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梦芸（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研究生导师压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我国研究生院高校的实证研究

付梦芸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摘要：研究生导师是高校教师中的特殊群体，承担着教学、科研和研究生指导等工作任务。本文利用2014年对50余所研究生院高校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导师的压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导师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工作负荷和压力，其中科研与考核是最主要的压力源；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青年导师所承受的压力最大；而且从事普通学科（专业）的导师压力最大。此外，职业定位与取向、指导博士生规模、年龄以及学科（专业）地位是引发导师压力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研究生导师；学术职业；压力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压力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并成为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报告中将其称之为“21世纪的流感”[1]。如今，压力无处不在，大学教师也不可幸免。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大学教师早已成为公认的高压力群体。而作为其中的特殊群体，研究生导师除了承担着普通教师的工作外，还担任着研究生的指导任务，工作超负荷已成为事实。近年来，关于教授“英年早逝”或者“过劳死”的频频报道，便是其中的反映。但是，就当前研究来看，大多学者探讨的是关于高校教师群体的压力问题，而以研究生导师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微乎其微。作为教师队伍中的高层次人才，导师持久的工作压力不仅会严重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还关系着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升，给高校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本文将利用2014年对我国57所①研究生院高校的调查数据，来集中分析研究生导师压力的来源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我国高校研究生导师的职业发展以及压力缓解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一、压力的内涵与结构

（一）压力的内涵

压力（Stress）一词最早是作为物理学术语。1926年，哈佛大学教授坎农（Cannon）将其引入社会研究中，指的是某些外部因素扰乱了个体的内部平衡（homeostasis）。后来，压力一词涵义又逐渐丰富，指个体为适应外部环境所作出的心理反应，是社会环境、组织因素等外在因素与个体本身相互作用的结果。[2]

作为大学教师中的一员，研究生导师的压力构成与其教师群体有着较大的相似性。贺晓星等人在研究中日高校教师时发现，教师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环境、学校文化和家庭情况三个方面[3]；与其相类似，LU Luo等人则将教师的压力来源归为工作内因素、工作外因素和职业本身这三个因素；[4]而李虹则将大学教师压力分为工作保障、教学保障、人际关系、工作负荷和工作无乐趣等五个方面[5]。可以看出，工作和家庭因素是导致教师压力的重要来源。

提到教师工作，大多数学者都将其归为学术工作范畴中。欧内斯特·博耶曾对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进行了重新界定，将其分为探究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以及整合的学术。[6]其中，教学学术指传播知识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学术。虽然博耶是针对当时美国高校“轻教学重科研”的现象而提出来的，但是在高校继续强调科研的情况下，提高教学学术无疑会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此外，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教师的工作也不再局限于高校之内。贝勒斯（Marcia L. Bellas）等人根据工作的报酬性质将教师工作分为所在机构内有偿工作、所在机构内的无偿工作和所在机构外的无偿咨询与服务。[7]除了有偿性的教学、科研之外，工作机构内外众多无休止的行政事务、会议以及来自外部的评估检查和电子邮件处理等都会耗费学术工作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教师产生高负荷。[8]与其相类似，赖特（Donald Light）将其划分为三个维度：学科性质工作、机构性质工作和服务于外部社会性质的工作。[9]其中，学科性质工作得益于知识逻辑确立的学科与专业规范、学术评价制度；机构性质工作受制于大学、院系形成的院校规模、组织文化和管理制度等，学生学习评价、教学评价、“高校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导致的院校组织内部的一系列变化，这一切都导致高校教师处于与教学、科研、生活等多重压力的竞逐中”[10]；机构外工作主要是受制于相关社会团体、政府和其他资助机构的制约。这也正如科尔所言：“大学教师们被卷入各种各样的矩阵，多种成员资格决定他们的工作，……各种矩阵的中心，是学术工作这一普遍的事实——学者们同时归属于一门学科、一个研究领域和一个事业单位、一所特定的大学或学院。”[11]

此外，与普通教师不同的是，研究生导师除了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外，对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指导、学位论文选题、课题指导以及相关的就业问题、生活问题等都会大大增加导师的压力。而除了这些与工作相关的因素外，家庭也是高校教师必不可少的压力源。2012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住房、婚姻、养家糊口、子女教育等大大加重了中国人身上的担子。[12]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已被他对各种社会群体和网络的从属关系割裂开来，而这些从属关系彼此独立，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完全包含他。[13]如果个体所从属的社会网络越多，各种角色的演绎就很难达到一种平衡。学科、院校、家庭以及其他组织的要求或角色期待，往往给教师产生“结构性约束”，使其产生紧张感。[8]

（二）压力的影响机制

对于导师压力的影响机制，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强调个体的先赋特征、能力和努力程度对压力的影响，类似于特纳所说的竞争性因素；另一种是强调毕业院校的学术声望、工作机构的声誉与环境、学科特点等外在支持条件对教师职业感受的作用，相当于特纳的赞助性因素。对前者而言，有学者在研究我国广州地区的高校教师后发现，“在收入低、科研课题难争取和购置住房上，男教师压力更大”。[14]在年龄方面，大量研究表明，青年教师的压力最大。[15]在个人能力方面，有研究认为教师的能力没有质上的区别，因此也不影响压力感受；但也有相关研究指出，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能力上的差异导致了各自的压力感不同，一般来说，科研能力强的学者要比其他教师所承受的压力小。[16]而在职业投入上，最为经典的阐述是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在他看来，学术生涯是“一种疯狂的冒险”，从事学术工作要有“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17]所以，按照韦伯的解释，教师所承受的高压力主要建立在教师自身对学术的热爱与奉献精神基础上的，是自我强制的结果，与个人的意志力、奉献度有关。[8]众所周知，学术职业已成为精力投入最多、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业，使得身在其中的高校教师处于高负荷工作之中。有学者通过研究美国高校教师的时间投入和压力，发现工作时间最长的教师同时也感到压力最大。[18]“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工作时间每增加1个小时，教师职业压力增加的可能性将增加0.006倍”[10]。

针对外在条件，相关研究指出，院校的学术声望、学科类型以及研究机构的工作氛围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教师的压力感受。与其他类型的高校相比，研究型大学教师面临的压力最大。[18]院校的选拔性或学术声望每增加1个单位，教师的职业压力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则相应增加0.220倍。[10]此外，教师的系科声誉也会影响教师的压力感。一般来说，所在系科的组织声誉越好，意味着竞争就愈为激烈，所面临的压力也会越大。[19]在学科方面，有研究认为，理科的教师比文科的教师压力大；但有学者倾向教师压力在学科间并不存在差异：“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师虽然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所区别，但在职业感受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20]

二、研究框架与问卷结构

（一）研究框架

根据以上相关文献梳理，本研究在问卷设计时不仅考虑了导师学术工作方面的压力源，还考虑了与学术无关的行政管理、咨询服务以及家庭生活方面的因素。题项设计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式，从1到7压力程度逐步递增。

为了简化变量的数目，检验变量间的关系，这里首先对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经过KMO及Bartlett球形检验后发现，KMO测试值高达0.882（>0.5），显著性水平Sig.值为0.000，小于0.001，这说明原始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经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Varimax）处理后抽取共同因子。这里将选取特征值大于1，且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0%以上的因子，并以因子负荷量0.50作为因子分析时删除的标准。经过上述步骤后，得到四个因子，根据各因子的测量项目内容，分别命名为教学与研究生指导、科研与考核、行政事务与人际关系以及家庭责任（见表1）。

综上分析，本研究确立了以下研究框架（如图1）：在描述我国研究生导师压力现状以及导师压力差异性基础上，分析压力背后的影响机制。根据前文文献，这里的影响因素包括职业定位与投入、指导研究生规模、自我认知与能力、个体先赋特征（如性别、年龄）和组织特征（院校学术声望、学科门类、学科或专业地位）。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按照学科门类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涉及全国50余所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除军事学以外的12个学科门类。调查从2014年3月持续到6月，在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与相应高校研究生院的协助下，共回收关于研究生导师的有效样本2796份。

具体来说，该样本在性别构成方面，研究生导师以男性居多，男女比例约为7∶3；在婚姻方面，94%的导师已婚；在年龄构成方面，通过对导师实际年龄的四分位统计分析发现，各自占比为25%的年龄节点分别是37岁、42岁和49岁；在职称结构方面，85%的导师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且以副高级职称为最多，比例接近48%；在导师身份方面，60%的导师只招收硕士生，35%的导师既带硕士生又带博士生，而只有不足5%的导师只招收博士生；在院校层次方面，由于研究生院高校多为“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所以样本也以这两类高校居多，占比之和在95%以上；在院校地区分布方面也是如此，由于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大都分布在东部地区，所以导师的样本也以东部地区居多，有效百分比达55%；在学科分布上，占比最高的为工学（42%），其次为经法教管（23%），而文史哲艺（18%）与理农医（17%）大致持平；在专业地位上，导师所从教的专业为国家重点的最多（65%），其次为省重点（20%）和普通专业（15%）

三、研究生导师压力的现状与影响因素

（一）导师压力的现状描述

职业压力大、工作负荷重已成为整个高校教师群体的普遍现象。“在整个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日益紧张的环境中，我国学术职业人群的压力感和紧张感更强”[21]。就本次调查的导师群体来看，选择压力值大于3的导师占比超过72%。按均值比较，导师的压力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科研与考核压力、教学与研究生指导压力、行政事务与人际关系压力和家庭责任压力。

表1压力源的因子分析

图1　本文研究框架

根据样本特征，这里将主要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个体层面涉及性别、身份和年龄三个方面。首先，在性别方面，由表2可以看出，除了教学与研究生指导外，其他的三方面压力均存在显著差异（p< 0.05）。与其他众多关于大学教师压力的研究结论相类似，女性导师比男性导师在科研与考核方面的压力感更大，均值高达4.77。但与其不同的是，对于导师来说，男性在行政事务与人际关系和家庭责任上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一方面与样本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大多为男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目前社会所赋予的男性角色，在大多家庭中，男性是家庭重要的经济支撑，购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都是关键的压力源。此外，从纵向来看，无论男导师还是女导师，科研与考核均是最大的压力源，均值都在4.4以上。

在身份特征上，除行政事务与人际关系外，导师的其他三方面压力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但从均值上来看，无论哪一方面，硕士生导师所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如图2）。不难理解，作为研究生导师，大多都是副高级别职称，与职称晋升相关的教学和科研要求会耗费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增加压力感。与此同时，与博士生导师相比，硕士生导师大都较为年轻，这也正如下图3所呈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导师压力大致逐步递减。具体来说，处于45岁之前的导师压力最大，无论哪一方面的压力值都是最高的，这是因为处于这一年龄段的导师大都是刚进入研究生导师队伍行列，既缺乏教学、科研、研究生指导等各方面经验，又面临结婚生子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从46岁开始，导师各项压力总体较为平缓，其中家庭压力下降速度更快，与45岁之前相比，与来自教学方面压力差距开始拉大。这或许是处于这一年龄段的导师经济上已满足要求，不必因住房、生活开支等问题而烦忧，但是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导师大多刚进入博士生导师行列，博士课程教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紧张感。但从62岁左右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反弹，各项压力值回升，这可能是由于退休、返聘等原因造成的。此外，需要补充的是，从图3可以看出，除55岁、60岁、64岁这三个年龄点外，其他的各年龄中均以科研与考核压力感最强。巧合的是，55岁与60岁恰是教师的退休年龄，图3中所反映的现象是否与此直接相关，或许值得考虑。

在院校学术声望方面，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3）发现，虽然在科研与考核、教学与研究生指导方面，代表我国较高水平的“985工程”大学导师其压力值较大，但是并不存在院校学术声望上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研究生院高校作为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其教学、科研方面的要求带有相似性，所带来的职业感受也大致相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非“985工程”高校的导师在行政事务与人际关系以及家庭责任方面的压力更大，且与“985工程”高校的导师存在显著差异。行政事务与背后的管理制度、大学运行方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方面的压力值较大是否意味着行政权力使然，暂不能妄下结论，但隐藏其后的制度安排值得反思。

图2　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压力比较

图3　不同年龄的导师压力情况

表2各项压力源均值的性别差异

在学科或专业地位方面，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只有所从事的学科或专业为国家重点（含培育）的导师与普通学科或专业的导师在各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普通学科或专业的导师压力较大。而在学科门类方面，与其他众多研究相类似，导师各方面压力虽然在各学科上的压力程度不同，但并不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具体来说，除在教学与研究生指导上，经法教管类的导师压力值最高（3.92）外，其他的三类压力均以工学导师压力最大，科研与考核、行政事务与人际关系以及家庭责任的压力值依次为4.72、3.04和3.67。

综上可以发现，导师压力虽然在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科研与考核均是各种类型导师的第一压力源。

（二）导师压力背后的影响因素

根据前文分析框架，这里将利用有序回归来对导师压力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经过数据分析发现，-2对数似然值为4383.49，P=0.000<0.001，说明该有序回归模型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且经过Deviance检验，P值为1.000，也就是说，该模型拟合度较好。

由表4可以看出，职业定位与投入、指导博士生数、年龄和学科、专业地位会影响导师的压力。在控制其他自变量值的情况下，作为工作投入的反应，工作时间与职业压力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工作时间越长其压力值越大。其原因：一是时间作为有限的资源，“工作时间延长意味着家庭生活参与程度的降低，这使得教师不能有效地平衡工作和生活，造成家庭与工作的角色冲突，给教师带来紧张感”；[22]二是“随着被感知到的物理学时间的稀缺性增加，某人生活中的事件被感觉到的控制却会减少。而这种被意识到的控制的丧失最终会导致忧虑沮丧，角色无能的情绪，以及类似的时间恐慌的心理症状”。[13]同时，与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社会服务以及其他事务的导师相比，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的导师压力更大。对于这一数据结果，可暂不做推测与判断。但就其现实状态而言，这至少反映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存在轻视教学的现象：无论是教师奖励制度还是学术晋升制度都很少将教学纳入其中，而这就使得钟情于教学的教师产生相当大的精神压力，也许网络媒体中所爆出的众多大学讲师解聘和转岗事件正是此问题的映射。此外，研究取向也会影响导师的压力，与“实验与开发”的研究性质相比，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导师有更强的压力感，这或许与这类课题研究的复杂性和难度有关。

在导师指导研究生规模方面，只有博士生数对其有显著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博士生每多招收一人，其压力值就会减少0.138。博士生虽然是导师的学生，但更像是导师的助手，对其科研乃至教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是为何硕士生导师比博士生导师的压力更大。此外，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相一致，年龄也会影响导师的压力，年龄每增加一岁，其压力值就可能会减少0.064倍。在组织因素方面，分析结果显示，学科或专业地位也会影响导师压力，学科或专业地位每增加1个单位，导师压力可能会减少0.137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首先，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高校的研究生导师面临着高强度的压力，科研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考核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研究生导师的第一压力源。虽然许多高校一直都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但是，科研依然是当前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研究生导师的工作核心。本调查显示，在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中，选择把主要精力首先放在科学研究的导师达58%。其实，产生这种现象的缘由与背后的高校学术政策和制度设计存在高度关联，而高校的政策和制度又与政府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在当前国家竞争不断强烈的国际环境下，高等教育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而在高等教育强国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框架中，科研是其关键指标，强调科研产出也成为众高校尤其高水平大学的工作重点。于是，这种同质化程度使得身在其中的教师“在相关单位中产生同步化的压力”[13]。此外，作为高水平大学，与其他普通高校相比，研究生院高校对科研的要求也是最为严格的。除了量的规定外，诸如课题立项的级别、学术论文发表的期刊等级、学术论文引用率等质的规定，常常被纳入到教师职称晋升、绩效考核以及聘期考核的各指标体系中。在“水涨船高”的形势下，研究生导师所承受的科研压力可想而知。

表3不同学术声望院校的导师压力均值比较

表4导师压力的有序回归

其次，与众多关于大学群体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青年导师的压力也是最大的。有学者把青年教师称为“工蜂”族，用弱小的身体不断创造着“蜂蜜”，付出多却回报少。[23]本研究显示，处于45岁之前的导师压力最大，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导师压力有减少的可能性。年龄是反映人生运动的轨迹，是社会结构和个人自主性相互结合的结果。作为学术网络的一员，青年导师也不能游离于社会以及大学组织制定的学术规则和评价体系之外。而对于刚进入研究生导师行列的青年群体而言，无论是教学经验还是研究生指导经验都比较欠缺，业务不熟练。为了上好一门课，他们常常需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此外，由于这部分导师多为副高级职称级别，努力争取科研项目、获得科研经费支持、满足晋升和考核要求成为这些导师的首要任务，再加上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或者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其他问题，使得这些原本经济就不太富足的“青椒族”雪上加霜，陷入高强度的压力困境。

最后，导师工作的组织环境，尤其是所在学科和专业的地位是导师压力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虽然做了“985工程”和非“985工程”的院校层次之分，但是由于研究生院高校本身就代表中国的高水平大学，因此导师压力在院校层次上并不存在差异。但是作为一名学术工作人员，导师首先属于某一学科或专业。而按照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的解释，学科又会通过三种主要方式并入院系组织：在学科互涉领域设立特殊的职位，将人员集中在一个代表特定学科互涉专门技能的院系，设立有组织的以及对地点、资金、职位等做出制度性承诺的研究单位。[24]也就是说，学科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证了研究人员、实验室、研究生这些现有资源将会承担特定的任务，谋取特定的利益”。[24]一般来说，在我国，被列入国家重点的学科或专业所享受的资源、获得的组织支持也相对较大。而“支持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职业压力，教师所在的高校或者院系组织声誉越高，获得的支持力度就会更大，所面临的压力也会相对较少”[25]。

（二）政策启示

“就学术活动的规律而言，学术人承受适度的压力是必要的，但压力持续过大反而有可能降低学术职业的吸引力”[21]。因此，如何才能确保导师的压力适度，提高学术活力，是摆在现实面前的难题。根据本研究的结论，这里将主要提出三点政策性启示。

第一，完善导师考核制度，形成合理的评价体系。目前，我国高校对研究生导师的考核除了个别项目以外，一般被纳入到整个教师评价考核体系中。而对教师的评价往往以科研为主，无论是学校聘期考核、年度考核还是职务晋升考核，科研成果是关键，学术发表是核心。如果这种体系合理、运用得当，会激发高校教师的工作热情和使命感，而一旦把握不当往往会直接影响教师的考核成效，造成人才流失。因此，应完善考核标准，改革考核方法，形成灵活且有弹性的评价体系。学术工作具有复杂性，学校也不能简单地以评价结果作为奖惩的依据，应重视研究生导师未来发展，促进自身的不断成长。

第二，关注青年导师群体，促进职业成长。近年来，关于青年导师压力大的媒体报道层出不穷，认为青年教师压力大的研究也屡见不鲜。作为高校师资队伍的生力军，青年教师大都科研教学任务重、压力大，收入却不高。其实，对研究生导师群体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高校应主动为这部分导师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提高教学和研究生指导工作的胜任力；在科研方面，要为其搭建职业成长的实践平台，为他们提供合理的晋升空间，激发个人潜能，提高工作绩效。与此同时，学校或者相关院系应多组织些非学术性活动，加强人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并且及时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将部分福利（比如医疗、教育等）扩展到家庭范围，如设立住房补助计划、子女教育帮扶计划等，给予教师必要的帮助，以缓解其生活压力。

第三，加大组织支持力度，推动导师学术发展。研究生导师通常被视作高校中最仰慕的教师群体，拥有高级职称、享受较高的收入、可以招收研究生，但是这些光鲜的背后，是以承受巨大的压力为代价的。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研究生导师都承载着较重的工作负荷。按照付出－回报失衡理论，雇员的工作压力和负荷程度取决于个人感知的工作投入和回报的关系，如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却获得较少的回报，那么其工作压力就会很大。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研究生导师的支持力度，增加经费和资源投入。

注释

①本调查未包括国防科技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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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Graduate Supervisor's Str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Graduate School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U Meng-yu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Graduate supervisor is a special faculty group in universities, who undertakes the task of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graduate instruc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tress experienced by graduate supervisor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more than fifty graduate school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2014. It is found that nowadays graduate supervisors in China experience high-level stress, with R&D and evaluation being the main source. The level of supervisors' stress is influenced by their career goal, the number of Ph.D. candidates they supervise, their age, their research discipline, and so on.

Key words:University Supervisor; Academic Profession; Stress

作者简介：付梦芸，1986年生，女，山东青州市人，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学术职业和高等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083）

收稿日期：2015-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