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生存论意蕴：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幸福”内涵及其现实启示

2015-12-10张国顺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11期

张国顺

摘要：马克思视域中的财富范畴包含相互联系的两层内涵：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财富，即通常意义上经济学层面的财富；以自由时间为尺度的特殊性质的、“真正的”财富。财富观念的两层内涵充分彰显财富的主体价值、人性回归和生存意义，共同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主体幸福，从而促进和实现财富与幸福的和谐共生。以此为指导，树立“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和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构建“幸福中国”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财富；幸福；生存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68-03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创造了一个丰裕的财富世界。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虽然幸福离不开财富，为什么愈益增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当下所热议的“幸福悖论”问题。“幸福悖论”反映了财富与幸福之间某种矛盾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财富范畴的真正内涵，从而检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内在联系。换言之，研究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实现“财福同进”，并不在于淡化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意义，而在于正确理解财富，合理对待财富。

一、作为幸福手段的财富

财富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生存条件，是人的生命的外延扩展。缺乏基本的物质财富的依托，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维持生存所依赖的基本手段，无视财富无疑是无视生命自身的表现。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财富是维持生存，获得幸福的重要手段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典籍《尚书·洪范》就把“富”作为“向用五福”之一。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也认为，“中等财富”是“幸福应该具备的五个要素”之一[1]。明确把财富作为幸福手段之一且系统地展开阐述的当属亚里士多德的外在善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事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事物的多样性决定了目的也有很多种，如财富就是理财术的目的。然而，“在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2]，这就是“最高的善”。幸福作为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自然属于这种“最高的善”，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其他事物而选择它。虽然亚里士多德把幸福作为“最高的善”，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幸福也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许多高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3]。很显然，亚里士多德明确把财富作为实现幸福的必要手段之一，强调了作为“外在的善”的财富对于实现作为“最高的善”的幸福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重视作为“外在的善”的财富对于幸福形成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也就强调了幸福所需的物质条件。但是，亚里士多德始终将财富定位于“外在的善”，对于幸福来说，财富只能是从属善、手段善，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最终目的。“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4]。因此，作为外在于幸福的财富对于幸福的影响是基础层次和工具价值上的，是有限的，不能将这种基础性和工具性意义提升到根本的决定性层面。

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上，此后绝大多数的思想家基本上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财富视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之一，如西斯蒙第明确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根本不考虑人，而只注重财富无限制地增长，“似乎忘记了财富的增加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责问英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却“为了物而忘记人”，“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5]。归纳起来，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意义及其局限性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财富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2）幸福的主体感知性决定了财富对于幸福意义的相对性；（3）幸福的整体性要求决定了物化属性的财富的重大局限性。虽然思想家们从理论上澄清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幸福的最大化并不是财富占有的最大化。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人们的“财福悖论”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生存论视野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财富范畴的内涵。

二、财富生存论意蕴的遮蔽与解蔽

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上，马克思首先同样充分肯定财富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之一。可以说，财富始终是马克思的解放叙事和幸福生成逻辑过程中的物质基础。然而，在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财富的生产与创造已背离了人之幸福的根本目的。

现代社会较之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财富在数量上的激增，其最直接的表现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7]最初的财富生产的目的只是单纯地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物质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8]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风作怪”[9]。在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里，工人“在他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0]。资本积累的绝对的普遍的规律就是最终导致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财富的不断积累；一个极端是贫困、奴役以及劳动折磨的积累，亦即痛苦和不幸的积累。由此可见，现代世界的财富生产彻底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使得人同物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颠倒。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反幸福本质昭然若揭。

资本统治逻辑语境下的财富创造遮蔽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和生存意义，在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和开创性地展拓财富概念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抛弃“物的逻辑”演进进程中的单纯“对象形态”的理解范式，确立“人的逻辑”演进进程中的“主体存在”的理解范式，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人性回归，揭示了财富的幸福内涵。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财富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是靠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这种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即是物的使用价值，由此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11]但是，马克思并未囿于财富的这种外在物质表象，而是透过现象，进一步揭示出“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12]。马克思以三个“财富不就是”的反问句来强调我们应该在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视野中径直把握财富的“主体存在”本质。“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13]？如前所述，“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是指将财富视为神秘的“物”加以盲目地崇拜，认为财富不是幸福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可以操控和主宰人世的一切，完全抹煞了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或者说“自主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别。与此完全不同，“马克思从人与物的关系看待财富，重视的是人的主体地位，重视财富生产的历史过程，关注这种进程中人的存在状态，强调蕴藏在财富背后的人的价值追求，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创造财富的终极目的”[14]。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否认财富的重要性，而是直接明确了未来财富概念与现代财富概念之人学内涵的本质区别，强调分析财富生产与主体性的人及其发展的关系时，应该摆正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决不能本末倒置。而且随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和社会生产日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运用，生产和物质财富的宏大基石将真正表现为“社会个人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才强调指出：（1）“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5]；（2）“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6]；（3）“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17]。尽管马克思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却表达基本相同的内涵，即“人本身”就是特殊的、最大的财富，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财富”。正是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人的需要、才能等得到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得以增强，人的创造力得到极大的发挥，外部性物质财富转换为人的天性的财富，从而人在创造财富的劳动中不是感到不幸，而是感到幸福。随着对于财富之“主体存在”本质的完全揭示，马克思明确指出未来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可以说，“自由时间”的多少是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也是人的幸福实现程度的标志，当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成为事实时，人们将真正在闲暇时间中体验生活的乐趣，享受人生的幸福。

综上所述，马克思视野中的财富范畴绝不仅仅是作为客观的物的物质财富，而是具有丰富的主体性内涵和生存论意蕴的综合范畴，尤其是把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自由时间”作为“财富本身”，马克思更是开创性地拓展了财富的概念体系。如果我们从这种视角来理解财富范畴，那么所谓的“幸福悖论”或者说“财福悖论”就不会产生。反之，这种财富越是得到发展，人们就会越幸福。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财富与幸福的关系，而应该从生存论视野出发，在对财富具体的、合理的界定中把握财富的幸福内涵。

三、财富生存论意蕴的中国语境

市场的逻辑发展、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改革的纵深推进催生了财富的巨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财富观念的转变，财富欲望、财富力量、财富崇拜、财富梦想等关于财富的观念交织而成一个巨大的“财富幻象”，这是当代中国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和财富象征的货币让无数人对其顶礼膜拜，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的“货币拜物教”。人们常常把拥有货币（财富）的多寡看作是否幸福的标志，误解了幸福的本真内涵。在此语境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正如赵汀阳所言，“财富、技术和享乐的疯狂发展很可能是幸福的错误替代物，它们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18]。宏观层面上，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和执政理念，无论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解决当前中国“财福悖论”问题，构建“幸福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建构积极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一，树立新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为了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惜以牺牲人的幸福、生态和社会环境为代价，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失落。因此，必须从“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走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由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本位”的发展价值观转变为现代的以“民生幸福为本位”的发展价值观，由注重GDP、GNP转向强调GHP（国民幸福总值），明确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最大化。当然，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并不是否认“物”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患不均”，而且更“患寡”，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对于人之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发展中的问题仍然需要用发展的手段来解决。

第二，树立新的财富观。马克思对于财富“主体性存在”本质的揭示表明财富的存在形式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精神形式存在的财富，而且更是指人自身的财富，换言之，财富不仅是指客体性的财富，更是指主体性的财富，也就是以人的能力为主要存在形式的财富，这是一种积极的财富观。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素质的全面提高即“社会个人的发展”作为最大的财富，作为财富创造的真正基础和活的源泉，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人的幸福程度[19]。

第三，树立新的消费观。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即使到了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的“需”仍然是人的合理需求的满足。而在当代，满足合理需要的消费演变成“消费主义”，欲望、地位、声誉等消费所体现出来的符号象征意义代替了原先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虚假的需求”的满足使人们普遍患上了“不幸中的欣快症”，从而背离了人的本真生存方向和幸福的真谛。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克服“消费主义”的影响，引导人们适度消费，综合地满足人的合理的需要。

第四，树立新的闲暇观。马克思的闲暇观依赖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的多少。当然，以自由时间为基础的闲暇绝不是随意地消遣，更不是无所事事或者低级趣味的娱乐，而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20]。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地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同时引导大众树立科学的闲暇观，在自由时间里发展自身，享受生活的幸福。

这样一种宏观层面“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方式和微观层面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它所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幸福祥和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存在方式。

参考文献：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3〕〔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19〕〔20〕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6〕〔8〕〔13〕〔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余源培.构建以人为本的财富观[J].哲学研究，2011（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