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伟　孙永刚

摘 要：辽上京是中国北方草原上由契丹族建立发展起来的城市，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城市，畜牧业的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辽上京并不排斥农业，而是农牧并重，并不断扩大和发展农业。本文试对辽上京农业发展的特点进行探讨。

关键词：辽文化；辽上京；农业；品种；因地制宜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13-04

辽代上京道地区，简称辽上京，是辽朝行政体系中设立的五道之一。设立于公元938年，中心区域设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所辖范围以西拉沐伦河流域为中心的契丹本土地区，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东北三省部分地区、蒙古国部分地区。

辽上京属于生态敏感地区之一，在地形上，是东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在地貌上，分布着科尔沁草原与科尔沁沙地；在气候上，400mm等降水量线穿过其中，该区域属于半湿润气候和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地带，加之维度较高，呈现处的是低温、干燥、风大、无霜期短等一系列气候现象。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城市，在如此生态环境下，却能展开农业种植，并取得显著的成就。因此，辽上京农业特点值得研究，本文意在探讨这一问题。

一、辽上京农业简介

在传统的生业方式上，契丹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牧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牧业是契丹族的生活来源，也是契丹族克敌制胜的物质条件。但契丹族并不排斥和轻视农业，建国以后，上京道的重要政治地位使得辽代统治者对其农业格外重视，在上京道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农业生产，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辽太祖天显元年（公元926年），辽统治者将大批以农业为生的渤海人迁入辽上京地区，更加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构成了这一地区农业开发的中坚力量。辽太宗会同初年（公元941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 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 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1]。史料反映了当时辽上京地区土壤肥沃、水草丰茂，是适合当时的农业生产以及大批人口生存的。自然条件的优越，外加辽代建国初期统治者的重农措施，尤其是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辽上京地区在辽代中期以前，一直是辽代的农业重点区域。

辽代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统治者一直没有放松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辽代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并入与“澶渊之盟”签订，为辽代农业创立了和平的发展环境。辽代中期，原奚人居住的辽中京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辽统治者从辽上京向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迁入了10万左右的农业人口，这10万左右的农业移民以及被列为编户的奚人，至辽末发展到了60万左右。伴随着农业人口的迁入与奚人由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向农业生活方式的转型，辽中京周围的大片土地被开垦成为农田，辽中京取代辽上京成为了辽王朝的经济中心[2]。辽圣宗时期（公元982—1031年），契丹社会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社会的转型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社会条件。史料记载，在圣宗（公元982—1031年）、兴宗（公元1031—1055年），“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3]“辽海”地区人口与农业的发展，也确实印证了辽代中期以后，辽上京地区在辽代中期以后不再是农业的核心区域，农业带已向南移动，辽中京已经取代辽上京成为辽代农业以及经济政治的核心区域。

二、巴彦塔拉遗址农业考古研究报告

近年来，随着浮选法在植物考古学中的应用，植物考古学家配合考古发掘在辽上京道所辖重要区域——巴彦塔拉，开展了系统的植物浮选工作。

巴彦塔拉蒙语为富饶的甸子，甸子是指放牧的草地。巴彦塔拉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所在地东南500米处，是一处辽代的居住址，距离辽上京城遗址约80公里。

2011年，为配合集通铁路复线建设工程，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赤峰学院考古学专业师生对巴彦塔拉辽代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遗址揭露面积为1200平方米，清理灰坑51个，灶1个，沟 4条，出土铜器、石器、骨器、金器等遗物4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在发掘过程中，采用了浮选法系统获取遗址中埋藏的植物遗存，通过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种属鉴定与分析，探讨了当时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由于巴彦塔拉遗址位于辽上京道地区，因此对研究辽代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辽上京地区的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巴彦塔拉遗址的发掘过程采用了针对性采样法进行浮选土样采集，即以各种性质比较明确的遗迹为主要采样单位，包括灰坑、沟等，进行了浮选土样的采集。先后共采集了浮选土样39份，平均每份浮选样品的土量约为5.6升，浮选的土量总计为219升。采样点几乎涉及到了此次发掘的所有区域，所以，这批浮选土样基本可以代表此次发掘范围内植物遗存的埋藏状况。这为我们分析和探讨巴彦塔拉遗址乃至辽上京地区古代生业方式和经济结果提供了充足的实物资料和坚实的科学依据。

对采集的土样在赤峰学院考古学实验中心进行了浮选，使用的浮选设备是水波浮选仪，收集浮出碳化物的分样筛的规格是80目（筛网孔径0.2毫米）。浮选结果在当地阴干后，移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分类、植物种属鉴定和分析。巴彦塔拉遗址浮选结果除了一定量的炭化木屑外，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植物种子。巴彦塔拉遗址39份样品所含炭化木屑的总量为7.788克，平均每份样品所含炭化木屑仅为0.2克，与其他考古遗址相比，巴彦塔拉遗址浮选样品炭化木屑含量比较低。

在巴彦塔拉遗址39份浮选样品中共发现了867粒各种炭化植物种子。平均每份浮选样品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约22粒。这些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品种很丰富，包括粟（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大麦（Hordeum vulgare）、栽培稗（Echinochloa crusgalli）、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和大麻（Cannabis sativa）等六种农作物的籽粒，合计596粒，占所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量的69%。其他可鉴定的有禾本科植物种子（Poaceae）、藜科植物种子（Chenopodi-aceae）、豆科植物种子（Leguminosae）、锦葵科植物种子（Malvaceae）等一些常见的非农作物植物种子，共计271粒，这些非农业植物种子占所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数的31%。（表1）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籽粒中，炭化粟的数量为213粒，约占出土农作物籽粒总量的35.7%，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24.6%。这些炭化粟粒均呈近圆球状，直径多在1.2毫米左右，粟粒的表面较光滑，胚部较长，因烧烤而爆裂呈凹口状。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籽粒中，炭化黍粒的数量为205粒，约占出土农作物籽粒总量的34.4%，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23.6%。这些炭化黍粒的形状也是近圆球状，但个体相对炭化粟粒要大，籽粒长度多在1.8毫米，宽度和厚度多在1.6毫米。表面较粗糙，胚区较短，爆裂后呈“V”状。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籽粒中，炭化大麦共计3粒，仅占出土农作物籽粒总量的0.5%，仅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0.3%，数量非常少。这些炭化大麦平均残长4毫米，宽2.6毫米，厚1.9毫米，籽粒呈椭圆形，背腹两面均圆凸，表面光滑。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籽粒中，栽培稗4粒，约占出土农作物籽粒总量的0.7%，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0.5%。这些籽粒整体平凸，胚近矩圆形，胚部爆裂明显。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籽粒中，发现4粒荞麦籽粒，形状呈金字塔形，棱脊较钝。经测量，荞麦籽粒平均长3.7毫米，宽3.2毫米，厚1毫米。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籽粒中，有167粒炭化大麻籽，其中1粒残破。约占出土农作物籽粒总量的28%，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19.1%。经测量，这些大麻籽的粒长的平均值都在3.3毫米，粒宽为2.4毫米。

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数量较少，共计271粒。其中以禾本科和藜科植物种子数量最多。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非农作物种子中，禾本科植物种子为76粒，约占出土非农作物籽粒总量的28%，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8.8%。这些禾本科种子中以狗尾草种子（Setaira）最多，共71粒。通过对形态细部特征观察，这些狗尾草植物种子，均呈扁椭圆形，背部略鼓，腹部扁平，尺寸较小，平均长约1.52毫米。另外，还有少量的马唐属（Digitaria）种子，共5粒。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非农作物种子中，藜科植物种子为140粒，约占出土非农作物籽粒总量的51.7%，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16.1%。经鉴定，其中包括藜属（Chenopodium）种子127粒、虫实属（Corispermum）9粒、猪毛菜属（Salsola）4粒。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非农作物种子中，豆科植物种子为10粒，约占出土非农作物籽粒总量的3.7%，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1.2%。这些浮选出土的豆科植物种子包括苜蓿属（Medicago）2粒、胡枝子属（Lespedeza）6粒、猪屎豆属（Crotalaria）2粒。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非农作物种子中，锦葵科植物种子21粒，约占出土非农作物籽粒总量的7.7%，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量的2.4%。这些浮选出土的锦葵科植物种子大多呈圆扇形，背侧较厚，有明显隆脊，腹侧扁平，中部有一凹陷口。

除了上述介绍的植物种子之外，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苋科的地肤属（Kochia）地肤（Kochia sco-paria）种子3粒、菊科苍耳属（Xanthium）苍耳种子（Xanthiumsibiricum）2粒、以及牻牛儿苗科、旋花科、蓼科、莎草科等和部分未知的植物种子。

巴彦塔拉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的数量占出土植物种子数量的68.7%。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中有粟、黍、大麦、荞麦、稗和大麻等六个品种，其中粟和黍遗存的出土数量相对丰富，绝对数量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70.1%，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的48.2%。据此可以做出初步判断，在巴彦塔拉遗址的生业方式中，农业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推测当时的农业乃至辽上京地区的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为主，并且已经开始实施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4]。

三、生态环境对辽上京农业的制约

与中原地区不同，契丹族是一个以游牧、狩猎为传统的非农业民族，在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州县设置的，因为有“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也未能形成城市和聚落。据文物考古部门调查，为了避开不利的环境因素，辽上京所辖属州县的设立，基本上采取了沿河与避沙这两大因素。临潢府、祖州、怀州、仪坤州、饶州、丰州、降圣州等的分布都是如此。由于农业人口多被安置在府、州、县城附近，也使得辽上京地区的农耕耕地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带。科尔沁沙地以及西拉沐伦河附近砂砾区的存在，既影响了这一地区州县在城市选址上的布局，也影响了农耕耕地的分布形式。

根据“中国地质图”绘制出的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为核心区域的黄土分布范围，可知辽上京区域多分布在海拔750米以下的黄土地带。黄土作为土壤母质，疏松多孔，草类植物可以延伸到土层深处，植物残体腐烂分解后与钙质物质相结合，聚集于空隙边缘，固在此母质上发育的黑垆土有机物质较厚，且具有较好的透水性与保水性，是一种性能相对较好的耕作土壤。黄土的特点，使历代的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都与黄土区域有着极大的依存关系，基本上形成了黄土分布地带才会有农耕遗存的局面。受土壤以及水源两项条件的制约，辽上京道地区的农业基本保持在黄土覆盖的河流阶地上，人们在此开垦农田[5]。

辽上京地区农业虽然在分布上考虑到了沿河、避沙、选择黄土耕作区域等因素，但是辽上京地区的农业面临着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就是辽上京地区由于纬度较高，加之辽代区域范围正好也是我国农牧交错带北线的穿越范围，生态环境较为敏感和脆弱，直接影响到了农牧业的生产方式。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在辽代以前和辽代前期西辽河流域存在气候适宜期，辽代中期以后才逐渐转向干冷的。据史料记载，在唐代，赤峰市翁牛特旗就有“平地松林”的美誉。辽代前期，在赤峰市设置松州，就因当地树木繁茂，盛产松木而得名。宋代的沈恬、苏辙出使辽国，对辽国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有过“木植正茂”的描述。但是辽代时期的环境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到了辽代后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辽代后期，气候日益寒冷干燥，这样的环境变化对农业的生产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辽道宗（公元1055—1101年）时期开始，灾情就日益增多，如咸雍二年秋七月“以岁旱，遣使振山后贫民”[6]；咸雍十年夏四月“旱”[7]；大康六年五月“以旱，祷雨”[8]；大康八年九月“大风雪，牛马多死”[9]；大康九年夏四月“大雪，平地丈余，马死者十六七”[10]；大安二年八月“以雪罢猎”[11]……到了辽恭宗（公元1101—1125年）时期，气候更加肆虐，各种灾害频发，如乾统二年三月“大寒，冰复合”[12]；乾统三年秋七月“中京雨雹，伤稼”[13]；乾统八年六月“射柳祈雨”[14]；九年秋七月“陨霜，伤稼”[15]，乾统八年八月“雪，罢猎”[16]……辽代末期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限制，农业呈现出了一片凋敝的惨景。

中国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水旱灾害记录，得出了公元850年到公元1200年我国的农牧交错带地区是逐渐转变干的[17]。公元6世纪末到9世纪初（隋至中唐时期）气候温暖且较为湿润，10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宋元时期）气候又相对温暖，较之前期，农牧交错带位置明显地向北、向西推进；特别是10世纪中叶，气候最为温暖，农牧交错带北界也达到了我国的最北位置，随后气候相对干燥或趋于寒冷，农牧交错带则向东南退缩了[18]。由于辽代后期气候的恶化以及农牧交错带的南移，辽代农业的重心也由纬度较高的上京道地区转移到纬度相对较低的中京道地区。此外历史地理研究者根据14C测年、花粉分析、环境考古以及解读宋人出使辽金的文献与《辽史》中辽代皇帝行猎、捺钵的范围证明辽前期西辽河流域存在气候适宜期，辽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干冷。当时是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了科尔沁沙地农牧业空间布局的变化。

大量的文献记载与植物考古学材料表明，辽上京地区的生业方式中，农业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推测当时的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为主，并且已经开始实施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在作物种植的过程中，又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发展农业，农田的选择充分考虑到了沿河、避沙、选择黄土耕作区域等因素。

辽上京地区的农业受环境的制约影响较为明显，辽上京地区在辽代前期环境适合农业生产，加之统治者的重视与百姓的贡献，使得辽上京地区在辽代前期成为辽国的农业重点区域，人口与城镇的建设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到了辽代中后期，随着气候带的南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辽上京地区的农业地位被辽中京地区所取代，农业人口也大量向南迁入了辽中京地区，进而辽代的政治中心也南移到了辽中京地区。这些虽然有中原汉化、战争战略等政权发展的需要，但气候的影响与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辽代统治者由辽上京迁都辽中京的主要因素。对于辽上京地区农业特点的研究，随着环境考古学与植物考古学的展开，今后会不断获取更多相关的辽上京地区农业特点的知识。

参考文献：

〔1〕〔6〕-〔16〕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韩茂莉.辽代前中期西拉沐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探讨[J].社会科学辑刊，2001，（6）.

〔3〕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孙永刚.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植物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2013，（8）.

〔5〕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7〕〔18〕郑景云.过去2000年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错带位置移动[J].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2006，（10）.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bstract： Upper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is china's northern grasslands by khitan people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ed city， as the northern nomadic people city， animal husbandry occupies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 but Upper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does not exclude agriculture，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and constantly exp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Research of History of Liao； Upper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Agriculture； Variety；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