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树理 刘晓音

产业安全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推进和国际分工日益深化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产业安全界定并未达成共识，国外主要讨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的影响，国内则形成了产业控制力说、产业竞争力说、产业发展说和产业权益说等四种代表性论点，并构建了多种测量产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景玉琴，2004；朱建民，魏大鹏，2013）。总的来说，产业安全主要包括产业对外依存度、产业竞争力和产业控制力三个维度。本文试图通过对其相关指标量化实证分析来说明当前虽然没有必要危言产业安全对浙江产业集群融入国际产业分工链来带动其结构转型升级的诸多不利影响，但是对影响浙江产业健康发展的不安全问题及隐患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下面对近年来浙江产业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进行粗浅分析并提出建言。

一、浙江产业存在的安全问题

（一）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加快增长，一方面推动了浙江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浙江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在2007年高达70%以上，2007年以来的其他较低年份也在50%以上（见表1）。这一指标明显高于2012年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全国和世界的平均贸易依存度。同时，浙江出口贸易依存度明显高于进口贸易依存度。不过需强调的是，近年来浙江外贸依存度已呈逐年递减趋势，就一定程度而言，应是有利于提高产业安全程度的。

表1 2007-2013年浙江外贸依存度

在积极响应国家倡导的“引进来、走出去”发展战略下，浙江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体可通过GDP、三次产业以及主要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度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在浙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论是从全省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来看（见表2），还是从三次产业结构来分析（见表3），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基本都在10%以下，且也表现出递减趋势。相对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占第三产业比重则呈递增趋势。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中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中比重也较高，递增趋势显著，2012年已超过10%（见表4）。

表2 2007-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对FDI的依赖度

表3 2008-2012年浙江三大产业对FDI的依赖度

表4 2008-2012年浙江主要行业对FDI的依赖度

（二）国际竞争力总体较弱，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

我们采用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来大体评估浙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表5可以发现，相对于第一产业国际竞争力而言，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都超过50%，尤其是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不仅都超过60%，而且增长势头良好。但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近年来都低于30%。

表5 浙江产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规模以上工业外资形成了一定的产业核心控制力

浙江作为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省份，是吸引外资流入的主要地区之一。近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外资企业产值年均占比达到26.2%，利润年均占比达到16.2%，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占比14.2%，这说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具有超过10%的市场占有率（见表6）。然而，从利润占比和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发展态势来看，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其市场占有率降低。若从产值占比看，说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外资并购浙江民企的案例说明（见表7），外资在浙江民企构建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市场竞争优势，抢占企业控股权，对浙江民企的国际化发展和民族品牌建设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

表6 2007-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

（四）关键技术引进降低了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动权

多元化的技术引进是浙江产业发展起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一直居全国前列。从表8可以看出浙江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些情况，浙江在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方面的支出比重有所降低，消化吸收方面支出比重所有上升。不过，后发优势在一定条件下也往往伴随着后发劣势，从而对于产业安全有若干不利影响。技术引进，尤其是成套和关键设备进口，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浙江产业进步的技术主动权（向一波，郑春芳，2013）。如杭州西子电梯与奥的斯通过合资生产，引进先进设备及技术，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但导致奥的斯最终控股。再如杭氧在与法国企业合资生产过程中也遭遇了对方对关键技术的封锁。这些都导致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缺少足够的主动权，并且在全球价值链中深陷低端环节。

表7 浙江省外资并购民营企业案例

表8 各地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获取情况

二、浙江产业安全问题的主要影响

（一）外贸依存度高，容易引发歧视性的贸易摩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并且保护主义形式也呈现多样化，除采用关税、配额、补贴、反倾销等传统形式外，发达国家利用其规则话语权，试图通过法制手段提高贸易标准，变相地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欧盟和美国计划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浙江主要的出口商品如纺织、钢铁、机电等，几乎都是国外实施贸易保护的重点对象。2011年浙江出口产品遭遇摩擦案件93起，涉案金额14.1亿美元，2012年遭受了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韩国、海湾地区和拉美等市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直接损失额64.5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走向转型升级的浙江民企，也面临着同样“升级换代”的贸易摩擦，也就是说，贸易摩擦正在向产业链的高端产品扩展。比如美国和欧盟对我国太阳能电池的反补贴裁定，以及欧盟对我国有机涂层钢板等发起的反补贴调查。

（二）传统比较竞争优势容易导致低层次产业路径依赖

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就是后发经济比较容易形成产业低层次发展的路径依赖。这就难以实现比较竞争优势的动态发展，难以摆脱传统国际分工对经济长期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专业化分工较高，以及产业集聚等优势，形成了以纺织服装、鞋类、汽车零配件、机电产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为比较竞争优势的发展路径。从短期看，这使浙江分享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重“红利”；但从长期看，也使其承担了产业低层次发展路径的高额“成本”（宋树理，2011）。一方面，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周边国家竞争压力的增加，以及国际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等变化，降低了传统比较优势的竞争潜力。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很难在短期内将经济资源自由地吸引到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

（三）跨国企业市场机会主义可能影响浙江产业转型升级

跨国企业的市场机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投资国的本土化经营，二是利用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差异从事套利活动。在投资国的本土化经营，一方面通过采购、生产、营销、品牌等本土化来充分利用其有利条件和优惠政策，最大程度强化比较优势，扩大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通过控股和并购等手段，扩张在其投资地区的企业规模，拓展业务范围等。虽然，跨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生产模式，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效应，激励省内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比如世界500强在浙江的投资领域涉及石化、机电、电子信息、商贸等多个重点行业，而且在省内设立研发中心、销售采购中心、区域配送中心等区域总部的数量也日益加增。然而，跨国企业以长期的整体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以形成市场垄断势力为手段，借助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控制地方品牌和重点行业（刘婷，张宇杰，2013）。而且，跨国企业集团善于利用跨国经营优势，根据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差异来提升资源的跨区域合理配置。这就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避当地政府产业调控，弱化当地政府产业政策实施效果。

三、保障浙江产业安全的应对之策

（一）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落实相关法规条例和规章制度

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经验表明，产业安全保障政策的法制化、动态化和高端化是政府支持、鼓励和引导产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其中，法制化是在考虑国际经济法制环境的前提下针对本国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主要通过本国的立法形式来维护产业安全，并且对于违法行为实施严厉的处罚手段。动态化是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有效保护形式，一般是在产业发展初始阶段采取不同程度的产业保护和产业支持政策；在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之后再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当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之后，仍不断推出新的产业安全维护对策。高端化是重视新一轮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层次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不仅给予法律上充分保护，而且提供必要的财政扶持和搞好配套项目建设。

（二）充分利用市场规则来有效应对歧视性贸易摩擦

从全国范围看，近年浙江企业在贸易摩擦中的应诉率和胜诉率位居前列，在应诉中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数量居全国之首。其应对之策是，一方面发挥市场功能，使“走出去”的浙江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争取市场地位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加快政府的体制改革，提高服务职能。比如设立贸易摩擦预警点，跟踪主要贸易对象国贸易摩擦政策的动态变化；省商务厅针对浙江企业的案件立案后及时发布立案公告和应诉通知，并积极与商务部、商业行会和企业协作应诉；平时注重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宣传和指导。这些来自实践的宝贵经验需要继续挖掘和推广，尤其是提高预警贸易摩擦的效率，使企业可以及早规避歧视性贸易摩擦案件的发生。除此之外，应该进一步利用法制来规范行业商会在贸易摩擦案件中的服务职能，促进行业商会的市场化发展。

（三）有效推动传统比较竞争优势的转型发展

根据产品内分工特点，浙江传统比较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长期来看，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和发展，这一比较优势因其低附加值而令企业难以获得高额回报，因其低技术含量而易于被其他企业模仿和超越，因其低廉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和权益保障而降低企业竞争力等问题，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应该主动“升级”传统比较优势。根据微笑曲线原理可以说明，“升级”趋向是产品的国际营销环节和研发、设计环节。一方面，浙江拥有专业的市场特色，营销网络遍及国内外，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网络营销体系的建设，包括电子商务体系的国际化、品牌的国际化和国际营销团队的国际化。同时应加强品牌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浙江具有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和现在民族企业品牌，加大部门的宣传力度，提高品牌保护意识。另一方面，重视产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政府应该提高科技研发投入资金及其使用效率，重视高新技术创新环境的完善和配套基础设施及相关项目的及时跟进。尤其重要的是，促进创新人才结构的多元优化发展，积极打造留住人才的社会环境。

（四）积极培育主导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言而喻，主导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水平决定了其在未来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导行业具有较高的核心竞争力时，可以抢占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进而利用比较优势强化在高端环节中的垄断势力。反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导行业不具有较高的核心竞争力时，只能根据资源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原理，放弃该主导行业，发展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长此以往，就容易导致比较优势陷阱。各级政府应对列入重点培育的主导行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一方面可以鼓励主导行业的龙头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参股、控股等对外投资形式拓展发展领域，提高市场竞争实力，另一方面发挥中小企业集聚优势，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分工水平。由此扩大浙江主导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升核心竞争力。

（五）加快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发展

提升浙江产业链及价值链在全球的地位，必须加快装备制造业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具有技术主动控制权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兼备的基础行业，是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而不同于简单的技术模仿和改造。浙江加快装备制造业发展，一是要发挥组装加工产业的优势，形成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吸收能力，切实提高自主创新水平；二是加强科技投入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而且也要有质的提升，从短期来看，重视一般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效率，从长期来看，则要从制度上保障科技前沿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把后者提升到战略层面，杜绝急功近利行为；三是继续降低对关键设备和成套设备的进口依赖，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重视专利技术与专有技术的产权转让，积极为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创造有利环境，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对技术骨干和技术创新团队的政策支持。

［1］景玉琴.产业安全概念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4，（3）：29-31.

［2］朱建民，魏大鹏.我国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再构建与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3，（7）：146-153.

［3］王维，高伟凯.基于产业安全的我国外资利用思考［J］.财贸经济，2008，（12）：91-95.

［4］向一波，郑春芳.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含义及对策研究［J］.兰州学刊，2013，（3）：92-97.

［5］宋树理.浙江外贸转型困境与战略选择［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1）：62-67.

［6］刘婷，张宇杰.中外企业联盟中的“合资—亏损—并购”路径沦陷［J］.管理世界，2013，（11）：18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