哈佛基金筹资1400万美元；1956-1960年，有组织、有计划地筹资8277万美元；1979-1984年，为提高教授待遇和学生奖学金资助筹资3.56亿美元；1994-1999年，“大学基金战役”筹资26亿美元。到2005年，哈佛总资产达555亿美元，其中捐赠基金为259亿美元，占47%。2008年，哈佛的捐赠收入为36.9亿美元，占全年总收入的34%。2013年9月，哈佛大学启动了名为“哈佛运动”的大型筹资活动，计划2018年前筹集65亿美元。正因如此，哈佛大学在其年度财政报告中这样描述捐赠——“捐赠收入是学校圆满完成教学与科研使命的保障”[3]。

2.目标明确的专项筹资活动

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的筹资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为实现某项具体的目标而开展专项筹资活动。1904年，哈佛大学发起了以“乞讨”命名的有组织的专项筹资行动，其目标是筹到用于教师工资的资金。这次“乞讨”的专项筹资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筹资总额是筹资目标5万美元的20倍。[4]这样的筹资效果刺激了其他研究型大学。1901年耶鲁大学为校庆200周年筹集了200万美元，1926年又将筹资金额提高到了2000万美元。这种通过专项活动筹集的资金不是基于你的集资情况”。著名高等教育专家欧内斯特·博耶指出：“管理一所大学，不再只是张罗内部事务而已，它已经变成无穷无尽灵活周转财政的努力。今日大学校长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们能否实现收支平衡。”[8]19世纪以来，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逐渐从传统的“学术带头人”角色向带有“首席执行官”（CEO）特质的角色转变，校长身上的“商业性特征”日益凸显。在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上，伟大的校长都有卓越的筹资纪录：艾略特在任的40年里，哈佛的基金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22500万美元；科南特校长从联邦政府获取了巨额的经费资助，哈佛也一跃成为世界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普西任期内，哈佛基金的市值首次超过10亿美元，联邦科研经费从800万美元飙升到3000万美元；有“住在豪宅里却每天在乞讨要钱的人”之称的陆登庭校长，在任期内（1991-2001年）筹集到了100多亿美元资金，[9]被誉为“筹资大王”。

二、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的筹资策略

（一）以知识理性为前提，坚守大学筹资伦理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筹资历史表明，有时候筹资也是一件有伦理风险的事情。“这是因为，捐赠者会利用捐赠达到不正当的目的，也因为他们会借势取得管理的优先权，而使得大学接受他们的捐赠成为一件严重或不体面的事。”[10]而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总能坚守“增进知识”（to advance knowledge）的立校使命，通过坚持知识理性，维护学术自由，严格遵守大学筹资伦理。20世纪初，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通过甄别与遴选，向符合“增进知识”使命的私人基金会筹集办学资金。例如：向卡内基基金会筹集1.25亿美元投入到“促进知识的进步和传播，促进美国人民对知识的理解”之中；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筹集1.82亿美元投入到“提高全世界人民福利”的研究中。[11]2009年，哈佛大学接受校友维斯高达1.25亿美元的捐款，主要用于该校合成生物学新兴领域的技术、新兴生物材料和器械及促进器官康复的生物防治技术的研究。[3]

同时，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在筹资过程中能自觉维护大学学术自由。1916年，哈佛大学为保护德国心理学教授芒斯特伯格，主动拒绝了一位校友500万美元的捐款。因为在哈佛看来，“如果哈佛大学总是按照校友（或外界）的要求来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哈佛大学就不会成为哈佛大学，而变成另一类机构。”[12]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医学院认为烟草公司的捐款违背了《烟草控制框架条约》的控烟宗旨，与医学院倡导健康的办学使命不符，因而拒绝了来自烟草公司的一笔数额可观的捐款收入。

（二）设立专业的筹资机构，大力开发校友资源

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为了高效地筹集办学资金，纷纷成立了专业的筹资机构，由“专人”专门负责筹资活动。普林斯顿大学由一名副校长亲自主持筹资活动，专门设立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Development），负责管理筹资的各个环节与进程。普林斯顿大学的发展办公室下设年度捐赠办公室（Office of Annual Giving）、资本捐赠办公室（Office of Capital Giving）、计划捐赠办公室（Office of Gift Planning）、优先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Development Priorities）以及文档秘书处（Office of Recording Secretary）等五个部门。芝加哥大学设立校友关系与发展部，该部门拥有全职工作人员400余人。[13]校友关系与发展部下设校友关系部、年度捐赠部、大额捐赠部、企业捐赠部、信息服务部和捐赠者研究部等部门，不同的职能部门和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断地从社会吸引资金来支持大学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筹集办学所需资金，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还广泛设立了用以协调公共关系、负责大学筹资等工作的领导职位（见表1）。

为了更好地向校友筹集办学资金，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都建立了校友会组织。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早在1827年就建立了校友会；耶鲁大学则建立了校友会（1827年）、校友基金会（1890年）和校友董事会（1906年）三大校友组织；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友会从两个层面设立11个工作部门，高效负责捐赠与筹资工作；哈佛大学校友会有31名专职人员重点开展校友教育、国际校友事务、校友聚会、班级通讯办公室、俱乐部和兴趣小组、旅游项目等六个方面的工作。

（三）招募专业的筹资队伍，提高大学筹资效率

一方面，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建立了隶属于大学的专业筹资团队。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向美国财经界招聘著名经济分析师和投资人，这些投资管理者为研究型大学综合分析资金来源的结构、各种源渠道的性质、资金增减变化、资金成本、财务风险以及筹集资金的技巧。同时，这些大学面向社会招聘具有公共关系学、营销学、心理学、新闻学、广告学、社会学、法学等知识背景的筹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学习公共关系学、筹资学、慈善学等课程，并获得《筹资资格证书》以便持证上岗。在校友会专职人员方面，2004年哈佛大学校友会有270人，霍普金斯大学校友会有174人，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会有200人，斯坦福大学校友会有149人。除专职工作人员之外，AAU核心研究型大学校友会还有大量的兼职工作人员。

表1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负责协调公共关系、筹资事项的领导岗位设置[14]

另一方面，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还向社会引进或培育专业的筹资公司，在筹资管理与操作上实现专业化、市场化。如哈佛大学与约翰·琼斯公司（John Price Jones Corporation）合作，借助其分布在全国70个地区的3000名资金募集运动工作人员，面向全社会筹资。1974年，哈佛大学成立了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该公司主要负责管理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以“滚雪球”的方式使已经筹得的资金保值、增值（2008年，在HMC的成功运作下，哈佛基金投资的总回报率高达8.6%）。截至2014财年，HMC为哈佛大学贡献了近13亿美元的运营经费。[15]

（四）建立完善的筹资制度，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

从国家层面看，美国是个法律、制度都非常完备的国家，先后制定了《投资顾问伦理准则》（1940年）、《非营利法人示范法》（1964年）、《统一机构基金管理办法》（1972年）、《统一机构基金谨慎管理法》（2006年）等法律。这些法律文本对投资人行为的授权和限制都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也明晰了大学在发展道德性投资和承担法人社会责任方面所应扮演的角色，从而为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开展筹资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从高校层面看，美国的公立大学都必须接受《阳光法》的约束，定期将大学的活动向公众披露，使公众能够了解和监督大学的决策。此外，AAU核心研究型大学还通过变革内部治理结构，使复杂的筹资活动规范化、专业化。如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都建立了多元成分的委员会，为大学管理层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有关投资出谋划策，向投资人汇报资金的用途、去向以及动态变化，以强化大学的社会责任。AAU核心研究型大学这种公开、透明的筹资披露机制促进了大学筹资过程的规范化，使大学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公信度，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面向社会的筹资能力。

三、对我国大学的启示

在考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成本变化的轨迹后，美国高等教育财政研究专家约翰·斯通感慨道：“大学的成本一直处于上升的通道中”[16]。阿特巴赫也认为，“现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价格像吹气球般地飞涨，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还因为学术机构的复杂性增加、花费不菲了，竞争更是异常激烈。”[17]基于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筹资的成功经验，我国研究型大学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重视大学筹资的伦理价值

尽管政府对大学“‘提供资金不足’将成为一个常数”[18]，大学对资金的渴求成为一种发展常态，但大学必须重视筹资的伦理价值，即在开展筹资活动过程中要遵守法律、道德与规范，对筹资对象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做出道德判断。这是因为，“多数人捐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济贫”[19]。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而言，首先要树立真理使命，致力于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higher learning），为人类健康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肩负起研究型大学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实现社会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其次，要确立筹资伦理规范。我国研究型大学可根据国情制定“善款接受规则与程序”等一系列伦理规范，对捐赠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接受捐赠的程序、捐赠人的认可以及哪些捐赠不可接受等做出规定并严格执行，从而为大学筹资活动建立起自律系统，提高大学的社会声誉。

（二）完善大学筹资的组织结构

“结构跟着战略变。”研究型大学需要与其办学目标相适应的筹资组织结构。我国研究型大学可借鉴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发展办公室、校友关系与发展部、校友基金会、校友董事会等机构成功运作的经验，大力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在校级层面，通过设置大学董事会、理事会、基金会、发展委员会、校友总会等负责开拓大学办学资源的机构，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工商企业界名流、社区领导、知名校友等担任相应的职务，积极为大学发展争取资金、拓展资源。在二级学院层面，可设立校企合作委员会、校地合作联络处、学院校友服务中心等部门，以加强学院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校友以及社会各界的联系，为大学筹资提供组织保障。

（三）健全大学筹资的管理制度

健全的规制是大学筹资行为的基础。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大学将“多元化筹资”理念写入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多元化筹资”的目标（包括年度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与举措，从而为大学筹资提供制度保证。二是完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注重考察校长候选人的“商业性特征”，强化校长候选人的CEO角色。三是建立健全筹资信息披露机制。大学定期向捐资人通报筹资进展和资金用途，主动接受捐资人的监督与问责，使大学筹资行为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并赢得捐资人的尊敬，使他们更加乐意参与大学的筹资活动，从而形成大学筹资的良性循环。四是创新激励机制。我国大学应当突破“体制内激励”的固有模式，对那些为大学筹资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或机构可采用“市场化激励”的机制，按其贡献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从而调动他们的筹资积极性。

（四）促进大学筹资的专业化发展

首先，成立专门负责筹资的专业机构，如大学基金会、大学筹款处、合作发展处、大学发展部、校友事务与发展部等，为大学筹资提供组织保障。其次，提高筹资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作为大学筹资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执行者和协调者，大学筹资人员的选拔与任命关系到筹资组织机构能否顺利运行。因此，可以考虑在大学实行筹资人员资格准入机制，实施持证（《筹资资格证书》）上岗制度，并定期对他们开展公共关系学、社会学、心理学、慈善学、伦理学、法律等与筹资相关的专业培训，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建立高效、专业的筹资团队。再次，条件成熟的大学可引进专业的投资公司。大学通过招标和遴选，引入符合学校要求的专业性投资公司，面向社会聘请理财经理和专业投资团队。此举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现有的财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大学的投资风险。

注释

①本文所提及的“美国AAU核心研究型大学”涵指的是1900年AAU创立时的成员，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等12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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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

Fundraising Strategies of Cor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of AAU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XU Ji-hong

1，2

（1.The Academic Periodical Pres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Zhejiang, China；2.School of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world-class university requires abundant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idering fundraising as a strategic task for university development, the cor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have launched various forms of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nd developed unique fundraising culture ever since their founding. The fundraising strategies of cor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of AAU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sticking to university ethics on the premise of rational knowledge;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financing institutions and vigorously tapping alumni resources; recruiting professional teams to improve fundraising efficienc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financing system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fund use. These successful financing strategies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 words:United States; Core Research -oriented Universities of AAU; Fundraising Strategies; Enlightenment

作者简介：徐吉洪，男，1979年生，江西吉安人，浙江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社助理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基于东部率先发展的浙江地方高校发展战略研究”（KT2011007）；2013年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预研基金项目“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特征研究”（201307）。

收稿日期：2014-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