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花

成长的路上， 我们总在蓦然回首的一刹那， 不期然发现自己的变化， 也目睹着别人的转身。

曾经， 在成年后的二十多年里， 无论生活富裕与否、 心境如何， 我每月都会选一个日子， 专门替父亲去买书。 有时是猜度着他爱看的， 有时是我希望与他共享的， 每个月末， 连同我订阅的杂志， 一起送给父亲。 我知道那是父亲的至爱。 很多次姐妹们一起回家， 当她们一件件把孝敬的衣物、 吃食展示给父亲， 父亲只是微笑着接收， 任由大家评论， 并不急着据为己有。 对我的礼物， 却总是第一时间收藏起来， 怕别人顺手拿走。 而每次读书之前， 父亲总会洗手， 显示对书的敬意。

父亲生于农家， 五十年代初中毕业， 在家当民办教师两年后， 怀揣母亲陪嫁的两块大洋，日夜兼程徒步几百公里赴京赶考， 考上了驻地在保定府的一个大专院校， 成为老家远近闻名的识文断字之人。 因为早有家室， 父亲这个公家人一辈子也没脱离农村， 一辆大水管自行车载着他从县城到村庄， 往返了三十年， 直至退休。

从村庄里走出去的父亲有一个要命的缺点——不会干农活， 这在那些几辈子和土坷垃打交道的农人眼里， 无异于羊不会吃草、 猪不会吃料一样可笑， 对他的尊敬大打折扣。为了让母亲在村里立住门户， 不遭人欺负，父亲尽力想办法弥补。 他充分发挥自己学识渊博的优势， 以一种极低的姿态， 对接触过的所有老少乡亲授之以识， 在农闲和夜晚纳凉之时， 为他们讲解国家大事、 历史典故、 县史乡志。 但在那个无比封闭的时代， 对于那些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来说， 那些事离他们太远， 他们不用知道，也不想了解。 所以， 常常有这样的场景： 父亲正讲得起劲儿， 冷不丁听的人冒出一句：“你前知五百年， 后知五百载， 给你一头牛，你会用它犁地吗？” 真是秀才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 遭此冷遇， 父亲并不灰心， 他察言观色， 很快便找到了农人们的兴趣点， 逐渐显露出自己在农事节气、 阴阳五行、 口头算术、 生辰八字等方面的才能。 春种夏收、 秋灌冬盖等农经烂熟于心， 说出岁数便立刻知道你的属相， 卖菜、 卖猪， 不管有多少零整， 该得的钱数张口就来， 比计算器还快。 最难以想象的是， 所有家人、 亲戚、 邻居的生日、 何时结婚、 孩子几岁都门儿清， 多少年都不会记乱和记错。

这些超常的技能终于让父亲成了乡亲们真心实意服气的文化人， 成了戴眼镜的 “赵先生”。 而有了父亲的庇护， 这个由女人当家、严重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得以休养生息。 我们在对新世界的渴望和等待中， 像小苗一样长大，舒枝散叶， 伸向更高的天空。

就像庄稼无论如何刻意早耕晚种， 到了一定的节气， 自会 “叶落归根”。 生命的衰退也显而易见， 像落日的余晖， 渐行渐远， 终至隐没。

在那个草长莺飞的春天， 一个不到六小时的手术， 将口若悬河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在大便出血四个月后， 被查出患有直肠癌， 万幸的是还处早期， 并未扩散， 只需做一个直肠切除手术。

为了延续生命， 医生给父亲改成了体外肛门， 所有的大便要用手垫着纸去抓。 而且， 大便不受神经控制， 随时都会有。

住了两个月的医院， 父亲头发花白， 形消骨瘦， 去掉假牙的嘴瘪成两个坑， 整个人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从医院归来， 父亲像当年非典期间外出归来的旅人一样， 对自己实行了隔离。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 闭门不出， 水饭不进。 他说： “一个随时装着粪兜的人， 自己见了都膈应。”

从众星捧月的喧闹中突然走进一个小小的安静的世界， 像网一样纵横在他脑子里的只剩下一个问题： “我这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坏事，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虽然知道父亲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但一向乐观的父亲受到的打击之大仍让人始料未及。

这就是人生吗？ 像乾坤大挪移。 一个偶然的病灶， 让一个人天上地下。

困顿之时， 家里人像遇到救星一样望着我。 因为我学过心理医生。

父亲生理的病， 医生早已治好。 现在要治疗的是父亲的心病。 家人需要一个身心健康的父亲。

这对于我何其艰难。 我只是刚刚拿到了心理医生的资格证书， 掌握的知识只是些许皮毛而已， 更没有丝毫的实践经验。 而且， 老师说过， 心理医生只有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 时刻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客观评价病人的一切， 才有可能找到病源并治愈。 而面对给予我们宝贵生命， 曾经叱咤风云的父亲， 我何以能淡然处之？ 这无异于 “医不自治”。

但我不能放弃。

在父亲面前， 我做不了医生， 但我做得了女儿。

我以女儿的身份给父亲讲了一个以往的故事：

那年， 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天， 家里丢了一头小猪。 因为这头猪， 一家人乱作一团， 相互埋怨， 大呼小叫地满世界找。 晚间父亲下班回来， 看到家里冷锅冷灶，年迈的爷爷告知详情， 父亲大发雷霆： “孩子考上了大学， 可以彻底跳出农门， 一辈子都有了饭碗，这是天大的喜事， 怎么会被一头小猪搅和了？小猪真丢了又能怎么样？！” 陆续回来的家人这才如梦初醒， 尽情享受那关系我一生的喜悦。而那头小猪当日晚间也自己回来了。

“父亲， 如今你得了这么大的病， 生命毫发无损， 只是多了个别人不会轻易发现的粪兜， 这是否比那头小猪分量还轻？”

过了许久， 沉默的父亲转过身来， 想笑却突然失声痛哭。 他说： “我就怕成为你们的累赘。”

我们涌上前去， 用真实的拥抱告诉父亲：你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累赘！

终于， 父亲不再焦躁。 每天安静地吃饭、 睡觉。

然而， 我痛苦地发现， 父亲对读书、 看电视、 聊天都失去了兴趣。

面对我每月带来的书报， 他几乎连封面都不愿翻看了， 只轻轻地说： “这些以后对我没有用处了。”

“这么大好的时光， 不读书不看电视不聊天， 那干什么呢？ 就这么坐着不感到无聊吗？” 我试着和父亲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可他对我不再理会。

不管是和我们在一起， 还是自己独自在家， 很长很长的时间， 父亲会保持着沉默、思考的姿势。 无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有几次， 我凑上去和他聊天， 刚一开口就被他止住。 他说不是我不愿干那些事， 我突然觉得很累， 大脑支配我不想再做那些事。 他的房间不经允许不让任何人随便进入， 有时看见我们来了马上关门。

原因我知道。 因为每天不停地有大便，房间里有着散不去的臭味。 他不想让我们闻到。

从未如此真切地体验过一场大病给一个原本健康快乐的人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创伤。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那个英明神武、 博学多才的父亲正渐渐离我们远去。 无数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陪父亲在太阳下坐着相视无语， 心刀割似的疼痛。

那个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 聪明睿智的父亲还会回来吗？

有一天， 他会不会像一棵干枯的树一样，将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

我会等待。 用我全部的爱。

我依然每月去买书， 然后把它们静静地放在父亲床头。 我给父亲讲故事， 讲我们心中的父亲， 讲那个曾经战胜多少艰难困苦的父亲。

端午节的早晨， 父亲突然来了电话， 他说： “我昨晚梦见你妈了， 她让我好好活下去。 我还要做你们心目中的父亲。”

那一刻，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日暮乡关

夜晚看风景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这源于租了一间临街的房， 那街是一条国道， 道上南来北往的车彻夜不息， 让人无法入眠。

索性起来看风景。 看夜间的人， 看夜间的车。

夜间的人大都行色匆匆， 车骑得像离弦的箭。 倦鸟归巢， 家该是他们永恒的动力。夜间的车以山西拉煤的大车为主力军， 那超高超载的货车发着沉闷的喘息由远及近而来， 地面被压得发抖， 遇红灯停车时，车轮与地面摩擦产生尖利刺耳的声响， 使夜晚变得狰狞。 据说这样的车白天不敢行走， 只等夜深人静才敢行动， 不然司机将被罚得倾家荡产。

无数个难眠之夜， 恨这些大车入骨， 而想到那些以此谋生的司机， 又实觉他们不易， 如有更好的出路， 他们又何苦如此夜奔？

想象着那些司机的处境， 在心里原谅那些噪音的时候， 我有时会感觉自己很伟大。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 还能有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 怎么说也算是一种美德吧？ 然而， 表兄的到来， 让那种自以为是土崩瓦解。 才发现， 剖开生活的内核， 我对她只是一知半解。

在这个百花争艳的春天， 表兄到我所在的城市打工。

怎么可能？

在家乡的土地上劳碌了大半辈子，年过半百了还出来打工？

这个通过电波传来的消息让我久久不能相信。

然而， 表兄货真价实地来到了我的身边。他早年在家乡干过泥瓦工， 现在在一个建筑公司当临时工。

那是一幢正建中的楼房， 22 层， 框架已经搭起， 表兄的工作是将一块块的空心砖垒起来， 使那空中楼阁变成实实在在的房间。

夜幕降临， 那需要仰视的高楼向世人袒露着一个个黑洞， 满身疲惫而又欢欣鼓舞的建筑小工们扛着自己的家什从黑洞里鱼贯而出。 竟然有很多年轻的女人。 她们和身边的男人调笑着， 各自跃上停在建筑公司门口的三轮车， 绝尘而去。

表兄最后一个出来。 高高的个子， 依然清瘦， 肩膀好似受不了生活的重压， 略微倾斜，脸上， 沧桑尽显。

“那些人都是两口子从南方出来打工的，在这儿租了房， 急着回家， 我们当地的就住在这儿， 下班也不着急。” 表兄轻松地说。

“都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还来干这个？ 和那些年轻小工们一起干， 身体能吃得消？” 请表兄小酌， 我心疼地说。

“农村人什么苦吃不了？ 小时候老人们就教导 ‘没有苦中苦， 哪有甜上甜。 不想当农民， 必须先吃苦’。 当了半辈子农民， 都不知道什么是苦了。” 表兄将小半杯酒一饮而尽，就像要饮尽这必须面对的生活。

表兄出来是为老人和自己挣养老钱。 父母都已年过八旬， 孩子虽已成家， 但背着几十万的房贷， 自己眼看着体力不支， 几个人的养老不得不考虑。

“家里的土地可以混个温饱， 但挣不来钱，也没多少人种了， 都出来打工了。” 表兄显出了些许无奈。

日子似乎发生了点变化。 我和表兄的工地离得很近， 有时， 我下班后去看他， 远远见他混杂在一群工人中， 一次次弯腰、 挺起， 真正的纯手工劳作。

弯腰3000 次， 其中搬砖2000 次， 和泥1000 次。 这是表兄每天的工作量。 无数次重复的动作， 穿起细碎的时间， 蓦然回首， 家乡的岁月仿佛已恍如隔世。

我不知道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 在建城运动风行的今天， 每天有多少像表兄一样的人重复着这些动作。 当一块块砖浸着他们的汗水和体温凝为一体的时候， 他们会有怎样的心情？他们曾如此密不可分， 然而很快会毫无干系，像阳光下的露珠稍纵即逝。

望着那逐渐有模有样的高楼， 杜甫老先生那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伟大诗句常萦绕耳际， 心似鸟一样飞翔， 想何时能如老先生所愿。 和表兄提起， 表兄说： “我那儿子到大城市打工五年了， 正为房奔命呢， 让杜老先生给你们一人一间。”

有时候， 晚上下班后表兄会来找我散步。

表兄年轻时很帅， 倒腾过很多买卖， 赚过钱也赔过本。 记得当年他从村里买来花生到北京去卖， 用一辆大水管自行车驮上两个麻袋， 凌晨三点出发， 上午骑到北京， 晚上八点多再骑回来， 两头不见太阳。 那时我特羡慕他的力气。 到了冬天， 看他很冷， 就跟他说： “快点买双马靴吧， 那样又好看又保暖。”表兄捏着我的鼻子回答： “真是淘气， 有钱买马靴， 我就不干这个了。” 后来， 表兄又干过很多事， 有一次被一个外地人骗得血本无归，就此金盆洗手， 再不做买卖， 塌下心来伺候家里的几亩责任田。 但在村里， 没人敢小看他，说他是能人。

走在城市的街道， 表兄左顾右盼， 并不言语。 有时忍不住说： “你们城市车太多， 真让人眼晕。”

“这哪算什么城市， 最多一个小城镇而已。你没看， 都是一些蓬头垢面的小市民。 你年轻时就闯北京， 什么没见过。” 我逗他。

“好汉不提当年勇，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何况在这偌大的城市！” 表兄更加沉默了。

从考入大学跳出农门， 我一直觉得自己和表兄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我有我的满足，他有他的骄傲。 如今， 以这种方式共饮一江水， 心里说不清是欣喜还是酸涩。

“说实话， 我真没感觉城市有多好， 但年轻的孩子们都拼命地往城市里奔， 有的孩子发誓宁可在城里要饭， 也不回家种地。 那些地老人们种不了，年轻人看不上， 现在连我们这样的都出来了， 将来保不准大家都有饿肚子的那天。” 表兄显得忧心忡忡。

曾几何时， 土地， 是农民的命根子， 人们把它看得比命都重。 可现在， 因为投入产出不平衡， 它成了人们可有可无的鸡肋， 很多人开始转租、 卖掉。

“听说村里要搞城镇建设， 将来村里的人也都要上高楼。” 我看到了类似的报道。

“人上楼那些镰刀锄头的往哪儿放？ 中国七十万个乡村都上楼， 八亿农民都不当农民了， 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晚上做梦醒来， 我都说不清哪里是自己的家了。”

表兄的疑虑令夜变得沉重。

有多少人能说得清呢？

“梦里不知身是客，” 谁无有过这样的怦动？ 城市、 乡村， 中国十几亿人口的两大聚集地。 曾经， 她们之间泾渭分明， 格格不入。 如今， 成几何数增长的 “流动大军” 已使其疆界模糊不清， 几近无痕。 人生漫漫， 哪里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很长一段时间， 表兄没和我联系。 他短信知会我工程赶工， 晚上经常加班到深夜。

绿树葱茏的夏末， 表兄匆匆赶来， 告诉我老家来了一个开发商， 很多人在大面积地卖地。

“那地不能卖， 虽然村里只剩了老人和孩子， 但什么时候回去也算有个窝啊， 地一卖，真要盖什么工厂高楼的， 到哪儿去找家呢？”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现在地允许自由买卖， 就是不愿意， 你也只能管自己呀？”

“我必须回村里去， 管不了别人， 我的地坚决不卖。” 他立刻下了决心。

“明天你等我信儿， 如果不来找你， 就是已经回家了。” 表兄说完匆匆离去。

第二天， 表兄没来找我。 我惊讶于他的斩钉截铁和超常神速。

一周后， 表兄愁眉苦脸地出现在我面前。他一个劲地抽烟， 一语不发。

出了什么事？ 我心一沉。

“恐怕我要白干了。” 半晌， 他小声地说，像自言自语。

“半年哪， 你知道我过的什么日子？！ 家里带那点钱早花完了， 每天我只吃两顿饭！” 表兄几乎要落泪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白干？”我追问。

原来， 他和老板要钱回家， 老板说公司都是年底结账， 中途退出， 暂时给不了钱， 但会给他想办法。

“人家也没说不给你钱， 怎么自个吓唬自个？” 我长舒了一口气。

“真的会给钱吗？ 我们没签合同没定协议，真要不给， 我哭都找不到坟头啊！”

表兄热切地看着我， 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 那焦灼的目光能把人融化。

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啊。 也许， 在有限的生命中， 他们遇到了太多的不公和坎坷， 对自己命运的担忧让他们变得如此虚弱和无助。

“放心吧， 一定会给的！ 国家三令五申不许拖欠农民工工资， 谁敢不听啊。 再说啦， 半年， 183 天， 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 有时加班到深夜， 一分钱不给， 那老板一辈子也不得安生啊！” 我信心满满地宽解他。

“真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你是城里人， 对事看得透。 等这次的事了结了， 我还是回村老老实实种我的地去， 普天之下， 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呆着踏实。”

“一定会是真的！ 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信心。”

表兄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脸上恢复了走南闯北、 经历过大江大浪的淡定。 离开时， 步履坚定。

好消息很快传来。 因为态度坚决， 表兄的地保住了。 经过他的劝说， 很多想卖地的人犹豫了。

“马上要大功告成， 毕竟人人都想有个家！” 表兄有了一点小自豪。

工钱也有了眉目。 那个公司老板已经答应， 最迟三个月后， 钱一定打到他卡里。

表兄在电话里豪情满怀， 以往的担忧、 不快一扫而光。 他说我先在老家呆一段时间， 哪天想出去闯闯了， 没准还投奔你来。 临了叮嘱： “没法陪你散步了，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一定要买个房子， 在城里安个家。”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我依然习惯夜间看风景。

难眠之时， 我有时会连续做几个弯腰的动作， 想体验一下频繁挺起的感觉。 我发现自己最大的承受力是20 下， 我想这辈子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每天弯腰3000次的滋味。

忽然潸然泪下。

想起表兄说 “梦中醒来说不清哪里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